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處所云“三教”，指的是儒釋道三教。其中，佛教外來，道教晚出，故後世之會通三教者多以儒教爲可資參照的坐標。就邏輯的嚴密性、思辨的抽象性而言，儒學實有不如佛學者；就對民間社會的影響而言，道教似乎尚强於儒教；但就對政治制度、倫理道德的影響而言，佛教和道教實又全然不可與儒教同日而語。因此，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便在倫理道德上自覺地選擇了“儒學化”這一路徑；而道教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其走向與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轍，即在倫理道德上亦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儒學化”的道路[43]。
三蘇之於儒釋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負和理論野心，即力求以儒爲宗，會通三教。這一取向和旨趣，早在蘇洵身上即已涂抹底色。蘇洵崇佛，多有方外之交，如圓通居訥禪師、景福順長老、彭州僧保聰、寶月大師惟簡等，僧傳將其列爲訥禪師法嗣。嗣後，蘇軾、蘇轍亦博通三教經典，力求會通三教精要；其中，又以蘇軾最爲典型。職是之故，本部分將以蘇軾爲重點考察對象，探求蘇氏蜀學對三教之會通。
蘇軾七歲知讀書，“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44]。而據《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載，蘇軾兄弟二人早年即已接觸釋道典籍，“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45]。另，《欒城後集》卷二一《書白樂天集後二首》亦云：“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46]被貶謫黄州（今湖北黄岡）後，蘇軾“杜門深居”，博覽釋典、深究佛理，“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47]。據統計，蘇軾有關道家道教内容的詩篇約占其全部詩作的百分之十[48]。就蘇軾六十餘年的生命歷程而言，他與佛教（尤其是禪宗）的關係一直是頗爲密切的。據不完全統計，蘇軾所閲讀的佛經有《楞伽經》、《金剛經》、《華嚴經》、《蓮華經》等。蘇軾一生與禪師交遊頗廣，不少禪師與他保持着頗爲密切的關係。蘇軾在蘇、杭及其它地方結識的僧侣（主要是禪師），有慧辯、辯才、梵臻、懷璉、契嵩、清順、守詮、仲殊、守欽、佛印、道潜、常總、玉泉、佛慧、可久、垂雲、思聰、惠勤、惠思、宗本、道榮等[49]。
禪宗不但影響了蘇軾的個人生活，而且影響了蘇軾的文學創作；不僅鑄造了蘇子超然生死的曠達性格，還形成了蘇子詩歌文賦的獨特風格。就後一層面而言，清人劉熙載（1813－1881）之説可謂曉暢，“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50]。
但筆者最爲關心的是，在蘇氏蜀學的思想體系中，三教的位置與地位究竟如何。换句話説，三教之於蘇氏蜀學，究竟是“拼盤”，還是“熔爐”？套用前人的説法，蘇氏蜀學究竟是“駁雜”，還是有“宗旨”？
三蘇蜀學之“駁雜”，古人向有定論，但並非的論。宋人朱熹謂蘇氏蜀學爲“雜學”，故作《雜學辨》以貶斥之[51]。清人全祖望（1705－1755）接武朱熹之説，謂“蘇氏出於縱横之學而亦雜於禪”[52]。朱、全之説，四庫館臣持認可態度，“蘇氏之學，本出入於二氏之間，故得力於二氏者特深。而其發揮二氏者，亦足以自暢其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降而至於近世，蒙文通（1894－1968）、錢穆（1895－1990）、侯外廬（1903－1987）亦嘗踵武此説。蒙氏云，“北宋儒學，顯有三派，爲洛學、新學、蜀學，皆於六經有解，各自得立。洛派唯司馬光注《老子》，二程理學一派則排斥佛、老，至荆公新學，東坡蜀學，皆深入於佛、老。”[53]錢氏云，蘇氏之學“會合著老莊、佛學和戰國策士乃及賈誼、陸贄，長於就事論事而卒無所指歸，長於和會融通而卒無所宗主。……非縱横、非清談、非禪學而亦縱横、亦清談、亦禪學。實在不可以一格繩，而自成爲一格”[54]。侯氏云，“三教合一是蜀學的主要宗旨”，“蜀學正是這樣一種糅合三教的大雜燴”[55]。但與朱、全之説不同的是，蒙、錢所云“各自得立”、“自成爲一格”，已然暗示蘇氏蜀學實非“駁雜”一語可盡之。筆者以爲，三蘇蜀學雖貌似“駁雜”，實則又有宗旨存焉。所謂“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門道德性命、經世濟民之道也。所謂佛老之學，所謂縱横之學，所謂文章詞賦，實則爲之輔翼耳。(https://www.xing528.com)
作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1049－1100），嘗特意爲此辨析，“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論蘇氏而其説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56]秦觀親炙東坡教聞，所言自當不虚。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評價蘇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今人云，蘇軾思想的主流仍是儒家“見世濟用”的精神，在遭逢顛沛的遷客生活中，他“得幸”與佛禪結緣，對於君國社稷一直耿耿不寐，基本上保持了爲臣事君的理想與道德，他在等待中也是積極於地方的“邑政”建設[57]。凡此所述，蘇子皈依儒門之旨可以想見矣！就經學著述而言，蘇氏對《周易》《尚書》《詩經》《春秋》《論語》《孟子》等均有注解（如《蘇氏易傳》《東坡書傳》《詩集傳》《春秋集解》《論語説》《孟子解》等），且嘗頗得朱熹好評[58]。
在蘇軾的視野里，佛老之學、縱横之學，實則可爲“道”之輔翼，而文章詞賦則爲輔“道”之“術”[59]。易言之，在三蘇看來，儒佛道三教之宗旨雖迥然有异，實則百川歸海、殊途同歸。其高遠之目標、宏大之抱負，實在於“會通三教”、“融通百家”、“打通古今”。
蘇軾《南華長老題名記》云，“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爲用”[60]。蘇軾此論，目在會通儒教與佛教。對於儒教與佛教之功能與作用，蘇軾有過一個通俗而有趣的譬喻，“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説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61]。誠因如此，故蘇軾對大覺禪師懷璉所倡儒佛融合論是贊賞有加，“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62]。在《上清儲祥宫碑》一文中，蘇軾則對儒道加以會通，“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争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如是而已”[63]。《莊子祠堂記》所持論之旨，與此約略近之，“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64]。進而至於《祭龍井辯才文》，蘇軾則立意於三教之會通，“嗚呼，孔老异門，儒釋分宫；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净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65]。就一般層面而言，此實即蘇軾所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之旨[66]。當然，“會通三教”並非雜糅三教，並非“拼盤”，而是以儒爲主，熔鑄佛道二氏。此中大義，蘇轍言之甚明。一方面，“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後秦姚興、梁武帝之佞佛，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之滅佛，“二者皆見其一偏耳”。另一方面，“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67]。
准此，故筆者在本部分所立論斷是：蘇氏蜀學之“會通三教”，並非雜凑三教以爲“拼盤”，而是“以儒爲宗”，合理熔鑄中古三教以爲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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