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隋、唐漕渠沿袭自汉，除去首尾段略有变化以外，整体行径大体相似。如是说，在既有工作的基础上，完全能够将隋唐漕渠的渠道进一步划分为“长安诸渠”与“直渠”两部分[24]，借以逐段考证其线路行径。
1．长安诸渠
据《史记·河渠书》载，漕渠本就“引渭穿渠起长安”，由于被纳入城市供排水系统之中，渠系更是复杂。基于对汉渠线路的考证，在这里，仅选取隋唐漕渠主线作描述，并对前人观点加以整理。
按“引渭穿渠”一语，漕渠应该引水自汉长安城（以下简称“汉城”）以西的渭水河畔。于此处，汉代旧址已不甚详细，仅《旧唐书》《新唐书》有载：天宝元年，以“（韦）坚为使，乃占咸阳，壅渭为堰”，名“兴城堰”。类似于今天滚水坝的设计，堰体可以阻拦一部分渭水，导流入漕渠。后来，在“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时，又称“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25]，亦是所指。另据郭声波考证：“沣河下游西岸有古渠经阎家村（今名仍旧）、席家村（今东西席坊）、张家庄（今东西张村）、马家村（今马家寨）入渭，恰至隋唐兴城堰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条不知名的古渠就是隋唐漕渠的渠首段。”[26]如是说，则“旧漕”应该是从今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以西引渭水流，循《长安县志》所载的“古渠”行径渡过沣河[27]。
继其后，辛德勇认为“漕渠东行经滈池北、磁石门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由三桥下穿过唐开远门至咸阳大道（汉时则当通过揭水陂），缘汉长安城南垣东行”[28]，流入隋唐长安城北禁苑。按宋敏求所撰《长安志》记载，禁苑“东接灞水，西接长安故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29]，范围广阔；沿汉城湖址，漕渠的这条主线不仅被纳入汉城市供排水系统之中，还被兼作为护城河使用，又与泬水枝渠、昆明池水和昆明故渠等支线连接，从而形成较为复杂的渠系；至隋唐时期，汉城的城市供排水渠系多已废弃，原支线的水量明显减少，遂只保留主线渠道继续引水。参照《西安历史地图集》所绘[30]，可大致确定这一段漕渠线路。除此以外，沿汉城东侧的护城河北出，还有一条专门为城内引排水所设计的明渠支线，今址仍有漕运明渠还在继续沿用。
至灞河以西段，王社教按海拔高程推算，认为隋唐漕渠仍是沿泬水支渠一线行径[31]；而郭声波则依据卫星照片分析指出，隋唐漕渠“当由汉长安城南古渠经今董家村、陆家堡、白花村至泘沱寨合龙首东渠北支，又东北流，入广运潭，缘滋堤渡灞东去”[32]。如是说，不同于汉渠“绝灞右出”之主流，隋唐漕渠的线路应该有向灞河上游推移，至浐灞交汇处；否则，既有的漕渠线路将无法与广运潭的定位产生直接联系。
综上所述，在汉渠线路的基础上，可将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漕渠行径绘制成图（图1）。
据图而论，按“引渭”主线行径，隋唐漕渠基本沿用了汉渠故道，但在补水支线上却存有明显差异。两相比较，汉代修昆明池蓄水，所引自沣、泬（潏）、滈诸水，多侧重于长安西侧的水流，故还设计有昆明池水、昆明故渠这两条支线渠道连接漕渠渠道；而唐代则修凿广运潭，在浐、灞交汇之处截流，明显侧重于长安东侧的水流，遂使灞河以西的漕渠主线整体向上游推移，从而改变了漕渠行径。所以说，围绕着引流的水源选择，不同时期的渠道线路确实有所变化。
2．直渠
引《史记·平准书》载：“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所谓“直渠”者，按其“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所述[33]，应当与秦“直道”类似，以其“径（直）”而名。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提供的考古信息，在今天西安市灞桥区的新合村、陶家村之间，仍能找到一段“并渭漕渠”的遗迹[34]，经过数次考察，又在其东西沿线各有发现漕渠庙、深渡村等遗存[35]。循此痕迹，自灞河以东算起，从广运潭迤至永丰仓（广通仓）一线，应该仍是在沿用汉代直渠的旧址，亦即漕渠运输的主要航程。
图1 隋唐长安附近的漕渠行径示意图(https://www.xing528.com)
（据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隋唐长安城水利工程布局示意图》改绘。）
（1）广运潭
继前文所述，广运潭始修凿于天宝初。究其位置所处，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36]，参照郭声波、李令福的观点，“认为广运潭在广泰门外的浐灞之会”。在这里，隋初将灞水改名曰滋，另行修筑有一道滋堤堰来拦截浐、灞之水，借以作为漕渠水源的补充；而在此基础之上，唐代又通过加高堰体、凿展河床等方法扩大蓄水，遂有在光泰门外“形成数里连樯的水面”，可供漕船的装卸、停泊。因而，“绝灞右出”的渠道线路也必须要整体向上游推移：在灞河以东，“由今上桥梓子西灞河东岸引出，东北流今贺韶村、漕渠村、西泉村，沿370米等高线折东，与汉漕渠合”[37]。按此描述，倒是与《水经注》原载“霸水故渠”的行径基本吻合，因而推测这段很可能是将原有的旧渠支线改作新渠主线，借以使漕渠引流能够顺势经过浐灞之会。
（2）米仓
据《旧唐书·李晟传》所载：泾原兵变时，“晟自东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以薄京城”[38]。郭声波认为，在广运潭附近应该还有一处临时粮仓，而“记载中唯一可见的苑外‘米仓’，正在光泰门外”[39]。更何况，“米仓”之名恰已印证是为贮存漕运而来的米粮。据此推断，“米仓”当是一处专门设置在光泰门外的中转仓储，以便停泊在广运潭上的漕船装卸、贮存米粮所用。
（3）东渭桥仓、渭南仓
据《史记》所载：“五年三月，做阳陵、渭桥。”另以《索引》注解，“今渭桥有三所……一所在东北高陵道，曰东渭桥”[40]。而《唐六典》亦有记载：“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桥、中渭桥、东渭桥，此举京都之冲要也。”[41]按考古发掘所见，始自于开元九年（741）刘绾初建，唐代先后有三次营建东渭桥，今址位于高陵耿镇白家嘴村渭河南岸2.6千米处[42]。关于东渭桥边置仓的时间，似有疑误。按《唐会要》所述，是以监察御史王师顺“运晋绛之粟，于河渭之间，增置（东）渭桥仓”[43]，但咸亨三年（672）要明显早于初次建桥的时间。对照《旧唐书·食货志》相关记载：“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也。”疑似《唐会要》将渭南仓误作“渭桥仓”。此渭南仓者，亦被宣州刺史裴耀卿在开元十八年（730）上便宜事条中所提及[44]，与永丰仓相提并论，更说明彼时在东渭桥附近尚未有仓储设置；所以，要“于泾水汇入渭水处附近置东渭桥仓”，时间只可能更晚[45]。应该说，在唐代中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漕渠废用、漕船改行渭河运输，才使东渭桥仓逐步取代了广运潭，变成新的漕运集散地。
（4）永丰仓（广通仓）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丰仓，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46]其设置应与西汉京师仓较类似。大业时，又因避讳改名“永丰仓”，亦为唐朝所沿袭。经艾冲考证，“永丰仓故址应在今潼关县北境吊桥村与潼关故城间的古驿道之侧，略当今西厫村和废五里铺村一带”[47]。李令福也认为，“隋修复漕渠即永通渠东口即在此，较汉代略向东移，这可能与此时黄河河道东徙而导致黄渭交汇处随之东移有关”[48]。事实上，正是由于黄河河道摆动所带来的影响，这才使漕渠归流的入口不时发生变化，转而造成文字记载上的差异。故此，仅就隋唐时期所见，“永丰仓位于潼关西、渭河口南的驿道之侧”[49]，所处位置正是漕渠线路与驿路之间的交汇点，完全可以充作一处水陆枢纽。
至此，已将漕运航程所涉及的仓庾、码头逐一定点，借以作为沿途必经的交通枢纽，还原到地理坐标上，可以依次连接形成一条东西向的运输线路，即为直渠渠道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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