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
我们搬进北京翠花街屋时有一希望，无论如何在一年内决不搬家，以打破五年来一岁数迁之例。很愿在这古朴城中作个太平之民，流连景物兴致略过，已在收束身心，务减少无谓的人事应酬。明令恢复膺白的军阶后，例应穿军服入见黎总统，没有军服，向陆军部蒋雨岩（作宾）次长借，试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回国后他不犹豫做两条马裤，然斟酌未做一套礼服。不到几个月功夫，在政府的几个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击，欲效奔走而无能，对政海看得更可怕。我们讨论实业不成，又想回到读书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无兵之黎当然不及有兵之段。不知是谁的策划，黎召张勋入京。张勋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联军打退，后来盘踞徐州，俨然举足轻重，所部皆留辫，示不从民国，人称他辫帅。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虽已尽成北军势力圈，然经过徐州更令人有戒心。津浦通车过徐州站停较长时间，辫兵随意上车，人莫不厌恶。我们往来南北，所乘卧车包房有门，他们随意开门索报纸，与之则去。这样的将心与军纪，是凶非吉，不言可知。黎氏召张勋入京消息见报，我不假思索谓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们在这里又住不满一年。”果然复辟祸起。想不到张勋如此无计，亦不知其订计时上了多少人的当，不旋踵而瓦解身遁。然清帝复辟，岂容我们稍存犹豫！我们匆促离京到天津，并无计划，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无任何联络。只有一点信心，江南人民，决不赞成复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处甚多，朋友亦甚多。在翠花街只住十个月，终未达到一年之愿，可惜院子内已经搭就凉棚，北京的凉棚最讲究，凉棚下歇夏是别有风味的。
这次，家里增了人口，还有牲口，我须维持后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觅屋居家。我对天津虽甚熟悉，但没有住过租界。天津有八国租界，即庚子为拳乱而来之联军八国，各自为政，与上海租界不尽同。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而这次则不得不在租界觅屋。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从容选择住处。她们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欢，毗连的法租界同样闹杂。膺白动身前曾与我往访他同学唐少莲（凯）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区，我读书时唐家已在天津，天纬路女师大门上的门额，即少莲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笔，企林夫人是膺白母亲娘家亲戚，还小一辈。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帮我到处打听空屋，这时由北京逃难到津的人甚拥挤，屋极难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马路看到一排出租房屋，是两楼两底半独立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与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间间合用，我立刻订一年合同，租下来。
意租界范围甚小，开辟亦甚慢，无商店市面，在天津称为河东区。租界当局禁赌独严，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员们在那里有很讲究意大利建筑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听说一个要人曾被警察请去面交罚款，毫不通融。出租的屋亦比较易空。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次住有自来水浴室的房子，把佣人减到男女各一，老妈妈烧饭洗衣而外，做性元[2]的鞋袜，男佣人蒋俊明买菜打杂，还时时喊无聊。俊明是北方有习气的听差，人很能干，在我家有点大才小用。我和膺白都是不轻易解雇佣人的人，他不辞亦就留他。
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客厅里五件小型黄杨木弹簧椅，是我在上海旧货店购来，原为临时局面，始终舍不得换去。在北京时添置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垫，做上黄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两个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们好整好洁的习惯，常脱口而问这是你们客厅？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发问的一个。我们的饭厅做过客房，床不够时，长餐桌上亦睡过人。这所小小房子，一搬进去就很热闹，有自北京来避难的亲戚。膺白不在家，而复辟亦眼看不会成功，大家的气已松，每日没有事做，有两组音乐。熙文[3]懂点京戏，她同学中的旗族故家，家里都会哼几句，传授她一些辞句。那时老生刘鸿声的唱片大行，我家里亦都买有。一张“斩黄袍”的唱片，在唱机转盘上一遍两遍不停，连我听到烂熟，有时为唱片讨饶，让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钧刚毕业北大，找到顺直水利会工作，离我家很近，寻宿舍不着时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嘉兴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学曲，很少小辈愿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着学过几段，性仁会的几段，我和性元亦听到烂熟。我学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细而难吹，常在水龙头冲水，望其易于成声，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细细为我补好。这一组音乐比唱片更难听。
天津市区有两个车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来京津或往来南北的朋友，很容易来看我们，吃顿便饭或住宿一夜。那几年是膺白身体极健康的时候，兴致常好，还没有生活古怪的名声，古怪实是身体不好之故。我们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我们自住，一间名为熙文的卧室，她一开学即为膺白用功之处，有一张七只抽屉的书桌和一书架。梁任公[4]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欧洲回来，一口与范静生（源廉）先生晚饭后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书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请他们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状不齐，套着纸卷，标上记号的参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极整齐，惟写文字最爱惜废纸，利用废纸，他以用全家破笔及残余抄本信笺为得意。这习惯使我现在整理他的遗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电稿，有大可糊窗，有狭长如带，有正反面俱写，有不同性质而写在一起交给译电生的稿。这定是从小受了他母亲惜物和敬惜字纸之教。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律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满清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道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纬路访莲峰、迂怀，膺白常同行去访他的一位朋友张敬舆（绍曾）先生，张家住河北四马路。膺白不去，则敬舆先生来访，来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盘腿坐炕习惯，据说谈得起劲，他会脱鞋坐在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我不参加他们谈话。他们谈到饭时，同去吃西餐菜，餐毕膺白回家，让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几次劝他，虽终未听，亦不以为忤。后来膺白写稿事忙，与他约两星期相晤一次，是他来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约，倘两星期中不改所劝，则进门他鞠一躬，否则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认错，后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军人中少有南北新旧之见的一个，冯焕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镇统制时的营长。辛亥革命，二十镇驻滦州，有人论他优柔寡断，不能在北京之背树起一帜，有人谓其电请清室颁布行宪十九信条，甚有力量。膺白对同志或同学，不论派别，不论先后，极易生感情作朋友，张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学。半世纪以前与今日不同，二者均属难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从同学而得。敬舆先生亦有劝膺白之事，他劝膺白“和光同尘”，即使心里不以为然，勿使对面的人感觉，他写信给膺白后面请“谦安”。张家有一件难得的事，儿子收入都交给老太爷。老太爷很会计算，据说他在租界买地，租地造屋成了闹市，获利甚丰，而日用开支甚紧，车子坏了修理太贵，老太爷说不要修吧，敬舆先生出门就雇胶皮，胶皮是北方的黄包车。我偶然到张家，太太们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让茶让烟，吃饭定要添菜，诉苦说老太爷规定的例菜是难以下咽的。
天津租界有一男一女的学校，我同膺白各人拥护其一，而亦互相帮忙。竞存女学在日租界芙蓉街，前面已经提过。浙江旅津公学在英租界耀华里，校长穆穆斋（耀枢），浙江鄞县人，自我介绍来访膺白。有事见商，膺白无不尽力，要他对学生讲演，亦从不推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两千年前浙江所以自强之道，正是今日之教育和经济，他常对学生说及。他把租界教育看得极重，对在租界办学之人格外同情。一次我一木箱书忽然不见，是我父亲给我的二十四史，原来旅津公学扩充图书室，他自己捐赠一些书，亦替我送了一份。我赶紧从性仁处索回她借去的汉书，补足全璧。有一年的暑假，膺白想游泰山，他不要我陪，请穆君同行。他们上山下山均步行，来回坐三等车，请穆君管帐，从天津往兖州曲阜，游泰山，谒孔林而归，规定旅费不得超过一百元。膺白以这次旅行回复学生生活，得意得很，坐在泰山顶上照了一相，在山顶云中写信来家，给熙文信自称“仙父”。他给庙里道士写“泰山绝顶之印”六个字，叫他办点纪念品，盖上印章，卖给游客，胜于取出香火簿向人化缘。在经石峪拓了几张石刻，集句为联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后面四个字他后来在政治上颇为用功。要保持独立的见解，必先去自己的得失心。张敬舆先生看见这副对联，索了同样的一副。膺白在山顶写了“民国泰山”四个字，道士刻好拓片寄来，他的字本不好，刻的更坏，我见了句和字要笑。他另取纸写曰：“中华民国七年夏，与鄞县穆耀枢君参岱，见历朝碑刻林立，独民国尚缺如，而其时国人正因青岛问题，呼号奔走，无有宁日，遂默祷于泰山之灵曰：愿民国安如泰山，愿泰山常享民国。祷既毕，书此四字，勒石巅右。”我看他写到两句的“愿”，知他用意，不禁叫好。他原意要写勒石山巅，被我一喊，脱落山字，怪我前倨后恭，分了他心，失落了字，我急问刻石方向，为想出右字补上，勉强可通。裱成横幅，亦有人看了喜欢。
从泰山回来，膺白开始写其《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这本书一连写了三个来月，十一月初写完结论和作者趣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颇风行一时，得到不少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来信鼓励。这是民国以后他初次写书，向国人申述当前的世界大题目——欧战，和他自己对国家的意见。想不到这一类书在当时是如此需要，得如此同情，虽然寄卖七折八扣，这本书是赚钱的。教育界如蔡孑民、范静生、胡子靖（元倓）诸先生愿为他公开介绍，以下节录蔡先生的来信：“大著《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详读一过，无任佩服。此大战争历四年之久，各国印刷品之关系战事者何啻千百种，吾国亦参战分子也，以弟所见国人关于欧战之著作，翔实而有系统者，惟大著及叶君景莘所著《欧战之目的及和平之基础》而已。立于吾国国民之地位，审观外界以往之动状与将来之趋势，而图所以自立，此两书所同也。叶君之著，以国际政策为范围，故尤详于国际间之宣言及所提条件，足以供关心和平会议者之参考。大著则广及政府与社会种种造因食果之实例，以定吾国努力改进之标准，故言约事赅，而义蕴尤为宏深，读者所受之影响必较叶君之作为尤巨也。抑弟尤所感动者，大著于教育人才之养成一条，提出国民具备两种相反对性质四种也。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鹜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断断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得足下之说而推暨之，其裨益宁有既耶？”
这本书的内容，一半以上是叙述欧战，现在大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虽开始于欧洲，而亚洲的日本、中国、土耳其，美洲的美国，都参了战，其他非亚各殖民地亦随着各宗主国而动员，在世界是差不多“总动员”的。书中首述战争之因，以及战时的“人荒”、“物荒”种种补足和救济方法，故战事的本身，亦不比从前之只在前线，而是后方全体总动员的。“总动员”三个字意义，从此给人一种了解。在叙述战事中，一章“各参战国之意义及其价值”我最喜欢。他强调比利时的抗战是德国失败第一原因。比利时系中立国，德国破坏比国中立，假道以攻法国，是一捷径，是法国防备的一个弱点，不料比国坚守列治炮台至两星期之久，比国虽全国沦陷，而法国可以及时调兵。膺白在其文中曰：“春秋无义战，不图于二十世纪中比利时见之”。这位因沦陷而流亡而复国的比王阿勃脱，二十年后去世，北京的比国使馆举行一次吊仪，膺白往吊时还引用这段文字。
中国是最可耻的一个参战国，除一批华工，我们无一兵一卒出国门。当政的段祺瑞即世称之安福系，主张参战，借巨额日本外债，即世称之西原借款——参战借款，练兵征伐南方。我们的战线是在本国的长江向南，而借款则许日本以后来成种种纠纷的权利，亦即五四运动之所由起。膺白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名曰：“吾国兴亡之关键”，中有：“朝野共同之大责任”一和二两章，蔡先生函所言教育人才之条即在其中。
膺白曾请蔡先生解铃系铃，只有蔡先生还可以劝学生回校读书。五四运动有文化与政治两面，而运动的中心则在北大，蔡先生是北大校长，不独北大学生敬服，亦全国学术界所景从。蔡先生一封公开的劝学生回校复课书，写得情理并挚。当时的人见到青年抛荒学业，是国家莫大损失，同有此心，不仅膺白一人。我只知膺白用“解铃系铃”四个字，和听孟和传述蔡先生“极以其意为然”的话。
老朋友徐青甫独责备膺白书价定得太高，要他减价，为读书的青年着想。严范孙（修）先生遣价送信购书一百二十册，膺白看信十分感动，楼下正有客，他叫佣人拿信给我看，带纸笔下去，他写回信。这时我们的饭厅常充临时书房和书店，我是包书的伙计。我看范老鼓励膺白，如同鼓励我，因膺白有客，为省他力，我代他拟了回信的稿。膺白用了我所拟稿，还拿给客人张敬舆看，张看了范老的信敬叹言：“前辈风度不可及。”后来膺白给他的信，他常疑是我代笔，则是不然的。
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改变国境或政制之国，从历史说到地理和政治，还有战后新发生各项问题。关于中国，如青岛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各成单章。甚烦累与第一本大不相同，早起迟睡，差不多一年光景。膺白的草稿，其实十分清楚，但两书都由我誊录一遍。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一小段的电报，往往要修改一节稿。这些，虽然后来脱稿时尚未定局，而只能注明是那一天为止的局势，但写的人总希望给读者以最新最确实的分解。他想将画地图一事交我，这是他自己的专行，比我快而好，我一试而即缩手，书中几章最详之图，均他亲笔。近年中印国界纠纷，颇令我记起那章“西藏”部分之图。我替他看同时人的作品，怕重复则劳而无功。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自己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膺白草《战后之世界》甫到半程时，添了两件外务：其一义不容辞，在天津学界俱乐部作定期讲演；其二强而后可，应召往见徐菊人（世昌）总统；两事均出严范老之鼓励。范老是前辈中爱国最热诚，而持身最谨严淡泊的一位，膺白敬慕而心仪，常往谒，范老亦有时来访。南开其时尚只中学，正蒸蒸日上筹办大学。这个从严氏家塾蜕化而成的一个北方有名学府，范老实是倡办人。南开有话剧，膺白与我必为范老所邀而自陪之客。我第一次认识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即在戏台前，范老所介绍。伯苓先生说见过，隔一会又走过来说，见的是陶太太我的妹妹。我姊妹生得很相象，孟和[5]早在严氏家塾读书，是范老的学生亦是伯苓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先认识我妹妹性仁。南开的话剧、乐队、童子军，都很好，在中国是初次看见，有戏时，出入都由童子军维持秩序。我还记得乐队中奏梵乐，和尚以外奏梵乐是罕有的。话剧系师生合演，似比职业家更多一种书卷气。
膺白草第二本书时，内外时局益坏，外面是日本在国际的邀功，里面是当政者误国的结账，吃亏的中国百姓，有些人还不知所以然。一日范老自己来，要膺白到学界俱乐部作定期讲演，目的为使天津全市中小学教员早些了解世界新形势。感于范老的热心，膺白欣然允诺，一共讲了九个星期日。战后的世界地理，天津最早改正，一张世界新地图，当时以欧洲改变最多，由天津中华书局印行，皆此讲演之结果。以下节录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王叔钧（章祜）在速记讲稿上所作序文，以志其事：
“杭县黄膺白先生素究心经世之学。……去岁曾著《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以飨国人。今年和议告成，复就各国改造大势，编排论列。……范孙严先生深佩之。以吾教育界同人生于此际，又有改进国家社会之责任。……乃嘱章祜及天津劝学所华芷舲所长，约集津埠各校诸同人，敦请膺白先生就其所已搜集编排者，于每星期日莅学界俱乐部讲演，计九次，历二月余，……听者历次有加。先生之意，切望听讲同人，以其所受者还以转输于多数之群众。……排印此编即本此意。”
膺白每次讲演，费星期日整个上午，范老坐听，无一次缺席。学界俱乐部例不备茶与烟，膺白请守规则。范老说：在清季他反对鸦片，但对两个人通融：其一是严几道[6]吸而译好书，其二是谭鑫培吸而唱好戏，都有益于大众。坚请膺白自由吸卷烟，台上供茶水。讲演所用一张地图是膺白自画，以国产毛边纸两页凑成，钉在墙上，用毛笔及彩色随讲随画。(www.xing528.com)
徐菊人[7]先生为总统，提倡文治，范老是其旧交。一日范老来，要膺白到北京去见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与东海素昧生平，写稿正忙，颇有难色。范老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膺白入京前一日，范老嘱咐：“东海健谈，喜打断别人说话，此去不管他接话离题与否，要说的话务尽量说出而归。”这是膺白识东海之由来。是范老在中间，把国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热，受介绍与被介绍的人未必都对得起他。膺白一生亦常自动介绍他所知道的人才于当局，一个人起劲于中间，本人不定知道。此意或者从范老学来。我最后一次见范老在民国十四年夏，范老住北京西山卧佛寺，我家住香山玉华山庄，阖家同去谒见，范老牵着熙治手，一路问话，送到大门。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馆及图书馆。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的信，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8]老为清帝出宫，事先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范老曾为膺白书一对联曰：“中令常读鲁论半部，将军惟喜春秋一书。”以孟和之故，亦称姻兄。民十五后，我家南归，有便人北行则函问起居，不久范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终生不忘。前辈模楷，难状什一，因天津讲演及与东海关系，琐琐兼记及此。
东海欲将图治意见笔之于书，要膺白拟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书完稿。经吴世湘（笈荪）秘书长几度接洽，拟定一张分工起草的名单，由膺白总其成。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于总统府集灵囿，专为书事，此书名曰《欧战后之中国》，有英法两种译本。我未见各人的拟稿，仅听有叶叔衡（景莘）先生的经济材料。关于教育部分，本请孟和，孟和给膺白信说：东海为其先人旧交，他到英国留学得东海之助，然不愿受任何名义，有所知当贡献。膺白将孟和信呈东海，东海喜曰：“故人有后。”东海自己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膺白亦只受食宿招待，不受名义待遇。故有后来得东海助出国考察战后经济之事。
民国八年，膺白同时写两本书。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气，在我看来他甚矜持而不畅。又有定期演讲，又五四运动后各界请临时讲演，他亦务不推辞。学生会的代表，还有朝鲜青年，来访他都不拒。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事，都交给我。两个人忙得寝食不遑，酬酢都废。膺白不复与张敬舆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莲峰、迂怀，亦成为他的听众，而不作我的食客。膺白惟一的嗜好骑马，本来常在清晨，后来一早先伏案，把骑马放在午饭后，筷在手里就喊套马，吃饭极快，我力劝。他告诉我少年时吃饭，在碗内以筷画一十字，一碗四口。这些原因使他从此得胃扩张病。我们家在天津始终未装电话，亦有很久时期不用车，一半为俭，亦一半为静。后来那个能干的男仆有心要作成一件生意，他说家里有的是马，不拉车并不省钱，有一辆车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经他的手，我们买一旧车。膺白不大耐烦坐这轿车，前面两个马伕，车里两个或三个人，一匹马的负担太大，走得亦慢。有时出门和我约好，我先坐车走，他坐电车赶上，半路相值，挥手得意。天津虽与北京相距不远，亦有很多退隐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气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这是我们前后三次卜居于此最大理由。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至民九，搭头搭尾是四个年头，这时国际是大战，中国则内战。北京的政府，人称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军系中之皖系，当国时有他的国会和议员，所在地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军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以后北京当政最久之人。皖系并非尽安徽人，实系北洋的一派。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学生开始停课游行的一个运动，人称“五四运动”，发动时有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我和膺白虽未列名入队，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共鸣。膺白书里叹息痛恨于内争，称为“万恶之内争”，记述安福时代中日换文，中国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说：“我不知谁欣然而谁同意？”这几个经手和签约的人，就是五四运动开始攻击的第一目标。这年的双十节国庆，膺白被请至青年会讲演，这日当局恐群众滋事，将几处交通隔断。从我家到青年会须过一桥，天津的桥本可展开以便高樯之船通行，但开桥有定期不误交通。这日不在定期时间因戒严而断了桥，膺白到桥边而路不通，他出重价雇船渡河，及时赶到。这一次，他对众公开自承是革命党，以书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与众相见。
我们都以为五四运动是从政治运动而到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不会写白话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我们以为写白话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语言提高。中国的文言文似不讲文法而实有文法，语言则有条理的人甚少。我们都随时想打破旧壁垒，但亦很留恋我们以为是的旧包袱。我们都有宗教意义，而始终不能迷信，因此旧书里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们无可如何中的自修尺度。膺白在这时已认识太虚和尚，但他们不谈出世而谈人生。中国人有一种观念，不在新文化运动标题之列，而必须扫净的“封建观念”，我们觉其习气难除，影响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迹近怪僻。我们解释封建观念为势力之空间扩张与时间延长，私心因此不能已，权利更放不下。
五四运动的爆发，由于北京大学生攻击政治，火烧赵家楼某总长住宅，集矢于安福时代交好于日本的人，带头开口的实是比我们前辈的汪伯唐（大燮）先生。几年来，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谈数小时不已。叹息安福系坐失机会，不乘欧战图自强，而反专事内争；不乘金贱银贵之时以兴工商业，而反借折合大亏之日本外债；不乘势脱去帝国主义者所加我之枷锁，而反陷溺于野心勃勃之日本。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间有默契容日本在东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见到的蛛丝马迹。盖自在新加坡见到日本海军的阵容，知日本将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国维持其在远东势力，知日本必在未来之和会索其代价，而中国不自振作，必为牺牲。我还见过膺白给伯老的信。在《战后之世界》书中所提致某当局书，即是伯老。伯老是这时期内阁中，膺白惟一见面之人，见面均在天津。一次两人谈到焦急无法，伯老顿足言：“老段跟又铮真是前世一劫”，这是杭州人最懊恼时一句怨话。老段即段祺瑞，又铮是段最信任之秘书长徐树铮，与膺白在振武学校同班同学。当时安福系当政新练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亦大半是留日同学，然都未相见，膺白与徐又铮仅民五归国后初到北京见过一次。九年后段任临时执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旧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现。最显著被摈之一人为徐又铮，在段任临时执政初期，他周游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费旅行，我未得知。他归京后，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与膺白谈数小时甚欢，事后膺白批评他不复如从前骄气，甚进步，甚有条理，这是他在廊坊被刺前一日。冤哉！怨乎？这种冤怨相报，我们一向反对，俟其失势而后报之，更为可鄙。唐少莲先生时为膺白秘书，是同学中最忠厚之人，报告闻有长途电话到京取上将礼服入殓，膺白为之嗒然若丧久之，与少莲先生唏嘘叹息不已。
膺白识汪伯老是在日本读书时，伯老为驻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关军事的重要书籍，恐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挟书迳入使馆，请见伯老，陈原委。伯老曰：“此国家之事，请放心，必负责。”不但代为保存，且代为内运，由此相知。同学中后有知其事者，许膺白之机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实为伯老。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知中国政府曾与日本有密约，尤其在山东筑路，迨日本代表宣称其事，始来电问，伯老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接电问有无其事，座中某总长垂首认其事，伯老愤极，谓必须通告国人，唤起觉悟。据此，前辈的爱国热诚与胆量，岂少于吾辈？伯老写的字与严范老一样工整拘谨，民国后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携后进无界限，甚相似。膺白一生亲到船埠设祭，视灵柩登陆，只伯老归葬杭州的一次。民十四，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几度来作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与谈。膺白出门则与我谈，谈过几点对历史的怀疑，老人见解之新，使人折服。伯老亦是一个居家持身极严肃之人，夫人早故，未续弦，家仅一子一媳。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随，吃素，厨子有时未备全素之菜，他欣然随意吃肉边菜，不让我起来张罗，一面说：“好的！好的！”碗饭从容而尽。他的相貌与日本的犬养毅氏相象，日使芳泽谦吉的夫人是犬养毅氏之女，一次托人来照他一张相去。不记是那一年（似为民国十一年）黎黄陂[9]要伯老组阁，伯老要膺白掌财政，黄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动向伯老请退。过了几时，一日伯老遣价送来一包字画，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贤遗墨转以相赠”。字画共十种，我只记得一幅奚铁生的花卉立轴。这些，都在抗战时与其他朋友相赠，我一并献之国库了。
我们在天津的几年是一生最快乐时期，有时两人同埋头斗室，有时分道努力。膺白对学生运动是赞成而又反对。上面述过他请蔡孑民先生劝学生回到读书之路，他自己被请到学生联合会讲演，或学生到我家访他，都如此说。后来我们知道，开会和讲演，政府都派有人旁听，他们说膺白是当时被认为簇新之人，许多话若出于别人之口，要给青年们嘘下来的。吾妹性元参加游行讲演，她还在女师预科，我问她讲些什么，她告诉我同学们均就地取材，见十字路口岗警，对汽车伸臂导行，对黄包车则喝声“打住”，即责以欺穷媚富等等。我问膺白如何贡献青年们？他说，他劝他们要积极向国人解说国事，民主国的民要争一张选举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选的权在吾民，有了选举权而后，千万要认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国家性命攸关。然若对国事没有真个认识，即有选举权，亦将如何投票而不错，故增加学问，知识、修养，是爱国必经之路，岂有不用功读书而能得之者！故爱国要紧，读书也要紧。他的话大概是这一类。
我调停过一次女师的大风潮。一个国耻纪念日，学生要停课请名人讲演，校长说，愈是国耻愈要多读书，学生自由不上课，校长到宿舍一一催唤，此来而彼去，讲堂里终空无人，校长牌示开除全体学生，限期出校。性元归来，我知其事。校长的话本不错，而这举动有点冒失，女学生本地没有家的将如何？我请膺白往访教育厅长王叔钧，婉讽齐校长璧亭转圜。我是家长又是校友，我们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调停，请校长收回成命，学生立刻回校上课，表示悔过。争执的一点是校长要学生先写悔过书，后来由校友会请求先回校上课，而后补悔过书。事实上，双方气都平后，悔过云云即不再提起。为这点，我几乎和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陈莲峰发生误会。莲峰其时任女师舍监，她看到同学们不要读书，闹的太不象样，而我则自己是闹风潮打抱不平过来人，虽然闹的不同，不免同情少年。师生要每日面对，授受学识道理，非如法官问罪，白纸黑字写悔过书，何以为情？这是我坚持后补的用意，实系消弥于无形的方法。教育厅已很了解，校长不至于过分，别人没有知道，我则胸中已有数。三十年后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认识她而她记得我，见面还提此事。
【注释】
[1]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64年第5卷第1期，转载时略有删节。作者沈亦云系黄郛（字膺白）夫人。——编者注
[2]作者之妹。
[3]作者之女儿。——编者注
[4]梁启超，号任公。——编者注
[5]陶孟和，其夫人沈性仁。
[6]严复，字几道。——编者注
[7]徐世昌，号菊人、东海。
[8]汪大燮，字伯棠，又作伯唐。——编者注
[9]黎元洪，湖北省黄陂人，故人称“黎黄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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