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直皖战争，直系军阀战胜了皖系军阀，吴佩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军旅之事，无敌于中原，于是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欲以武力统一中国。彼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软弱无能，军政措施完全为曹锟、吴佩孚所控制。吴佩孚以为武汉居全国之中枢，欲以武力统一中国必先取得武汉，乃易进行。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系由辛亥革命战功升任者，坐镇武汉已有十余年历史，他与曹锟都是行伍出身，系属同年弟兄，虽属直系，但吴佩孚感觉指挥不便，因蓄意图之。
湖北省长孙振家系王占元之乡戚，虽名为省长，而实际政权则操之于王占元。吴佩孚以“鄂人治鄂”为借口，保荐鄂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调孙振家为京兆尹。表面上是派夏调孙，而实际上等于撤消了王占元湖北省的政权，使今后筹措粮饷、补充兵额以及关于经济方面的种种措施，均无法进行。因事出吴佩孚之阴谋，事前并未通过王占元之同意即行内定。明令发表后，王占元派杨文恺为代表赴京向府方转圜，请求收回调派之令，未获邀准。同时吴佩孚复催促夏寿康赴湖北接省长任。夏因得吴之有力保证，即携带随员饶汉祥等（名字确否已记忆不清）前往武昌行辕。
王占元得悉杨文恺在京进行无效，夏寿康已由吴佩孚促令来鄂，异常震愤，当即召集师长孙传芳和独立团长以上二十余位高级将领，在督军署开紧急会议。孙传芳素为王占元所信赖，军政大计多半取决于孙。王占元对与会各将领当场宣布：“北京政府命令，调湖北省长孙振家为京兆尹，派夏寿康为湖北省长，刻夏寿康已到武昌，准备接任，这很明显的是吴佩孚企图夺取武汉之开端。为武汉免遭涂炭计，我决即辞却湖北督军职位。”于是与会各将领哗然，认为北京政府调派之令，完全出于吴佩孚主使，一致表示反对。乃公推孙传芳师长领导主持应付一切，倘无转圜余地，即以武力解决。与会团长王金玉提议：①对夏寿康来鄂接任省长坚决挡驾，应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预备渡轮靠近武昌江岸，限夏寿康即刻离开武昌；②公推孙传芳师长领衔备函，派代表携往武昌贡院街行辕会夏谈判；③推荐王铸民为代表（我当时在孙师充书记长）。以上三项均经大家一致赞成通过。
孙传芳由督军署返回师司令部即召见我说明一切。我对于代表一层固辞未获，孙又口头指示：“对夏寿康挡驾之事，最主要的是限夏寿康当晚必须离开武昌，此一条必须要达到。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件事是又吃鱼又嫌腥，也就是又要夏寿康即刻离开武昌，又希望别抓破脸。但是到了万不得已时，即使抓破脸皮，亦在所不惜，惟主要目的不要变更。”谈话毕，随即交我致夏简函一纸，内略叙因紧急事件派王铸民代表持函晋谒，详由王代表面达等语。我于听受孙之指示后，即携函并带马弁二人，前往夏之行辕请求面见。夏闻悉我带武装马弁，心怀戒惧，不肯亲出接见，派其随员饶汉祥全权代表接谈。自晚八时至夜半后二十分共计四时余，谈判始告圆满解决，夏寿康于当夜乘轮离武昌驶往汉口。(www.xing528.com)
在我与饶汉祥谈判遇有难题时，饶曾三次退往夏室，请示可否，窥其意旨。先是夏认为既奉有北京政府明令，又有吴佩孚大力撑腰，此来一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虽有孙传芳等将领派代表挡驾，并不十分介意，故态度坚强，一再表示他是奉北京政府派令而来，必须再奉到北京政府调离之令，方可离去云云。这便是夏寿康自始至终的不变主张。最后经我向饶汉祥反复表达孙传芳等各将领坚强态度和不容变更的铁的主张，请其婉致于夏，务希明达时务，速速自决。以保双方情面，而免发生意外，夏始惧而醒悟，表示完全接受孙等各将领之意见，即刻乘轮离去。
夏寿康被挡驾离去后，曹锟为保持北京政府威信，并贯彻“鄂人治鄂”的主张计，拟保荐鄂人刘承恩（字浩春）为湖北省长。因刘承恩与曹锟、王占元都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并系联盟弟兄，刘与王私谊亦厚。为事易进行计，于明令发表前，曹锟将王占元的代表杨文恺召去，请其赴鄂向王禀告。杨文恺即衔曹面命去鄂，向王婉致曹意，王表示赞同，杨文恺电曹复命。北京政府于1920年冬明令发表刘承恩为湖北省长，孙振家到北京任京兆尹。
此次吴佩孚给夏寿康撑腰来武昌接湖北省长任，遭到孙传芳领衔挡驾，完全出乎意外，吴、孙间虽未演成兵戎相见，而双方矛盾裂痕已由此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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