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系两位史学大师带您迈进大学生活

1957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这一年的初秋，我在匆忙中登上了一趟驶往东北方向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天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此行竟成为了我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的契机，天津也因此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此情此景，虽然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却至今记忆犹新。

迈进大学门坎，首先感到与中小学的最大不同，就是全年级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同居一处，对这种集体生活，着实感到新鲜。

其次，最满意的就是学校的伙食。当时一日三餐由8人自行组成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荤菜往往有整只的鸡鸭，吃完饭连碗筷都由食堂刷。与家中常年的简单饭食相比，犹如天天过年。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就改为食堂制，饭食也还可以，勉强维持到1960年暑假开学，便开始了严格的粮食定量供应，平均在30斤左右（男生多些，女生少些），糙米粗粮尚且可言，连从未吃过的蚕豆面也上了餐桌。最紧张的还是副食供应，每顿饭只给一小勺菜，什么“人造肉”、“增量法”都出现了，那时候的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饱。一次我用节余的粮票去小吃店买了8两切糕，吃完了就跟没吃一样，您说邪乎不邪乎？还有一次去同学家，他的父亲已六七十岁，曾跟我说，一顿饭喝了7两米的粥愣是没饱。好在当时学校提倡“劳逸结合”，半天上课，考试也取消了，没事就用被子压住辘辘饥肠，躺在床上看书，借机读了不少中外名著。

说实在的，年轻时挨挨饿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原来我有择食和胃痛的毛病，从这时起不用找大夫，全都治好了，而且历经四十多年至今不犯，吃嘛嘛香；再有便是日常生活里自觉珍惜粮食，绝舍不得有半点浪费，每当看到整桌的饭菜被倒进垃圾桶，看到报纸上报道大中小学生不知珍惜粮食，便有痛心疾首之感。因为这些被倒掉、被抛弃的剩菜剩饭，在当年很可能是救命的宝中之宝啊！

对于南开历史系的诸位恩师，也是至今念念不忘，他们不仅给了我至今享用不尽的学识，而且言传身教，告诉了我，怎样才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开大学历史系得天独厚，何以这样说呢？当时北京大学秘书长、历史系主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撤销，历史系主任、世界史专家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大学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这两位全国最高学府的史学大师，均属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有了这样的领军人物，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学，在高等院校堪称巨擘。那时候，历史系在胜利楼二楼，共有四个年级（当时的学制为4年，从1957年开始才改为5年），系办公室只有丁老师一人，而基础课的教师，全部都由名教授自编讲义，亲自授课；后来这些讲义均由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

原始社会史，黎国彬教授，南洋华侨，掌握多种语言，治学范围甚广。1979年我因写一篇明末西学东渐的文章，有若干译名牵涉到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需请先生帮助，先生非常热情，一一予以订正。1999年又求先生审评某出版社的一份译文，时先生已患严重的神经衰弱，夜不能寐，但仍一丝不苟地谈了审评意见。后闻先生西去，哀恸不已。

先秦史，王玉哲教授，河北省深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顾颉刚、唐兰诸名家；执教以来，长期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自成一家。先生热爱教学，热爱弟子，待人亲切宽厚，从无疾言厉色。每届新年联欢，学生会缺少演出服，先生总是慷慨相借。1959年全国高校开展了一场所谓的“拔白旗”运动，目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高等学校讲坛”的局面，不知因为什么，先生亦被列入被“拔”之列，教室内学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先生以至诚的态度，认真观看，且无愠色。事过很久，大家深感此事的欠妥，委婉向先生解释，先生毫不介意，告诉大家，此事早已抛至九霄云外，先生的豁达大度，于此可见一斑。晚年虽脱离教学岗位，但仍以耄耋之龄笔耕不辍。2003年春节前，我陪《历史教学》领导去府上看望先生，虽说年近九十，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2005年5月6日噩耗传来，先生辞世。天丧哲人，其学萎矣。

罗澍伟重返南开园，与业师王玉哲（左）和杨志玖（中）先生合影（摄于1997年）。(www.xing528.com)

秦汉史，杨翼骧教授，山东省济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先生授课，声音宏亮，语言生动，思路清晰，板书秀美。业余喜好运动，乒乓球台旁、篮球场上，都会不时见到先生的身影。几年后，先生致力于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培养出了一批后起之秀。先生口才很好，记忆力极佳，每当参加先生指导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之后，他便拉我坐在他身旁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起大学时代的学习生活与治学经过；我细心聆听，感到非常具有启发性，于是便向先生提了一个建议，由我准备一台便携式录音机，先生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进行口述。录音机是准备好了，可是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2002年春节前，听说先生因病住院，我急忙给先生府上打电话，得知很快就要出院。当时，吴师廷璆身体亦不太好，于是我特意准备了两束康乃馨，两只仿水晶花瓶，一束敬送吴师廷璆，一束敬送先生，祝两位老师早日康复。及至送到先生府上，听说先生正在卧床静心输液，未敢打扰，旋即离去。过了春节，忽闻先生因肺癌已驾鹤西去，遵遗嘱一切从简，故未惊动任何人。数年前，只听先生说双腿活动不便，经医生检查，并非腿的问题，疑脑部有病变；不意晚年竟罹此恶疾，昊昊苍天，何不仁哉！

隋唐五代宋元史，杨志玖教授，山东省淄博人，回族，1938年毕业于昆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旋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先生在隋唐史、元史和马可波罗研究方面功力最深，也可以是说蜚声国际；但对晚生后学的提拔奖掖，不遗余力，先生的得意高足蔡美彪先生如今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专家，可是每次返校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总要跟大家提起负笈南开时志玖师对他的鞭策与鼓励。在许多人的眼里，志玖师是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一生为善至乐，澹泊名利，意态真诚，不说假话，不阿谀逢迎，不曲学阿世，不违心作悖言，因而备受周围人的景仰。先生尝言：“君子无所争，必也治学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争也君子。”1957年先生曾致信《人民日报》，以超凡的胆识为雷海宗先生辩护，二十余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证明了两位先生都是正确的。先生一直拒绝任何“采访”，拒绝为那些泛滥于世的“名人词典”之类提供任何学术传记资料，以表示对这种污风浊气的愤懑。先生晚年目力不济，但仍是教学、研究不辍，直至他走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2004年5月24日是先生的两周年忌辰，我在报纸上刊发了悼念的文章，西云师妹（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见报后，当即来电话表示谢意，洵有乃父谦谦君子之风。

明清史，郑天挺教授。关于郑先生的大名，在来南开之前，已从先父的好友朱季潢（家溍，浙江萧山人，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后，因小先父11岁，我呼为四叔，其先人朱凤标曾为咸丰帝师）前辈处耳闻，因为郑先生的好友赵元芳是季潢四叔的妻兄，听说郑先生每去北京开会，必到元芳先生处一坐；郑先生的另一好友溥伒（雪斋，道光帝五子惇亲王奕誴之孙，光绪季年，曾做过御前侍卫；奕誴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是亲兄弟），也是季潢四叔的好友。郑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师级人物，学富五车，却朴实无华，在系里给本科生一丝不苟地上基础课，足见先生的大师风范。1959年先生为研究生班讲授《明史》，当时我通过研究生班班长彭云鹤（北京师范学院进修教师）转述了想旁听这门课的愿望，没料到先生破例允准，使我喜出望外，因而印象特深。课程是每周半天，数名学员围坐一起，聆听一代名师的教诲。该班研究生有冯尔康先生（后任教南开大学，现为著名清史专家），曾志熹先生（四川人，后在四川某大学任教），倪明近先生（无锡人，后任教兰州大学）等。我曾将先生的授课提纲整理出来，并一直珍存，可惜的是，新学期开学，研究生班的课程安排有所变动，这门课没有最终结束。虽然先生仅仅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但他那慈祥可鞠的面容，侃侃而谈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永远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文革”期间，先生亦不能免此厄难。一次我去母校，只见先生身穿一套旧中山装，一双球鞋，扛着一把铁锹迎面走来；和往常一样，依旧是满面春风，态度和煦，微笑着问我：“到学校来看看。”我连连称是。事后我想，人生在世，得意时不趾高气扬，失意时不垂头丧气，这才叫品德，才叫活出了境界。而吾辈凡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赶上了一帆风顺，便认为自己不得了；遭遇到挫折失败，就觉得再无出头之日。“文革”结束，我曾将此事向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杜立同志提及，杜部长曾就读于南开，他说，郑老不是一般人，凡人做不到这一点。言外之意是说，先生是位有大智慧、高境界的高风亮节者。1981年岁杪，先生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史学界莫不哀悼，时任天津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亲赴海口路殡仪馆向先生遗体告别。当年先生担任北大校领导时，胡启立同志为北大的在读生和学生领袖。

世界古代史，原拟由雷海宗先生任教，后因在“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不但授课资格被取消，原拟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专著亦不准出版，尽管学生们已经作了预订。这门课程只好由雷先生的研究生陈楠（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陈雪屏之女）讲授。直到1958年我才在图书馆见到先生，他正在跟学生一起整理图书，彼时先生年龄不足六十，已是老态龙钟。1961年准其开设“世界历史名著选读”课，已需乘坐轮椅。1962年，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含冤去世，年仅60岁。

世界中世纪史，原拟由辜燮高教授讲授。辜先生原籍四川省，全国解放前夕，公派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历史，期间曾赴欧洲大陆搜集有关巴黎公社资料，于欧洲各国历史研究有素。回国后由教育部分配至南开大学任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同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以致1956和1957两个年级的世界中世纪史课程无法进行。为解决这个问题，只好由北京大学请来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齐思和先生讲授大课，隔周一次，齐先生熟谙中外历史掌故，授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风趣十足，确有大家风范。

世界近代史，杨生茂教授，河北省涿鹿人，解放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并在斯坦福大学深造。先生作风朴实无华，常年布衣蔬食，身上绝无一点留洋学生的痕迹，而且几十年来乡音未改。由于先生始终与学生平等相处，态度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所以在杨先生面前学生没有一点畏惧，以至先生浓重的乡音也成为了学生们的模仿对象。先生是国内少有的著名美国史专家，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至今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先生是功不可没的。近闻先生因老病在身，已很少出门；然膝下有孝女服侍左右，无微不至，亦晚年一大幸事，此正所谓“为善至乐”也。

亚洲史，吴廷璆先生讲授。先生原籍浙江绍兴，我读书时，先生还担任系副主任一职，可见当时主任一职的威望之高。先生为人豁达大度，授课内容新颖，方式别具一格，因而给学生们留有深刻印象。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亚洲史及中西交通史。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主革命运动，赴山西参加八路军，担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工作，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及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解放后一度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历史教学》（原为中国历史学会会刊，是中国创刊最早和刊龄最长的历史刊物）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先生待人热情真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巨大威望，特别是日本的大学，凡持有先生推荐函件的研修生或访问学者，无不延纳。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日本史研究基础雄厚，人才济济，闻名遐迩，应系先生奠定之雄厚基础。

古代汉语，马汉麟先生任教。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是中国著名文学史大家、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之婿。课堂使用自编的古代汉语讲义，由浅入深，十分适用。先生年岁不高，但患有高血压症，上一层楼梯，需歇息一次；先生授课只能坐着讲，但眉清目楚，循循善诱，能把古汉语这样一门很干燥的课程讲得兴趣盎然。先生的古代汉语讲义出版后几次重印，一直是高等学校古汉语的标准教材。先生原在清华大学任教，院系调整时调入南开，职称一直是高级讲师，这在当时的高校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职称，与当今迥然不同。现在的职称评定水平有所松动，又承载了太多的人生功利，结果是导致一些人自视甚高，甚至视中级职称如敝屣，连副高级职称也不屑一顾，必想方设法拿下正高级职称而后快。结果是评来评去，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教授、研究员比比皆是，而真正的专家寥寥可数，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师级人物更是难以出现，这样的学术价值评估体系，实在应该引起相关领导部门的反思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