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唐代驿传制度的研究，除了最早时期的从传世史料中辑佚相关规定的做法以外[40]，大部分研究者均或多或少地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仅就某一文书的解读而着笔，所以其研究取向即便是针对交通运输制度，其结论也可能只适用于西北，不能保证适用于整个大唐帝国。《天圣令》被发现并被整理以后，“使得此前聚焦西州、沙州特定区域的马政研究再度回归对中央马政及其运作的研究”[41]，可谓意义重大。孟彦弘结合《天圣令·厩牧令》的令文和吐鲁番文书，认为传制“是由地方官府组织的规模较小的传送”，它的“运输途径最远也大多只是到达相邻之州，承担其任务的是以州为单位设置的传送马驴”[42]。宋家钰也认为：“传送基本上是在本县、本州境内，即逐县逐州传送。”[43]但根据前面对《天圣令·厩牧令》唐26条的分析，传送马是可以超越州的，不是仅负责某州之内的传送[44]。另外，即便就传世典籍中的史料而言，亦可证明传送是长途而非短途的。
下面，以两《唐书》中的“传送”“递送”[45]为例，探讨一下传送的运输形式。先看“传送”：
左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得罪，传送行在，道杀使者，奔（杨）玄感，劝举大号。[47]
大业末，（李靖）为马邑丞。高祖（指李渊）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传送江都。[48]
（魏徵）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徵与其副谋曰……[49]
（吴兢）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50]
就以上事例而言，使用“传送”是一种官方的行为，目的大都是押送罪犯或者犯官奴婢。除此之外，有唐、五代乃至宋朝使用“传送”押解罪犯至魏阙的记载不绝史册，例多不叙。这说明唐五代时期，“传送”不仅仅是一个动词，而且是某种交通形式。宋家钰说：“在需要较多的人夫车马传送的情况，或是要传送一批罪囚、流人时，更要采取这种制度。”[51]但问题是，传送罪囚必须是长途押送。前四个事例，都是把人从地方押至中央，最后一例是把人由中央押至地方。那么，这里的“传送”就不仅是某一州县范围内的职权，而是全国通行的规制。具体来说，传送窦参“财物婢妾”事，是德宗下诏，由郴州执行的。李靖自囚传送事，虽是其自己做的决定，但使用的是马邑的传送。吴兢所奏，属于泛泛而言，但是“传送本州”是朝廷做的决定，是由京师向地方传送的，那么在京师内或其附近也应有传送。不论是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传送罪犯，都必然是长途押送，中间不会更换押解人员，否则就不会出现魏徵与副手商量释放李志安、李思行的事了。
上引“传送的行程大致是在州县境内，一般为逐县逐州依次传递”的观点以及“所承担的运输一般规模较小、距离较短，是对转运的补充或调整”的观点，均与这种“传送”有矛盾之处。
再如“递送”：
（郝处俊）开耀元年（681）薨，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高宗甚伤悼之……令百官赴哭，给灵舆，并家口递还乡，官供葬事。其子秘书郎北叟上表辞所赠赐及葬递之事，高宗不许。侍中裴炎曰：“处俊临亡，臣往见之，属臣曰：‘生既无益明时，死后何宜烦费。瞑目之后，傥有恩赐赠物，及归乡递送，葬日营造，不欲劳官司供给。’”高宗深嘉叹之，从其遗意，唯加赠物而已……[52](www.xing528.com)
（韦）抗历职以清俭自守，不务产业，及终，丧事殆不能给。玄宗闻其贫，特令给灵舆，递送还乡。[53]
宜长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纲递送；路次州县，差人防援，至彼捉搦，勿许东西。[54]
（咸通十年［869］八月，孟）公度至（宣州），（崔）雍死于陵阳馆，其男党儿、归僧配流康州，锢身递送。[56]
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递送”主要用于送官员归葬[57]和押解重犯（锢身递送）。官员归葬，最需要保护的灵柩，一般需使用车辆运送；押解重犯，由于犯人是戴枷或戴镣铐的，也需要车辆。故这里的“递送”主要就是用车进行运送。《天圣令·丧葬令》唐2条云：
诸使人所在身丧，皆给殡殓调度，造舆、差夫递送至家。其爵一品、职事及散官五品以上马舆，余皆驴舆。有水路处给舡，其物并所在公给，仍申报所遣之司。[58]
这里的“殡殓调度，造舆、差夫递送”与上引两《唐书》中的“递送”灵舆所指相同。递送灵柩或者押解重犯，同前面的“传送”事例一样，也是要长途运输的。所以，“传送的行程大致是在州县境内”和传送“所承担的运输一般规模较小、距离较短”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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