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第一人打响东北抗日大旗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1]是指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等东北籍爱国人士。他们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是张学良最知心的朋友和高级幕僚。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就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要求建设东北，注重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东北掀起东北救亡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为实现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他们在张学良支持下，组建了东北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流亡的东北民众组织起来，开展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张学良下野出国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取缔。但他们仍矢志不渝，秘密组建了抗日的复东会，继续开展救亡斗争。他们利用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地位，同社会各界广泛联系，使东北救亡运动有效地开展起来。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6人就成为张学良的智囊团。他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源于他们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救国理想。除高崇民一人毕业于奉天省农林学堂外，杜重远、卢广绩、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都先后毕业于奉天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在学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各种爱国学生运动，拯救东北危亡的共同理想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毕业后，他们大都留学海外。如杜重远于1917～1923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陶瓷；王卓然于1923～1928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阎宝航于1925～192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社会学；高崇民于1914年～1919年进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们都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熏陶，归国后为东北带来了新的思想与先进技术，希望在东北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成为东北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和张学良相识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7年，虽信奉基督教，但以社会服务为宗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会员不分教派，信不信教者皆可参加，故吸引了社会上许多爱国青年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少帅张学良及一些国外人士。许多进步组织，如“星期三会”[2]“、共产主义研究小组”[3]、“启明学社”[4]等，都以此为据点组织和开展各种社会活动。阎宝航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卢广绩等人也在此做过救灾、教育、宣传等大量工作，同时与经常在这里参加活动的张学良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为张学良顺利执掌政权做出了贡献。当张学良主政后，这几人自然成为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幕僚，委以重任。到1929年，他们基本是辽宁省各法团的负责人。如杜重远是辽宁省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王化一担任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兼汉卿教育基金董事会常务理事；王卓然为东北大学教授、张学良子女的家庭教师兼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国际问题咨议；阎宝航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卢广绩为辽宁商会副会长；高崇民为辽宁省农务会会长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

为唤醒东北国民的救亡意识，挽救东北危亡，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3个救亡团体。他们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日货；提倡教育救国，在东北兴起东北平民教育的热潮；缉毒销烟，两次在小河沿当众销毁日本毒品；宣传国民外交常识，帮助东北政权开展对日外交，探索东北国民外交的新途径。其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东北救亡斗争的序幕。张学良核心组成员自然成为日本所忌恨的人物。九一八事变之夜，日本关东军闯入东北军政机关，大肆进行搜查逮捕，并到处贴布告悬赏5000元大洋通缉捉拿他们。幸好杜重远、高崇民出差在外，王化一也因事早赴北平。阎宝航、卢广绩虽然在沈阳，但在美国人麦尔斯的帮助下，乘插有英美国旗的小汽车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乘火车逃离虎口，到达北平。随后，高崇民等爱国人士也辗转到达北平。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这些东北爱国民主人士表现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力帮助张学良摆脱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组织东北流亡民众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对于东北失陷，他们满腔悲愤，痛苦不已。阎宝航、高崇民分别直言面谏，质问张学良为何不抵抗，为何将东北拱手相让，阎宝航甚至与张学良发生了言语冲突。高崇民在得知张学良的苦衷后，辞去张学良秘书职务，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从事救亡工作”[5]。王化一同张学良谈到东北救亡事宜，提议建立一个东北的统一救亡团体，张学良表示给予支持。之后，王化一邀请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商议此事，立即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他们商定将东北的反日爱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将流亡的东北同胞组织起来，共同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在他们的积极筹划下，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集聚了各阶层具有国家观念及国家理想主义者，有无党派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反帝大同盟成员、青年团员、国民党员、国民党改组派成员、青年党党员等。鉴于“救国会”领导层复杂，张学良指定“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6]”[7]10人组成核心组，也称十人团。他们掌握着“救国会”的实际权力，大事一般先由核心组讨论，然后向张学良报告，再交“救国会”执委会或常委会讨论。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6人为十人团中的“核心”成员，同时是“救国会”的常委，担任着领导职务。如卢广绩、高崇民为总务组的正副组长，阎宝航、杜重远为宣传组的正副组长，军事组由王化一负责[8]。王卓然负责与张学良的沟通与联络。后来，三个组改称为总务部、政治部、军事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仍然负责各部工作。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

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的领导下，“救国会”号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最早在全国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他们确定了“救国会”两大任务，即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与组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为此，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通过出版刊物、演讲、战地慰问等多种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号召民众支持义勇军抗战，共同抗日救国。霍维周、王卓然等人先后在北平出版了《救国旬刊》《覆巢》和《东北通讯》等报刊，获得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声援和支持。同时，他们还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座谈会、亡省纪念会等，派要员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全国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如1931年冬到1932年春，杜重远以《生活周刊》的记者身份，走遍了重庆、汉口、长沙、九江、安庆等10余个城市，做了60多次抗日救亡内容的讲演，在社会各界反响很大。此外，1931年11月，王化一、高崇民等人率领的赴南京和上海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之影响也很深远。王化一担任请愿团的副总指挥，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等9人为指挥。他们面见了汪精卫、胡汉民，还冒雨前往南京蒋介石驻地请愿，责问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在热河抗战前夕，杜重远、王化一率“救国会”的政治部、军事部人员和学生80余人，亲赴热河前线，进行战地慰问、宣传和鼓动工作。为坚定前线将领的抗战决心，杜、王二人还做了汤玉麟、孙殿英及汤的参谋长李赞廷等人的工作。最后热河抗战的失败，让他们非常痛心。

为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杜重远撰文呐喊，广泛进行舆论宣传。他以反问的口吻劝谏国民：

“（一）我们每个人都遂行了中国国民的责任没有？东北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全体的，到现在东北的存亡，好像是与全中国的人民无关的了，尽只有已国破家亡的义军，在那里苦干着反帝抗日的工作（；二）我们全体的同胞，有没有做前线抗日义军的后盾？没有，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样去援助那些艰难困苦的抗日义勇军？”[9]

杜重远希望以此来劝醒国人，都来关注和支援那些在东北浴血奋战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其二，联络与支持义勇军。针对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车向忱、宋黎、宁匡烈、黄宇宙等大批干部受“救国会”委派秘密出关，联络各地义勇军。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王化一以军事部长的名义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派人出关抗日，委任抗日义勇军首领。他将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委任了各军区的总指挥，他还兼任辽南军区总指挥。为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会”还向义勇军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先后4次派人大批量地运输，成为义勇军抗日的坚实后盾。在这些东北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到1932年3月，经“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已达54路[10]（以后增加到56路）。到1932年夏秋之际，东北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40万以上，开创了若干抗日游击区，游击范围广及102个县[11]。比较著名的有邓铁梅部开创的辽东三角地带抗日游击区、唐聚五部开创的东边道抗日游击区、李杜部开创的吉林下江地区抗日游击区、马占山部开创的小兴安岭及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等。他们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其三，发动一切具有爱国意识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为抗日义勇军筹措经费。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等“救国会”常委大搞救亡宣传的同时，还向各地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公开开展募捐活动，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如宋庆龄、上海海关的丁贵堂等人都给予了慷慨资助。杜重远向上海工商各界及海外华侨募捐，得到了大批款项，成为支持义勇军抗日的重要资金来源。他还和上海其他爱国人士一起，为马占山抗战捐款，给抗日将士极大的援助。1932年，王卓然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发行“爱国奖券”，筹集抗日经费。在南京政府强令停售前，爱国奖券发售6期，特种奖券1期，净余款17万余元[12]。正如王化一所言，发行爱国奖券，使“本会工作赖以支持”[13]。

尤应指出的是，作为“救国会”常委的张学良核心组成员，还能在军事上的关键时刻，以其超常的战略眼光，为张学良指明出路，甚至亲自参战。在1931年底日军大举西进锦州之时，核心组成员商议，东北军一定要全力打击来犯之敌，誓死保卫锦州。1931年12月24日晚，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觐见张学良，促其下决心抵抗。因南京政府正与广东方面发生战争，中央军不能助战，张学良陷入了“进退和战”的两难选择：“战则要东北独立支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14]核心组成员晓以利害，劝其抵抗，早下决心。但张学良仍犹豫不决，最后致使锦州失陷。不久，日军直逼热河，热河危机。1932年1月4日，“救国会”常委会召开会议，其对策如下：

“1.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主席汤玉麟；2.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军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3.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15]

王化一受“救国会”委派去向张学良面陈建议，并将具体实施的11条方法一并交付与他。王化一向张学良举荐黄显声、王以哲、胡毓坤取代汤玉麟，以加强热河防务。张学良虽有取代汤玉麟之意，无奈大敌当前，考虑到众多因素并没有置换，未听取核心组成员的建议。不曾料想，汤玉麟却不战而逃，弃守热河。在危急时刻，王化一被张学良暂时委任为古北口警备司令，指挥东北军第7旅两个团在古北口外布防。虽然他不谙军事，但毫不畏惧，在张学良电话的传授下进行指挥，对古北口全力防御，坚持了4个昼夜。后由国民党第1师、第24师和东北军第7旅接防，才撤出阵地。王化一已经超出了张学良幕僚的文职身份，亲自投身战场，指挥战斗。王到北平汇报时，张学良将自己用的左轮手枪赠予他，以示慰劳。王化一后来又赴古北口，负责援助抗日军队，收容热河的抗日义勇军等。由于连夜奔波，身患重病，于昏迷中被送到北平医院。为了东北抗日救亡事业，核心组成员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真是可歌可泣。

“救国会”的许多重大事宜，都是核心组成员同张学良探讨后，在张学良的默许与支持下开展的。但是，张学良下野出国后，“救国会”便失去了张学良的有力支持，处境十分艰难。

“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他们的侵略造成了极大阻碍。《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逼迫国民党当局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与日本开战，一面对日本妥协退让，另一面对抗日民众实施镇压，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救国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杀害，执委张希尧等人因宣传抗日遭逮捕，“救国会”被查抄，该会赖以生存的“爱国奖券”被停止发行……“救国会”陷于困境。为保存这个抗日救亡组织，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钱公来4名代表与何应钦进行交涉，遭拒。1933年7月31日，在“救国会”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上，他们决定：

“1.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2.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更求精练；3.为避免磨搓，此后转入秘密行动。”[16]

大会推选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为工作拟一具体方案，同时宣布“救国会”被迫解散。“救国会”委员、国民党CC派[17]的黄剑秋禁不住感慨道：“日寇不怕几十万国军而怕十几位救国会的委员”[18]。黄剑秋即黄恒浩，CC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的三叔父，九一八事变后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力主抗日救亡，还担任“救国会”的委员。黄剑秋所言，说明了高崇民、阎宝航等“救国会”委员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他们的畏惧与嫉视。

“救国会”被取缔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并没有丧失救亡复土的信心，他们很快重组了一个秘密抗日的救亡团体——复东会。这个组织抛弃了“救国会”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成立大会。除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参加外，辽东义勇军的代表苗可秀，共产党员于毅夫等人也加入其中[19]。他们同饮苦水一杯，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20]。他们选举的理事长为王卓然[21]，秘书长为高崇民，理事9人。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以复东会来团结上层的东北流亡人士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黄显声等人与“救国会”的委员们大多是知交故旧，在“救国会”被迫解散后，他们支持复东会，希望它能带领东北军民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所以，复东会已经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22]。

在东北救亡运动发展的低潮时期，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仍然矢志不渝地奋斗着。为鼓舞东北流亡民众收复东北的信心，1933年底，高崇民特撰文《东北魂》，1934年发表在东北中学的校刊上。他这样表述：

“九·一八之前东北未之失，东北人之人格，孰得而分之，孰从而定之。九·一八后东北人之人格，而在关外之一般民众，或能得当报汉者，尚待将来事之证明，其余则已分已定，义孰能为讳，孰从而否认之？故在九·一八前，东北之魂未易言，而在九·一八后，东北之魂显可见。盖在前者虽欲形成而不可得，在后者虽不欲形成亦不可得。东北有魂，东北不亡。今后东北失之愈久，东北之魂，将愈发挥而光大。换言之，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或曰：东北之魂何所寄？曰：寄于知识分子有志之士，此种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已蔚然而生，形成集团，此集团无以名之，名曰：东北魂。斯魂也，行将感动全国，为全国人民收复东北之前驱，全国动员以之感动世界，世界必予吾国人以奋斗之机会，东北之收复，要在不失机会而已。”[23]

高崇民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东北老家的东北人已经形成东北魂。有了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定能打回老家去。他号召东北流亡民众以不屈的斗志，继续为收复东北而奋斗，在东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对于核心组成员的不懈努力，张学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1934年春张学良回国时，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代表核心组成员去上海迎接他。张学良深有感触地说：(www.xing528.com)

“我从意大利回国，有人到新加坡接我，大部分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这些接我的旧相识仍如‘九·一八’前那样狂饮豪赌，没有想到今天东北领土的丧失，不知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有些感到失望……而你们却在搞抗日救国会、搞义勇军。都是东北人，你们与他们不一样啊！”[24]

然而，复东会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CC派的猜忌与敌视。CC派分子密报蒋介石，认为“东中、东大、东北军都已‘国家主义化’，并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25]，还指出复东会的王卓然、王化一是国社党。蒋介石遂派戴笠来北平，会同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张学良归国后，认为要打回老家去，在当前大势下必须拥蒋才能实现。既然复东会这样让领袖不放心，还不如取消它。于是，张学良指定王卓然、王化一与蒋方的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共同商量，组建一个双方共同参加的新团体。双方决定，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蒋介石为唯一领袖，领导东北抗日工作，新组织定名为四维学会。当王化一返回北平，向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传达张学良关于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意见时，核心组成员反应非常强烈。高崇民、阎宝航坚决反对。阎宝航认为，四维学会主张“礼义廉耻”，而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不能和“礼义廉耻”相提并论。高崇民还认为，与蒋合作后，黄埔方面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复兴社，而他们却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必须保留复东会[26]。经过张学良等人相劝，核心组成员才勉强加入了四维学会。1934年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理事15人。蒋介石方面有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翰涛、黎天才、关吉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

四维学会成立时，蒋介石要求四维学会绝对秘密，不要以它的名义进行活动，以免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反对。而且入会手续要严格，反对分子不许加入。他强调，对于提出的重要事项需由他决定。这就意味着，四维学会完全是蒋介石一人独裁的组织，张学良方面不能有任何抗日的作为，所谓成立四维学会就是为了取消复东会而已。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抗日救国之志无法实现，让他们非常苦闷。蒋、张两个派别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却要以“拥护领袖”为名，貌合神离地聚在一起，结果必然是矛盾重重。性格直率的高崇民等人经常与蒋方人员发生争执，但张学良劝他们先隐忍为上。

为了对东北方面的人士进行拉拢，在蒋介石接待四维学会全体理事时，将东北方面的吴翰涛与阎宝航留下来。吴翰涛曾任张学良陆海空副司令行营上校机要秘书、北平绥靖公署外事参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咨议、《外交月报》《东方快报》总编辑等职。这次，蒋希望吴翰涛做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官。同时邀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书记。原来，蒋介石准备在江西南昌，发起一场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以配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军事围剿”和在国统区实行的“文化围剿”，从而达到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的绝对团结和统一。于是，蒋介石选中了阎宝航。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阎宝航，是从阎宝航的特殊身份、教育背景与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的。阎宝航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得到总干事美籍丹麦人普赖德的赏识，并在此结识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许多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人。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18年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具有6个分校的完善的教育机构，阎宝航由此声名鹊起。1927年，阎受张学良资助到英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阎利用其社会影响力，逐渐参与到反日运动中来，成为张学良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他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与其他东北爱国人士一起相继组织起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3个反日救亡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与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发起组织“救国会”，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1933年又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一起发起成立复东会，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斗争。1934年，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加入与蒋介石合作的四维学会，担任四维学会的理事。同为基督教徒，又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宋美龄对阎宝航素有好感，于是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时，极力推荐阎宝航。蒋介石考虑到阎宝航是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如果让其担任此职，也是向张学良方面示好的表现。于是希望阎担任此职。但阎宝航一心从事东北救亡运动，以“新生活运动不知为何物”与“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27]为由婉辞不就。为了劝说阎宝航，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他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还表示要对阎宝航所开展的抗日工作予以援助。阎宝航以电报告知张学良，张立即复电：“万勿推辞”[28]，并电谢蒋介石夫妇。之后，阎宝航亲赴武汉同张学良探讨此事。张学良劝他应该趁机为东北人做些事情，要求他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29]。阎宝航仔细考虑后，认为是“打入蒋介石政权核心，是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的好机会”[30]，于是前往南昌就职。

阎宝航就职后，将新生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他到各地发表以“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31]为内容的演讲，还发动当地基督教会，开展广泛宣传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有了新的理解，力图赋予新生活运动以“抗日救国”的内容。他指出，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也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针对此点，阎宝航以“明耻教战”为题，做过一些关于抗日救国誓雪国耻的讲演。他这样阐述，

“……大家反躬自省，本身体格是否十分健全？恐怕有多数人不严格，甚至于维持现状，还觉得力足应用，再不赶紧努力奋勉，怎能担负大事？负较多责任，怎能应付困难，以救亡图存，所以必须彻悟这一点，继续努力。”[32]

从1934年到1937年3月，在阎宝航的努力下，新生活运动的规模空前。1934年7月1日，蒋介石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阎宝航为书记，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何应钦、黄郛等32名重要人物担任各市指导员。总会设在南昌，后迁到南京。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夫妇对阎宝航非常器重。蒋介石经常接见阎宝航，还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职。阎宝航常与宋美龄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甚至同坐一辆汽车进出。身为张学良幕僚和朋友的阎宝航，此时期又成为蒋介石夫妇的红人，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如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人也对他非常尊敬。阎宝航趁机广泛地开展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报纸上常见他奔走各地的消息，俨然他作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官员，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虽然身为新运总会书记，阎宝航一直心系东北救亡事业。在他赴南昌就职前，阎宝航向东北救亡人士允诺，自己今后仍然坚持不渝地进行抗日工作，他将利用和政府共处的机会，做支援和掩护的工作[33]。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竭力保护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1934年初冬，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徐静远、戴福纯、王牺忱等人，因搞抗日活动，在北平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当东北爱国人士车向忱将这个消息告之阎宝航后，阎找到担任新运总会推行股股长的邵华关，向他说明被逮捕的几个人是他的东北老乡，一直跟着他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他的指示办的。邵华关将此转告了徐恩曾，徐给了阎宝航十足的面子，当即批复张希尧等人无罪释放。1935年11月，阎宝航得知华北冀察政委会竟把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列入黑名单送交日本驻天津司令部，阎宝航直接去找复兴社贺衷寒责问，使他们免遭罹难。1935年末，前往南京请愿的东北大学的代表邹鲁风为躲避特务的跟踪，前往阎宝航家藏身。在阎宝航的保护下，安全返回北平。阎宝航利用新生活运动之机，营救和保护了大量爱国青年和救亡人士。

四维学会中，并没有核心组成员杜重远，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救国会”派往上海，联络上海的各救国团体和爱国人士，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杜重远，吉林怀德（今公主岭市）人。1917年以官费赴日留学，在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力图实现实业救国之抱负。1922年回国后，在沈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奉天肇新窑业公司，开创了东北办民族工业的先河。在张学良和东北各界的支持下，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拥有陶瓷工人600余名，砖瓦工人500余名，瓷窑14座，机器26台，生产能力达1200万件，产品有20多种花色规格的现代陶瓷制造工厂[34]。1927年，杜重远被辽宁工商界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还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负责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他与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等人，成为东北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并和他们共同组建反日团体，抵制日货、稽查毒品、兴办教育与民族工业，帮助东北当局开展国民外交，在东北大地上掀起反日救国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参与组织“救国会”，任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后来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他结识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进步人士，还和周恩来、潘汉年建立起联系，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主张的“左倾”进步人士。他开始放弃实业救国的想法，投身于文化战线，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重要撰稿人，和邹韬奋成为最亲密的战友。1933年12月，《生活周刊》因同情福建人民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35]的罪名被国民党查封。杜重远利用他在国民党及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复杂社会关系，将其注册备案改为《新生周刊》，自任总编和总发行人。他以自身经历的亡国之痛，告诫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重要：“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36]他主编的《新生周刊》立场鲜明，“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37]“以求实现中国民族的新生”[38]，故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达到了十几万份，居全国杂志之首。

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态度让杜重远非常失望。他针对外交次长唐有壬在王卓然的“外交月报社”致辞中所指出的“东北人民不要忘记了是中国人”的外交辞令相当愤懑。他撰文反驳道：

“东北一般民众，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天天希望着政府出兵，收回失地。他们那种恳切的情态，岂止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只听政府一回说‘长期抵抗’，一会回又说‘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现在唐次长又说武力外交都不是办法。东北人民等得不耐烦了，才组织了抗日义军，揭竿而起，艰苦备尝，以血肉之躯，与廿世纪最新武器相周旋。两年来牺牲于日本机枪大炮下者不知几千几万，直至今日犹不断地向日军进攻……”[39]

杜重远是向政府表示，东北人民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相反，是政府忘记了东北人民。他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同时，杜重远深感东北救亡事业之艰巨，在文化战线上利用《新生周刊》呼吁进行呐喊。他针对青年们的苦闷情绪，这样勉励民众：

“我们要有越王尝胆的决心，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壮志。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民族的历史不是这样短促的。我们要看破虚荣，敝履富贵，干一件事业，不但要从目前的效果上打算，而且要从意义上着想。国家不亡，我们固然应当艰苦奋斗，国家虽亡，我们也要积极救亡。我们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阶段，自当环顾大势，迎合潮流，向前猛进，死既不足惜，其他更何足虑？一个人断不能旋乾转坤，所以我们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重。天下事往往成功于一念，所以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只要被压迫的伙伴们，联合成一条阵线，合力前进，一切就有把握了。谚云：‘有志者事竟成’。暴力无论如何凶猛，总不敌真理的坚强。一个伟大民族，也不是少数汉奸所能卖掉的。青年诸君，放下消极的愤慨，负起积极的责任，努力！努力！光明的时代就从这黑暗的末日开始呢！”[40]

杜重远认为，在日本侵略日深的危机时刻，“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放弃暂时的苟安，牺牲一切的享受，发动自卫的民族革命战争”[41]，这为民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除了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从事东北救亡运动外，还遵照张学良临出国前的嘱托，“要用东北大学做联系东北的‘生命线’”[42]，保存东北大学与东北中学。王卓然与王化一承担起这个重任，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艰难的岁月中，竭力维护东北大学与东北中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有志青年。

王卓然，字回波，辽宁抚顺人。1911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6年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张学良。191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从师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8年7月归国。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见学有所成的旧识归来，立即加以重用，聘其为东北大学教授，兼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的国际问题咨议、自己子女的英文教师，肩负着育才与献策的双重重任。九一八事变后，王卓然就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家，教育和照顾张的子女。他加入“救国会”，负责与张学良联络、筹措资金的重任。他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北外交研究会，担任秘书主任，专门负责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批驳54案的材料，南京政府据此向日内瓦国际联盟对日本提出控诉。该会还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了大量资料，从外交上与日本斗争。王卓然对张学良来说，已“依如左右手”[43]，成为他的幕僚和亲密朋友。1933年春，热河失守，蒋介石、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会面，王卓然和端纳作为亲信随往。张学良出国前，王卓然送张学良去上海，与端纳一起力劝张学良戒毒。王卓然陪伴张学良一个月，帮助毒瘾极深的张学良完成了戒毒，让张学良极为感激。

王卓然在张学良出国前进言，“要复土还乡，武要保全实力，待机未来；文要办好东北大学及东北中学，培植还乡干部”[44]。张即任命王卓然接管东北大学校务。根据张的指示，他以培养复土还乡干部为宗旨，结合对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对东北大学的院系进行调整。他缩小政法、理工两系，增设边政系和家政系。边政系设俄文班和日文班，俄文班目的是为了将来联俄抗日的需要，日文班是为了研究日本形势，知己知彼，以利攻守。设立家政系为了培养女学生，提高妇女地位，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1934年，东北大学首批录取了60名女学生。在张学良出国期间，维持东北大学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他要同国民党CC派企图争夺东北大学统治权的阴谋做斗争。CC派齐世英等人曾企图几次争夺东北大学的领导权，但阴谋都未能得逞。另一方面，他还要同社会各界广泛联系，同国民党当局搞好关系，从各方面筹措办学经费。除此之外，最让王卓然感到棘手的是解决东北大学内部的思潮问题。东北大学有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还有共青团组织，他们号召流亡的东北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活动，并且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做斗争，他们组织了诸如“悼念李大钊”等许多进步活动。东北大学也有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力行团”，他们主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倡导法西斯主义，出版刊物《东北青年》半月刊，破坏东北各校的爱国运动。两派主张迥然不同，思想极其对立，冲突不断。所以，王卓然尽力维持校内秩序，希望他们安心读书，反对结社、游行、示威等。

张学良将东北大学的权力交给了王卓然，东北中学则委托给了王化一。

王化一，名若愚，字德华，辽宁辽中人。1918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与阎宝航一起办奉天贫儿学校，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1925年，在郭松龄反奉期间，他与阎宝航曾鼓动各团体迎郭进城。1927年6月，奉军败退河南时，他曾动员东北地方各团体向张作霖请愿，欢迎张学良回东北主政，赢得了张学良赏识。1928年初，他应张学良之邀到北平组织同泽新民俱乐部，同时创建了男女同泽中学。皇姑屯事件后，他随张学良到沈阳，担任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兼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常务董事，并同卢广绩、阎宝航等人一起组织救亡团体，开展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为“救国会”的常务委员，兼任军事部长，并在热河抗战中亲自参战，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第一线坚持着抗日救亡斗争。

王化一从张学良主政后一直从事着教育工作，对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近千名大中学生尤为关注。他建议张学良收容这些学生，组织“东北学院”，并将“东北学院”分成大学部、中学部，张表示同意。1931年12月11日，张学良命令王化一办理东北大学中学部事宜。1932年初，由于冯庸大学、东北大学已经复校，遂将东北学院改称东北中学。作为校长的王化一以全新的管理理念管理东北中学。他将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东北中学的教育之中，时刻提醒学生勿忘国耻。东北中学成立后，规定每月18日为国难日，学生们同吃高粱米饭，同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同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阎宝航、朱霁青、马占山、霍维周、李梦兴、王以哲、何柱国、冯占海等东北名流或东北义勇军将领都来校讲话，以激励学生勿忘国耻。这为培养东北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具有特色的是，王化一还对东北中学实现军事化管理。由于王化一为“救国会”军事部长，正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援义勇军抗日。他认为东北中学的建校宗旨是“收容和教育东北流亡学生，训练东北义勇家骨干”[45]，实行军训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的需要，所以学校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全校按班级编为中队、分队、班，每日作息都以军号为令。规定每周6小时严格的军事训练课程，由东北讲武堂专派军事教官训练。这种军事训练为东北学生后来参加抗战打下了基础，但也引起国民党CC派分子的嫉视。为此，王化一同王卓然一样，还要同妄图抢夺东北中学统治权的国民党CC派分子做斗争。后来，CC派齐世英拉走了一部分东北学生，另创建了“东北中山中学”，与东北中学竞争。CC派诬称东北中学是为张学良培植势力创办的，是黄埔第二，目的在于反蒋。蒋介石派戴笠到北平东北中学调查。然而，戴笠和王化一接触后，相谈甚欢，两人竟然成为好朋友。王化一与戴笠的友好关系，为东北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之后东北救亡工作遇到的一些难题，许多都是由王化一出面与戴笠协调后加以解决的。

对于东北大学与东北中学这两个流亡学校，蒋介石担心成为东北人“反蒋抗日”的基地，曾电召王化一和王卓然到庐山，加以笼络，他们都婉拒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必须忠于张学良，从事复土还乡的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他们唯一的追求。但是，这种初衷并不被进步学生们所理解，甚至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王卓然、王化一主持校政期间，遇到的同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维持学校内部的安定问题。他们所管理的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学生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必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这让王卓然和王化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是进步的，只不过是行动上更激进一些。作为校长，他们并不希望因为革命活动而影响学校的秩序，希望他们能安心读书。但是，国民党当局要求取缔一切抗日救亡活动，不断给校方施加压力。办学是需要各方面支持的，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支持。最后，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对学生的救亡运动加以制止。为此，遭到进步学生们的强烈反对。虽然他们为学校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同的，都是在学生们的抗议下，辞去了校长职务[46]。无论他们初衷如何，都未能获得那些进步学生的谅解。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救亡的道路上苦苦探索，希望能寻找一条光明的救亡之路。但是，四维学会的成立，只是个谈抗日的空架子，没有一点抗日的实质内容，这样下去，东北流亡民众的出路在何方？东北军的前途何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处于迷茫与苦闷之中。东北救亡运动也一度失去了前进的方向，陷入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