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經》學研究成果第19辑

宋代的《詩經》學研究是《詩經》宋學形成的重要階段，正如陳鐘凡先生說：“一代學術之勃興，必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其他關係焉。”^[7]的確，宋代的《詩經》學研究能呈現出異彩紛呈的景象，是與其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宋世，由於受政治改革、教育改革與儒學復興運動的影響，《詩經》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股以疑經惑傳爲特徵的經學變古思潮，學者研究《詩經》不再專守訓詁，而是多趨義理。而且他們對《詩經》的看法，更是異於前代，學者以《詩經》爲諷詠性情之作，非如《詩序》所言僅止於美刺而已；詩教之作用，在於反映民情、教化風俗與吟詠性情，故宋之學者多“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己守殘之陋”^[8]。宋代《詩經》學文獻數目的劇增，估計就是這種時代風氣之使然。

宋代現存及所輯錄的67種《詩經》學文獻，依其自身的特色，大致可分爲如下六類^[9]：（一）廢序派：如歐陽修《詩本義》、劉敞《詩經小傳》、蘇轍《詩集傳》、晁說之《詩之序論》、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朱熹《詩序辨說》、程大昌《詩論》、楊簡《慈湖詩傳》、黃櫄《詩解》、朱鑒《詩傳遺說》、錢文子《白石詩傳》、輔廣《詩童子問》、王柏《詩疑》。（二）尊序派：如程頤《伊川詩說》、周孚《非詩辨妄》、范處義《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李樗《毛詩詳解》、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林岊《毛詩講義》、魏了翁《毛詩要義》、劉克《詩說》、嚴粲《詩緝》、段昌武《毛詩集解》、李公凱《毛詩句解》。（三）名物訓詁派：如陸佃《毛詩物性門類》、蔡卞《毛詩名物解》、吳棫《詩經古音》、鄭樵《詩名物志》、錢文子《詩訓詁》、輔廣《詩經協韻考異》、王應麟《詩地理考》、王應麟《詩經天文編》。（四）藉詩寓意派：如王安石《詩經新義》、張耒《詩說》、張耒《柯山詩傳》、唐仲友《詩解鈔》、王應麟《困學紀詩》、黃震《讀詩一得》、謝枋得《詩傳注疏》。（五）圖譜派：如歐陽修《補注毛詩譜》、楊甲《毛詩正變指南圖》、王柏《二南相配圖》、佚名《毛詩舉要圖》。（六）三家詩派：如王應麟《詩考》。在這六類《詩經》學文獻中，廢序派與尊序派可以說是宋代《詩經》學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們代表了《詩經》宋學的最大成就。而且宋代之《詩經》學文獻除了各自在內容的闡釋上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外，于兩宋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呈現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徵。從時間跨度上講，兩宋《詩經》學文獻的發展當以南北兩宋計，而北宋又要以仁宗慶曆之際爲界點，南宋則爲慶曆以降變革之發揚和延續。

北宋初年的《詩經》學研究，實爲唐學之餘音，治《詩》者多信守注疏，正如近人馬宗霍所云：“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10]皮錫瑞也說：“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11]由此可見宋初治《詩》之取向。至於如周堯卿所說：“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12]此類乃寥寥數耳。

《詩經》學發展至北宋仁宗慶曆之際，經學研究領域中自中唐以來所興起的懷疑思辨學風雖經宋初的短暫停滯，此時卻成爲學術界內的普遍風氣。王應麟說：“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13]司馬光又說：“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14]陸遊也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15]

由此觀之，慶曆以來，學風之變，荒經蔑古，莫茲爲甚。然懷疑之風既著，治學之道日新，諸儒乃能舍訓詁而趨義理。這一時期現存和輯錄的《詩經》學文獻主要有歐陽修《詩本義》和《補注毛詩譜》、劉敞《詩經小傳》、王安石《詩經新義》、蘇轍《詩集傳》、程頤《伊川詩說》、陸佃《毛詩物性門類》、蔡卞《毛詩名物解》、晁說之《詩之序論》、張耒《詩說》及《柯山詩傳》。歐陽修所作《詩本義》可以說是現存有宋一代學貴發疑之《詩經》研究的開山之作，它結束了唐代以繼承爲主、匯總資料的《詩經》研究方式，確立了探求《詩經》本義的方法與原則，對《詩序》《毛傳》《鄭箋》的不少謬誤都發動了猛烈攻擊，尤其是他“非但首創僅錄《詩序》首句之例”，而且“對於《詩序》首句中他認爲不必要的字也敢於動手刪除”^[16]，可謂“始有以開百世之惑”^[17]。劉敞《詩經小傳》爲其《七經小傳》之一，他與歐陽修秉持著相同的基礎認知，對《詩序》《毛傳》《鄭箋》都投注了敏銳的批駁眼光。而且劉敞對前人判定詩篇正變屬性的成說亦提出懷疑和指責，他直接由詩篇字詞呈現出的意涵論定詩篇的正變歸屬，體現了他回歸詩篇文字本身、脫離舊有注解藩籬、無偏見地針對各篇詩作分別進行全面性詩義詮釋探究的注釋行爲。另外，劉敞對《詩經》經文本身，亦作出諸多改定，故《四庫全書總目》曰：“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18]繼歐陽修和劉敞之後，蘇轍、晁說之等具有“疑經疑傳”學術性格的學者也隨之陸續出現，經學的相關研究遂產生了徹底的變革。蘇轍基於“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19]的目的，撰作了《詩集傳》二十卷。他對於漢唐以來《詩經》學史上聚訟紛爭的基本問題都進行了思考和辨析，尤其是他認爲《詩序》“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而盡去其餘”，^[20]可以說是超越前賢時儒的一次創舉。蘇氏《詩集傳》遂成爲《詩經》學史上第一部廢《序》言《詩》的全解。晁說之《詩之序論》現僅存四篇，其論《詩序》，謂“作《詩》者不必有《序》”，“《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晩矣”。^[21]可見，晁氏亦否定《詩序》爲子夏所作。程頤《伊川詩說》爲其一時雜論，非說《詩》專著。程氏於《詩》，大抵謹守毛、鄭，遵《序》爲說，實爲《詩經》漢學學風。

在以廢序、遵序爲核心，以懷疑和創新爲特徵的《詩經》宋學研究之外，尚有陸佃《毛詩物性門類》和蔡卞《毛詩名物解》注重《詩經》名物的訓詁。陸氏之作多取《說文》，旨在藉名物訓詁以通詩義。蔡氏之作多用王安石字說，書凡十一類，大略似《爾雅》。雖然陳振孫評之曰：“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22]，但實亦有出於孔穎達《毛詩正義》及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之外者。而王安石《詩經新義》及張耒《詩說》和《柯山詩傳》，則是假《詩》以抒胸臆，以現時事，爲宋人好以己意解經的最佳詮釋。(www.xing528.com)

這一時期的《詩經》學文獻，自歐陽修《詩本義》，經劉敞《詩經小傳》、蘇轍《詩集傳》、至晁說之《詩之序論》，可以說是一直以來被視爲權威的《詩序》《毛傳》《鄭箋》開始受到質疑，學者對於經典的詮釋與說解在諸般轉折變動當中逐漸邁向新的路線。由此可見，慶曆以降的《詩經》學研究，不僅對《毛傳》《鄭箋》提出批駁，而且對《詩序》和經文本身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懷疑，蓋宋人不信傳注，進而議及本經也。于此，宋代的《詩經》學研究也就進入了《詩經》宋學研究的新天地。

大膽懷疑、自由研究、注重考證、提出新見，是南宋時期《詩經》宋學的特點。這一時期的《詩經》學研究，繼北宋歐陽修、蘇轍等人開啟了對《詩經》漢學的懷疑之風後，《詩經》學者始終圍繞著廢序和遵序的激烈爭論，對《詩經》展開全面梳理、考證和闡釋。兩派鬥爭的結果，以廢序派獲勝而告終。

這一時期廢序派的《詩經》學代表著作主要有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朱熹《詩序辨說》、程大昌《詩論》、楊簡《慈湖詩傳》、黃櫄《詩解》、朱鑒《詩傳遺說》、錢文子《白石詩傳》、輔廣《詩童子問》、王柏《詩疑》。如鄭樵所著《詩辨妄》，專門攻擊《詩序》，駁斥毛、鄭的謬誤。他稱《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稱毛、鄭是“村裏陋儒”，故陳振孫評之曰：“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23]其後，王質《詩總聞》沿其緒，略序不觀。他反對《詩序》，但不直接詆毀，而是採取“廢序去傳注”的方法，別立新意。而且在《詩總聞》中他以《左傳》與《詩序》相對照，證實《詩序》之妄，進而主張說《詩》必先廢《序》，並在此基礎上“以意逆志，自成一家”^[24]，對許多詩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朱熹是南宋的儒學大師，他在歐陽修、蘇轍、鄭樵、王質等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詩經》作了更系統、更深入地探討，他所著的《詩集傳》，廢《序》言《詩》，自立新說，“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25]成爲宋代《詩經》學研究中廢序派的集大成之作。朱熹另有《詩序辨說》一書，對《詩序》一一加以辨析，分別去取，表現出嚴肅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南宋一世其他《詩經》學者如程大昌、楊簡、朱鑒、輔廣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抨擊《詩序》，支持、發明、補充朱熹等人的觀點，成爲朱氏《詩集傳》的羽翼和發揮。

這一時期遵序派的《詩經》學代表著作主要有周孚《非詩辨妄》、范處義《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李樗《毛詩詳解》、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林岊《毛詩講義》、魏了翁《毛詩要義》、劉克《詩說》、嚴粲《詩緝》、段昌武《毛詩集解》、李公凱《毛詩句解》。面對破舊立新的廢序派的猛烈攻擊，遵序派爲了維護《詩序》的權威地位，也不遺餘力地向廢序派發起反攻。周孚著《非詩辨妄》一書，專門攻擊鄭樵的觀點；范處義著《詩補傳》，極言《詩序》之不可廢；呂祖謙著《呂氏家塾讀詩記》，採集《詩經》漢學之說，堅守《詩序》《毛傳》《鄭箋》《孔疏》，成爲宋代《詩經》學研究中遵序派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後的戴溪、袁燮、林岊、嚴粲等人，亦沿著廢序的路線繼續發展，他們或肯定《詩序》，或取長補短，形成了南宋中後期廢序研究的高潮。

南宋時期的《詩經》學研究除了以廢序和遵序爲核心的《詩經》學文獻以外，尚有一些名物訓詁之作，代表了《詩經》漢學的成就。如吳棫《詩經古音》、鄭樵《詩名物志》、錢文子《詩訓詁》、輔廣《詩經協韻考異》、王應麟《詩地理考》《詩經天文編》《詩考》等，其中《詩考》是首次對三家詩進行了輯佚，《詩地理考》、《詩經天文編》也是首次將考據學的範疇擴大到地理和天文，這些都對清人的考據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還有一些諸如緬懷時世、闡發一己之思的《詩》學著作，如唐仲友《詩解鈔》、王應麟《困學紀詩》、黃震《讀詩一得》、謝枋得《詩傳注疏》等，體現了《詩》學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