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由此而发生[2]。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通电，请缨杀敌。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团以上各级干部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
（甲）……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
（乙）令到着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
……
“以上各项限10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遵照此令，红二方面军开始实施抗日编队工作。
这一期间，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各级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调入四师，红二十八军与六师作了合编；首批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师团干部和在庆阳步兵学习的营连干部，毕业回到部队。
这样，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师长由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师参谋长周士第，由于是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来搞，因此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政治干部改任政训主任或军事副职，原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改任师政训主任。二军团与二十八军编为三五八旅，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编为三五九旅。三五八旅旅长最初是四师师长卢冬生，但他坚决要求去延安学习，进了抗大，改由张宗逊担任，原四师政治委员李井泉任副旅长。四师编为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六师与二十八军编为七一六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原六师参谋长曾来古任团参谋长，原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任团政训主任。六师十八团编为七一六团第一营，营长由刚从抗大毕业的彭家诗担任，十八团政委王立忠任副营长；原二十八军部队编为第二营，营长由该部陈仿仁团长担任，副营长王再兴；原六师十六团编为第三营，营长由十六团团长王祥发担任，副营长曾祥煌。这样，七一六团有3个营，每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团直辖1个警卫连、1个迫击炮连，每连约有一百三四十人。(www.xing528.com)
整编结果，一二〇师辖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每旅各辖两个团，三五八旅辖七一五、七一六团，三五九旅辖七一七、七—八团。此外多出人员，少部分去抗大学习，大部分编为师教导团，师部还有几个直属营。当时国民党当局给八路军的编制压得很低，员额卡得很死，并且苛刻地按编制员额发饷，超出的就不发饷。我六师师部原有一个管理员（混［诨］名猴子）改编后没有了他的编制，他再三向我们请求：“我不走，没有饷我也干，过去当红军从来没发过什么饷还不是照样干革命！”我们深为他的恳求所打动，同意他留下，别人不发饷我们来发，从我们几个领导干部的饷里分出一些给他。这位不要饷也要上前线的好同志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沙场上了。
8月22日到25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抗日出师后我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会上对要不要留下部分兵力守卫陕甘宁根据地有过争议。毛主席提出要留兵，林彪则说要倾巢出动，这时贺龙首先站出来赞同主席的意见，并派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率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及师部直属的5个独立营留守陕甘宁，一二九师也派出三八五旅副旅长王维舟率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干）留下。洛川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抗日编队工作基本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更换服装。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都是中山装，帽子却大不一样了，红军的帽子上面都有一颗红布做的五角星，而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则缀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为了换帽子，部队中又掀起一阵风波。
尽管从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以来一直在进行改编教育，但是真要摘下红军帽，戴上国民党的帽子，大家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有的同志提出：“抗日嘛，为什么非得戴国民党的帽子？”有的同志说：“先把红军帽收起来，再看吧。”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是了解这种情绪的，及时发出了红军为何一定要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四条解释，进一步说明不这样就不能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实现全国抗战，就不能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为了满足同志们对红军帽的留恋之情，我们把城里的一位照相师傅请到驻地，在镇内的土戏台上挂起一大幅布作背景，给每个人照张“红军像”。那一天，我捡出最好的军装穿上，仔细地扎好绑腿，足蹬一双新草鞋，身挂皮制［质］子弹袋，斜挎驳壳枪，端端正正地戴好红军帽，照下一张很神气的“红军像”。照过相后，同志们把红军帽珍爱地收进自己的小包袱。
9月2日，我七一六团从觅子镇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向师部靠拢。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个地方，一二〇师全体将士举行了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抗战面临的紧迫形势，对改编和出征作了动员，最后他扫视了一下全场，象［像］看透大家心思似地说：“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接着贺龙师长讲了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两位老总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红军老战士都知道，两位老总都曾在旧军队里做过大官，但他们抛弃了高官厚禄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0年前的8月1日，他们毅然率队参加并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分别在湘南和湘西创建了工农革命武装，他们是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今天两位老总又率领我们改编出征，我们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信心和力量。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全师将士庄严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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