周学熙为支持发展北洋实业，把天津官银号积累的大量资金变作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中介信用机构，添设商务柜——经营贷款，由银号向工厂拨借资本。
例如1906年7月，周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及军民、公私建筑所需水泥剧增，一定能捞到大钱。他一面竭力压低原资本股值的作价，以淮军银钱所存款74803。62元，作为老商股的赔偿，并从中支付2万元，作为酬谢德璀琳在收回细绵土厂过程中的“辛苦费”，从而清理了旧案，当上了启新的总理；另一方面，凭藉其掌管天津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之金融大权，分头借拨官银号银50万元为行本（即建厂所需的流动资本）、淮军银钱所银50万元为坐本（即一切经营所需的固定资本）。后为统筹划一，其坐本亦改由官银号以年息五厘贷出，而且前三年只付息，不还本，至十年期满，本息还清。周获得这百万元的贷款，按当时长期放款的一般利息为月息八厘至一分二厘，而对启新的贷款，既无抵押，又长达十年，反不及一般借贷利息的半数。能享受如此特殊又特殊、优越又优越条件的贷款，是其他一般企业所不能得到的。至1907年7月，仅过了八个月启新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原因是一则启新100万股本已全数齐集，另则传闻袁世凯将调任外务部尚书。周担心袁离开天津后，启新前途未必不生变化，因此，他宁肯舍去官银号优厚的借款而将启新全部转为私人资本，以防日后因官场变化而可能发生的风险。
又如，滦州矿务公司1907年9月创建时，周学熙等人为“以滦收开”，藉以挽回利权，把滦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先由天津官银号借垫股本银50万两，年息也是五厘。在《天津官银号详呈开办滦州煤矿有限公司办法》中明确规定：“创办之初，款由银号筹措，事即由银号主持兼办，并委监督一员，驻矿总理一切，遇事仍秉承银号示行。至矿内应用矿师及司事人等，由监督酌拟细章禀核。”因周学熙、孙多森既是该号的督办和总办，他们当然也就是滦矿的总理与协理，分省试用道孙传檙为驻矿监督，按照官督商办的形式进行编制。这样，天津官银号通过自己的信贷活动，运用金融资本控制该矿，监督其经营管理、资金运用、人事任免等，俨然以工商业之主宰自居。
周一到任，就充分发挥了“绅民协同”精神，用商办的名义，确定招股只招华商，不收洋股，凡附股者，不论职官，或绅民人等，皆得入股，署名股单。结果，仅几个月就全部募齐200万两的招股。1908年9月，滦矿又计划招股300万两，公称资本500万两，但由于英商的破坏活动，闹得群情疑惧，无人敢冒险投资，实缴股本却不足300万两。周便采用了超经济手段，仍借助官银号把股款分派到各知事及有力士绅分担。最后，以“直隶绅界”的名义，附股80万两，实际上是由盐斤加价银和学款银中筹出的。其余之大半，皆系北洋著名官僚私人出资。当时的大股东中，有袁克定、周学熙、龚仙舟、李士伟、陈一甫及大盐商李颂臣等。
同年，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实现“以滦收开”的计划，上书直督杨世骧，建议由官商合筹，招股100万两，成立“直隶滦州矿地公司”。其《招股章程》规定：“不论官地民地，凡关系矿产者概归本公司收买后再转给矿商开采，作为地股。如有私相授受者，由滦州地方官查究充公，将该矿封停。”[5](www.xing528.com)
还有周学熙于1908年3月奉农工商部奏调总理京师自来水公司之建设，拟专招华股银洋300万元，分作30万股，每股10元。周惟恐股额难筹，他指拨仍由天津官银号先垫借资本银50万两，官率仍作五厘。结果，交股非常踊跃，不仅迅速招齐股本300万元，而且多招了商股30万元，为维护商利，减少官利，周以此偿还官款，退回官银号。
综上所述，从1907至1908年，周学熙为创办启新、滦矿和滦州矿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大约从天津官银号贷拨股本银117万两。在其带动下，各公司在一年内即分别招齐各自的股款，其总额约计692万两，[6]形成“官商联资体制”。
伴随官银号的金融资本投资于启新，开滦，促进了水泥、煤炭工业的发展，使周学熙资本集团攫取了高额利润。如水泥仅1919至1925年间，盈利即高达10278316元；[7]在1924年，启新工业资本额已达800万元，占全国水泥工业资本总额的55.7%。[8]又如，煤炭自1912年滦、开两矿联营后，利润高得惊人，联合第一年的利润将近300万元，滦矿分得40%；以后它的利润与年俱增，1913年为460万元，1914年为533万元，1915年为510万元，四年之间利润共计1600余万元，滦矿得利600万元以上；1932年，滦矿累计盈利4600万元，相当于实缴股本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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