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的侵占与扩张历程

早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即曾派马戛尔尼自大沽海口经天津到达北京，向清廷要求包括天津等处的海口通商，为清廷所拒绝。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在《南京条约》中规定了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但英国并不以此为满足，一直觊觎北京的门户——天津。一八五六年英国又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与法国组成英法联军，于一八五八年四月攻进大沽口，占据天津，清廷被迫接受了侵略者的要求，订立了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又开放沿海的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沿着长江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地为通商口岸。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两国借口交换条约文本又挑起战火，以大批军队攻陷大沽、天津，进而攻陷北京，烧毁圆明园。逃往热河的清帝咸丰，派其弟恭亲王奕于同年十月在北京与英、法侵略者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并又订立中英、中法《续增条约九款》，亦即《北京条约》。续增第四款即为“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清廷派崇厚为三口（即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使署驻天津（地点在今东北角大胡同东风影院处）。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英国公使卜鲁斯照会直隶总督恒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提出划天津城东南海河右岸自紫竹林至下园一带为英租界，当时包括段庄、转角房、碾盘庄、高台子、菜市等村庄。其范围相当于：东至海河，西至今大沽路，北至今营口道，南至今彰德道。占地面积约为四百六十亩。当时由英国皇家工兵队上尉戈登（C.G.Gordon）会同一名法国工兵上尉执行划界。戈登并初步设计了英租界内的道路、街区、河坝以及地区分段分号“出租”的计划，奠定了英租界后来发展的基础。

所谓“出租”，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转租”。据《驻津英国工部局所辖区域地亩章程》（简称《英工部局章程》）第一条规定：“租界系指该区域由中国政府永久租与英国政府名为英国租界而可转租于市民者。”在执行上，就是由英国领事将中国土地分段分号以高价租给若干家英国洋行或外商，签定为期九十九年的“皇家租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政府取得“永租”权后，竟一变而为此项土地的“主人”，转租牟利。

这就是天津英租界的起源。

英租界开辟后，英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一再蓄谋扩张。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后，德、日两国相继要求开辟租界，英国乘机借口“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要求将英租界自海大道（今大沽路）向西扩展到墙子河内侧的围墙（今胜利路北侧），计地一千六百三十亩。这本是无理要求，但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竟发出布告予以承认，这就是所谓的“一八九七年扩充界”。

另在英租界之南，沿海河右岸，今开封道迤北，有美租界一百三十一亩；一九〇二年，英、美两国私相授受，也并入英租界内。这就是“南扩充界”。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亦为天津海关道明令承认。(www.xing528.com)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后，英驻北京大使萨委派驻津领事金璋，以“存留作为英国日后扩充租界之用”为名，凭藉当时所取得的军事、政治的霸权，迫使清廷签订“合同”，将租界又推至围墙以外，越过墙子河（今胜利路）向西直到旧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计地三千九百二十八亩，称为“墙外推广界”。一九〇三年一月十四日，天津海关道出示布告，声明同意英国当局管理。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政府直隶交涉署又予以正式承认。

总计天津英租界先后三次扩张，占地共达六千一百四十九亩，在天津外国租界中占地面积最广。每亩每年仅向中国政府交纳钱粮一千五百文。

王家俊 绘

此外，英帝国主义还以“越界筑路”的手段，侵占了租界以外的大片土地。一八八六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英籍德人）经直隶总督李鸿章赠予，攫取了佟楼迤南向西“养心园”的大片土地，后来在该地建造了别墅。德璀琳当时是天津赛马会的负责人，便以赛马会的名义圈占了与“养心园”毗邻的大片土地，建成赛马场（即今工业展览馆及电信器材厂一带）。英租界当局又以沟通马场的交通为名，从赛马场经佟楼沿英租界边界直至墙子河，修筑一条马路，即今之马场道。当时声称路面属于赛马场，地基仍为中国所有。但是，在英租界第三次扩张后，马场道亦为英国人所强占，由佟楼至马场的那一段土地，包括赛马场本身及沿马路两侧的大片土地，本不属于英租界范围之内，实际上也为英租界当局所占有，清政府任其侵占不敢过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曾为此事与英国领事办过交涉，但毫无结果。在一九二五年李景林任直隶督办期间，英籍华人熊少豪做了天津交涉员，与英国领事狼狈为奸，以承认既成事实为由，将马场及沿马场道两侧土地、房屋、警察权等均划归英租界所有，了结此案。据说，英租界当局为顺利达到“越界筑路”而侵占的大片土地的目的，曾先后给予李景林、熊少豪等人贿赂达三十万元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