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旌表義門：傳承孝義精神，穩定社會秩序

義門是指尚義的家族或家庭。在宋朝，主要指世代聚居共財的家族，少數指崇尚孝義而得到朝廷表彰和社會贊譽的家庭。《宋史·孝義傳》載有世代聚居共財而獲朝廷旌表的58個家族，其餘爲被朝廷旌表門閭的孝子和孝婦的家庭。

唐末以後，以血緣爲紐帶的門閥士族宗族組織完全崩潰，族人星散，封建宗法關係松弛。入宋後，地主階級逐漸利用農村公社的殘餘，重新建立新的封建家族組織。新的家族組織主要采用聚居而不同産（即存在族人私有經濟）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全國占大多數。另一種是世代聚居而同産的方式，這種方式只占少數。宋朝統治者大力提倡而加以旌表的往往是後一種封建家庭組織。

宋太祖和太宗時，每逢地方官府申報“數世同居”者，朝廷“輙復其家”，即免除其家族的賦役，同時“旌其門閭”。這些家族在五代十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因其凝聚性而安身保命，且延續至北宋，顯示出它頑强的生命力。《宋史·孝義傳》記載這一時期受到朝廷表彰的義門有19家。真宗時，有35家。仁宗和徽宗時，各有1家。南宋時，有2家。

以上58家義門中，最有影響的有江西德安（今屬江西）義門陳氏和南康軍建昌（今江西永修西北）義門洪氏。陳氏在唐僖宗時已被“詔旌其門”，南唐時立爲義門，免除徭役。此時，江州長史陳崇爲其族長，“持家有道，敦規有禮，室無私財，厨無别饌”。宋太祖開寶初年（968），到陳昉爲族長時，已13世同居，長幼700口。“不畜婢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一日三餐，全部在大食堂喫飯，未成年人另桌。建造書樓，“延四方之士，肆業者多依焉”。在陳昉家族的影響下，“鄉里率化，争訟稀少”。仍免徭役。太宗時，又免雜科。淳化元年（990）陳兢爲族長，“常苦食不足”，太宗下詔本州每年貸米2000石。至道初（995），派内侍至德安賜“御書”。内侍回京，回報太宗説陳氏“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曾與近臣談論陳氏，參知政事張洎説：陳氏“家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于公府”。太宗“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賜其族長陳旭爲江州助教。仁宗天聖元年（1023），全族2000口，族長陳藴年八十，且“有行義”，江州申報朝廷。仁宗説：“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爲善者勸矣。”特賜陳藴爲本州助教（《長編》卷一〇一）。陳藴病死，其弟陳泰繼爲族長（《宋史·孝義傳·陳兢》）。爲保證家族的常盛不衰，陳氏家族有不少男子參加科舉考試，博取一官半職。慶曆四年（1044），陳氏家族共3700多口，其中應舉者403人，“郎署之在朝者，琛、遜而下十有八員，當要路而居刺史、司馬、參軍、縣令者，珪、儔而下二十有九員”。同年，“家長以食者太多，義門地窄，諸莊糧供寓遠，撥遣一千四百餘口往黄州莊舍就食”。開始將近三分之一的族人分往外地。但到嘉祐三年（1058），這支族人“思時節歸侍違遠，聚會失期，似虧義氣，告乞歸宗”。於是回到故里，在德安的東冲建小屋500間，稱“黄州莊回歸院”（《義門陳氏宗譜·分居封官記》，民國三十六年丁亥重修本，第49頁）。嘉祐六年，陳氏宗族已達3900多口。大臣文彦博、包拯等論陳氏家族在“朝野太盛”，仁宗命江西轉運司官屬謝景初、德安縣令穆恂、湖口鎮巡檢官范彬等“車馬擁門，監護分析，豈容忤旨抗拒”！第二年，經議定，將“知”、“守”、“延”、“繼”等排行者“别號分派”，共291莊，分遷川、浙、廣、福等路。在“分析”後，各分支的“家長”議决：“今奉分之後，祖宗之莊雖析，子孫之心莫二，仍效前人規確凛義方之訓，往來無間，音問莫疏，長幼必識，尊卑必辨。”又説：“自一莊至衆莊，惟以義相繼，不以各處一方，遂墮數百年之義風，則今日一義門，後日千百其義門又此始也。”（同上《義門分莊記》）

南宋初，陳氏家族遭遇兵火，“家屬離散”。從高宗建炎間算起，到寧宗嘉定五年（1212）進士、族長陳炎及及孫子，不過7代同居，100多口。該族仍然“自幼至長，不蓄私財”。江州申報朝廷“乞加旌表”。寧宗手書“真良家”三字賜之，並下詔“特賜旌表門閭，仍令長吏致禮”（《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一三）。(www.xing528.com)

建昌義門洪氏，宋太宗時洪文撫爲族長，已“六世義居，室無异炊”。洪文撫的曾祖洪諤，曾任唐朝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洪文撫在所居雷湖之北創建書舍，招來學者讀書。至道間，建昌軍將洪氏家族的義行申報朝廷。太宗派内侍帶“御書”100軸專程賜給洪家。洪文撫派弟洪文舉赴京進貢土産，表示謝恩，太宗又將“飛白”書“義居人”一軸爲贈，還授洪文舉爲江州助教。至道三年（997），下詔“表其門閭”。從此，洪氏家族每年派遣子弟進貢土産，朝廷“必厚賜答之”。洪文撫兄之子洪待用，真宗咸平三年（1000）登進士第，歷官至都官員外郎（《宋史·孝義傳·洪文撫》）。

宋朝統治者旌表義門的用心在於，第一，成爲義門的大家族多代共居，同産同餐，顯示了一種傳統的孝義等宗法精神。《宋史·孝義傳序》説：“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統治者期望通過旌表義門家族，以其爲榜樣，宣傳孝悌和義禮，“激勵風俗”，“以厚人倫”，消除百姓之間的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第二，義門的家族形態實際是國家的縮影，國家則是義門家族的放大，兩者的搆造和機制是一致的。皇帝是國家的族長，族長或家長即家族的君主；官僚政治制度控制國家，家法則管理家族；地主經濟以私有制爲主體，家族則以集體所有經濟（實爲家族私有）爲主體。宗法倫理則成爲兩者直接相通的橋梁，於是以孝義轉换爲中介，人們將族長與族衆關係、父子關係轉换爲君臣關係，將對族權的敬畏轉换爲對皇權的順從。前述德安義門陳氏“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于公府”。又如吉州永新顔詡家族“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异序，少長輯眭”。這正説明統治者力圖在地方基層政權組織之外，借助義門家族的力量來加强對地方的統治。第三，大多數義門家族重視對本族子弟的教育，並鼓勵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博取一官半職；朝廷也特賜其族長以進士出身或低級官衔，提高其在家族和社會上的政治地位。如建昌義居洪氏創辦雷塘書院，德安義門陳氏創辦東佳學堂，豫章胡氏創辦華林書院（楊億《武夷新集》卷六《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不僅鼓勵本族子弟就讀，而且允許“四方學者”習讀，“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肆業於其家”（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成爲江南地區幾所重要的學校。經過家族教育機構的培養，許多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經過科舉考試的篩選，大批爲宗法生活所熏陶的子弟從家族的懷抱轉入官僚政治體制之中，其官俸源源流回家族公庫（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一《人倫部·宗族》），充實了家族的共有經濟，而待闕和致仕制度又使這些子弟暫時或永久回歸家族，以士大夫身份左右家族。如前述仁宗慶曆四年，德安義門陳氏竟有403人應舉，在朝廷和地方上任官者有47人。科舉制度使義門家族與官僚政治體制聯結一起，既鞏固了義門家族，又鞏固了官僚政治體制。這是中唐以後義門家族適應新的形勢而自然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第四，宋朝一般禁止在祖父母和父母健在時提出分居，但在義門家族人數較多時又强迫其析居，分處各地，以减少對地方官府的經濟負擔和潜在威脅。義門家族雖然實行同産共餐，能够“同甘藜藿，衣服相讓”（《宋史·孝義傳·徐承珪》），有時也能“發廪减市直，以振飢民”，在當地造橋、建孔廟等，造福一方，但官府必須在經濟上給予種種優待，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規定：“諸州旌表門閭户，與免户下色役。自餘合差工夫、科配，即準例施行。”（《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二）德安義門陳氏還特免差役和科配。由於减免較多，使地方官府减少了許多賦税收入。同時，義門家族不時因人口衆多，“常苦食不足”，本州不得不每年貸糧數百、數千石，又成爲州縣財政的一大負擔。此外，義門家族人多勢衆，被統治者視爲潜在的威脅。因此，如仁宗嘉祐末，對世代“確守祖洲，水誓不敢分析”的德安義門陳氏，由當地派出多名官員“奉旨臨門，勸令監護分析”，陳氏家族出於無奈，才勉强將一族析爲許多族，分居各地（《義門陳氏宗譜·義門分莊記》）。

義門家族在宋朝並不普及，但由於以上幾點原因，統治者大力提倡；同時，又采取措施，適當控制其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