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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学与耀华学校发展过程

时间:2023-08-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同意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定名为天津公学,同时在董事会内成立天津公学管理委员会,由华人纳税人会选举三位董事组成,第一任负责人为庄乐峰。经过数月之筹备,天津公学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宣告诞生。后赵君达在开滦受到排挤,庄乐峰便藉机聘请他担任耀华学校校长。有一天,赵君达接到工部局警务处李汉元的电话,通知他有日本宪兵队酒井为首的日本人,前往参观耀华学校,请他准备接待。

天津公学与耀华学校发展过程

樊樊圃

自从英帝国主义天津开辟了租界以后,凡居住在英租界有房地产的人,不论中外,统称为纳税人,组织纳税人会。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工部局,设有董事会,在英国领事馆的控制下,代表英帝国主义利益,负责筹划以租界为基地的各种侵略活动。董事会的成员,早期都是英国人,后来才吸收个别中国董事参加,一九二八年以后,才增加到五名,是《英租界章程》上规定的最高名额。

中外纳税人对英工部局都负有纳税之义务,理应享受同等权利。在二十年代初,英工部局建立一个英文学校(Grammar School,即今二十中学),是专为外国纳税人子女而设的学校。那时,住在英租界内的中国人子弟上学很困难,小学教育一般的都是请家庭教师;念中学时,就得到租界外的学校(如南开、汇文等中学)。由于在英租界居住的中国人都是比较富有的,孩子到租界以外的地方去上学又怕被“绑票”。因此,中国董事庄乐峰为此事向工部局提出建议,应在英租界内专为中国纳税人子弟设立一座学校,以昭平等。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同意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定名为天津公学,同时在董事会内成立天津公学管理委员会,由华人纳税人会选举三位董事组成,第一任负责人为庄乐峰。学校经费由英工部局拨给,数额是工部局年收入(华人部分)的万分之十八。

经过数月之筹备,天津公学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宣告诞生。地点在戈登道(今湖北路)三十七号。初创时,共招收男女学生四十六名,有教员四人,校长为王龙光(前北洋大学学监)。后以入学学生逐渐增多,原教室不敷应用,第二年迁至十七号路(今新华路,消防队即为原校址)。学校初创阶段,一切因陋就简,即学校所用之教学设备、办公用具,也都是原来外国纳税人子弟学校剩余或废弃的东西。后王龙光辞职,改由严松章(东牧)继任校长。

当时在英租界内尚无类似之中国学校,因此天津公学成立以后,申请入学者日益增多,教室又感不足,而合适之房屋又难以寻找,于是乃有新建校舍之考虑。经中国董事联名请求英工部局援助建校,而工部局英国董事们以经费困难为由,竟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董事决定发动募捐。在中国董事中,当时以庄乐峰交游最广,且财力雄厚,便公推庄乐峰主持此事。经过一番筹划,在墙子河畔之二十九号路(今胜利路),觅地五十三亩,请英人建筑工程师安德森设计。一九二九年建成第一校舍,作为男生中学部;一九三〇年建成第二校舍,作为小学部;一九三一年建成第三校舍,有生物、化学等实验实习室,以及女生中学部;一九三二年又兴建大礼堂,历时二年;最后,又建成第四校舍,作为物理实验实习室。四座校舍用款四十万两银(合五十六万元),大礼堂用款二十八万两银。校舍设计原为三层楼,因该地过去是水坑,用垃圾填平后,地基松软,仅地基工程便耗用了相当于一层楼的建筑材料,成为一块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底座,因而改为二层楼房(另有一层地下室)。

一九三五年新校舍全部竣工,改名为耀华学校(即今十六中学)。这个校名是由樊樊圃提名的,用意是“光耀华人”。学校的校训为“勤朴忠诚”,以之激励学生。

赵君达(天麟)是耀华学校的第三任校长。赵系北洋大学毕业,官费留美,入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北洋大学校长。彼时正是“五四”运动兴起之际,因限制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学生们的反对,被迫辞职。遂应开滦矿务局协理王少泉之邀,到开滦任职。从一九三一年起,担任英工部局董事会董事,在英租界有一定声望。后赵君达在开滦受到排挤,庄乐峰便藉机聘请他担任耀华学校校长。赵担任过北洋大学校长,在教育界享有盛名,出任耀华学校校长后,受到董事们的器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轰炸了具有爱国传统的南开大学的同时,也破坏了南开中学,致使南开中学被迫停课。为了安插失学的学生们上课和照顾失业的老师,赵君达决定在耀华学校设特别班。风闻日本人对此极为不满。另外,一九三七年是耀华建校十周年,在开庆祝会时,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耀华学校学生基于爱国热忱,在校内多有抗日之表现。凡此种种,皆引起日本人的忌恨。有一天,赵君达接到工部局警务处李汉元的电话,通知他有日本宪兵队酒井为首的日本人,前往参观耀华学校,请他准备接待。赵君达本来答应“可以”,但转念之间,又表示“应和英国总领事商量一下”,遂打电话给英总领事。因总领事尚未起床,又电副领事,副领事又去找总领事。这样辗转了很长时间,才接到副领事的回电,说:“总领事叫他们先回去,要他们的总领事来,英国领事陪他们去参观。”在这中间,酒井等人已经等了四个小时了,为此大为恼火。

此后,工部局警务处就得到了日本人企图加害于赵君达的情报。赵的妻子也接到了恐吓信。因赵是工部局董事,警务处遂采取了保护措施,派出警察随从侍卫,并专备汽车每日接送上班。此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迹象,就不派车了,而警察护卫依旧。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许,当赵君达从伦敦道(今成都道)昭明里住宅中出来,走到伦敦道时,突然被两个骑自行车的匪徒,从背后连击两枪,当即死去。凶手正想逃窜,被便衣警察击中,将两犯当场抓获。(www.xing528.com)

赵君达牺牲后,樊樊圃曾接到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当校长;律师张务滋想当校长,第一天到校,就接到了匿名警告信,吓得连忙退了聘书。三个月以后,才聘请了留日学生金伯平当校长。

(柴寿安整理)

第六辑更正

第六辑《天津振华造纸厂的变迁》一文,第157页11行及13行的“许墅关”系“浒墅关”之误。

《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一文,第98页11行的“察哈尔省”应改为“察哈尔特别区”;第108页21行的“李赞臣”系“李翼臣”之误;第114页1行、9行,118页3行、5行的“潘敦”系“潘毅”之误。

国民党C.C.集团的前前后后》一文,第188页15行及17行的“广云人”系“庆云人”之误;第208页第1行“清宛人”系“清苑人”之误;第211页第15行的“张道来藩”系“张道藩来”之误。

第61页插图中的“黄坡”系“黄陂”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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