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镇的年画遗存：从饰物到历史文化

每年春节，都有一些电视台会跑到杨柳青镇拍年画。照这些电视人的印象，好像如今杨柳青依然是“家家善点染，户户善丹青”。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物美价廉的胶版与石印年画就把民间木版年画挤到一边。郑曼陀、杭稚英、金梅生等人笔下的时装仕女和胖胖的童娃，立体，光亮，有血有肉，使看惯了木版年画那些平面的“娃娃样”的人们眼睛一亮。木版年画属于应用美术。用之则存，不用则亡；倒地之后，即刻成灰。这便以极快的速度消退下去。50年代，已故的版画家马达先生领导的对杨柳青年画的采风，包括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极富眼光的文化抢救行动。那一次挖掘到的年画遗存，如今已是十分珍贵和美丽的史料。后来文化部门又组建了杨柳青画社。将老艺人组织起来，继续作画，采用“以师带徒”的方式传衍传统技艺，使得古老的年画至今仍有传人，这可谓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但此时所使用的制作年画的方法，基本为版线加手绘，粗路的单纯的套版技术辄很少再用。买画者中间已渐渐出现了一些年画的爱好者与收藏者。这表明年画开始从年俗的饰物，渐渐质变为一种历史文化。

60年代初，在宫前大街和南市一带，偶而还能见到一两个外来的农民，他们将背着的小包袱卸下肩来，往地上一撂，打开便是一叠花花绿绿的木版年画，卖价很贱。内容多是最大路货的《大过新年》或《春牛图》之类。这叫人分明地感到，凋零殆尽的年画大树仅剩下最后几片孤孤飘摆的叶子了。

70年代，我在津东芦台一带的乡间收集印制年画的木版。清代中末期，在杨柳青年画大批地经由这里运往东北时，此地也聚集过许多年画作坊。然而，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我在芦台镇上走来走去，却寻不到一处残存的坊间。四处散失的画版全被农民拿去搭猪圈，钉板凳，当切菜板了；有凸线的一面还用作洗衣的搓板。我当时手头拮据得很，每一次最多只能花上两块钱，买一块古老的画版。一次碰到一块《义和团守卫大沽口》的画版，非常有历史价值，但对方要价五块钱，我当时手里没有这么多钱，没买成。待后来再去时，人家竟然用刨子刨平画面，当桌面了，使我痛惜不已。而我自己收集到的一些画版，一半以上又毁于1976年的大地震。那一年，我家房倒屋塌，所幸是人逃了出来。在抗震棚里我忽然想起那些画版，赶到废墟处寻觅，只找到不多几块，其余全都了无踪迹，化为乌有。

那时，我对年画史的感觉真是一片空茫。

改革开放后，思想宽松，百废待兴，木版年画似乎有了一种复苏的感觉。在天后宫前的年货摊上，居然又能见到那种木版刷印的年画。鲜艳的色彩，稚拙的形象，朴拙的版味，叫我感觉既亲切又惊奇。然而此后十多年来，年年所见，总是那几种，诸如《灶王爷》、《增福财神》和《全神大纸》。甚至所印的灶王，用的也总是那块老版。版面有残，所以灶王的左耳的上端一直缺着一小块。于是我从这极其有限的年画的复苏里，看到它即将穷尽的气数。

故而，近十年来，每到腊月底，我都要往杨柳青镇上跑一趟。我想亲眼看看一种曾经铺天盖地的文化——最终究竟怎样一点点地尽绝。

90年代初，杨柳青镇的年画摊大都是地摊。摆在一条大街两边的边道上下，大约十多家，占了几十米一段道路。这些画摊绝大部分是胶印年画，只是在一角放着几种木版的年画。市场是需求的显示窗。买卖之间的总量总是差不多相等。这表明，使用木版年画的人已经少得可怜。何况其中，还有一个例外，便是我。(www.xing528.com)

卖画的农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开玩笑道：“我是记者。”于是年年我在杨柳青这条街上一露面，这些卖画的农民都说：“记者来了！”我这“记者”之所以引得他们注意，是因为我肯出钱买画。然而只有在这个年画的故乡，才能碰到那种产自乡间的原生态的木版画。题材也决不只是《灶王爷》和《缸鱼》之类。比如我在一位老翁的小画摊上，买到了两种戏出的“贡尖”。一种是《收陆文龙》，另一种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都是最本色的农民贴用的粗路套版年画，应该说这已是绝无仅有的了。最珍罕的是几种手绘的年画，如《农家忙》、《大年三十》、《五大仙》等。《五大仙》是用来“结仙缘”的五种动物——胡（狐狸）黄（黄鼠狼）白（刺猬）柳（蛇）灰（老鼠）的画像。这种民间崇拜的年画曾被当作迷信品禁止，已有半个世纪没看见了。这里居然见到，令我异常欣喜。尤其是手绘的方法十分原始。它先在纸上印一版墨线，线条简单之极，几乎只是一个轮廓和外形，只为了确定一个位置，里边有声有色的东西全靠手绘。这属于最原始的农民年画。比起清代中期以来经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老店而发展起来的精工细制的手绘画法（即先印复杂的木版墨线，再填上或染上繁多的色彩）要古老得多。但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种源头的画法一直传衍到20世纪的末尾，甚至一直贯穿到整个年画史的终场？

尤其当我知道，这是一位77岁的老婆婆画的，就更对这些画心爱不已了。老婆婆画，老翁卖，他俩已经这样干了一辈子。于是昔日民间年画在乡间活喷喷的景象，叫我一下子触摸到了。画上的人与物，天真烂漫，傻里傻气，还有红呀绿呀黄呀紫呀，叫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儿时那个来自乡间的老保姆黑红黑红、眉开眼笑的脸。故此，年年我来买画，都要找这位老翁。而且有多少要多少，一次全买下来。老婆婆年纪大，产量非常有限，每种不过三两张。我从不讨价还价，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代民间画工原汁原味的作品，或是年画史最后的几个足痕了。而任何文化抢救，就该始于它尚未消亡之时。

可是到了第四年，也就是1995年，我在那卖画老翁“年年在此”的地方——一棵大碗口粗的老槐树下——见不到他的身影。问人，谁也说不清楚。不知是老翁来不成，还是老婆婆画不成了。我感到十分的失落！心里只企望两位老人都健在。因为这世上，惟有他们这样的老人身上，还遗存着古老的年画那种迷人的精灵呵。

如今人们已经很少贴年画了。尤其是城市人，连胶版画也很少再贴。先是世纪初工业文明的冲击，然后是现代化以来不断的时代风习与审美需求的嬗变，以及家居方式的更迭，人们对年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愈来愈疏远与陌生。现代居室的墙上很难再用按钉把一张年画钉在墙上。这样，年画退出年的生活则势所必然。

近年来，杨柳青镇上出现了一个复原的古代作坊式的玉成号年画庄，从购买者多为古代艺术的爱好者和收藏者来看，年画已从应用的民俗文化进入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

进入了历史才是进入了一种永恒。

然而，年俗的方式是人们对年的情感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当鞭炮、祭祖、以及贴年画等一个个载体都被从年的盛典中撤出之后，人们对年的情感将往哪处置放？这无从乘载的情感，最终便会归于失落。往往又失落又无奈，这是中国人当今过年的一种奇特的感受。那么谁来弥补这种年的失落——也是文化上的空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