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东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影响颇大，其编年体西晋史《晋纪》一书，在当时即信誉卓著，“咸称良史”[1]，备受学者推崇。关于干宝在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上的成就，笔者已有专文详论[2]。本文仅就干宝的生平履历及其著述略作胪述，并特就《晋纪》简做阐释。
一
干宝生于何年，史无明文，学者多以无从考证处之。其实，若就有关史料钩稽耙梳，亦不难觅其大概时间。据《晋书·华谭传》：“建兴初元帝令（谭）为镇东谘议祭酒……谭荐干宝、范珧于朝。”这是现存干宝入仕的最早记载。建兴初为公元313年。又据《晋书·干宝传》，干宝之祖仕吴，其父官丹阳丞，并非名门望族，且到干宝时，更“家贫”。而有晋一代，官吏的录用，职位的确定，徒以凭借世资，不讲德才高低，酿成一种“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3]的政治格局。因此，干宝不可能通过门荫而过早地步入仕途，当和一般人出仕的年龄大体相仿，也就是说公元313年他初入仕时年龄应在20岁以上。又《晋书》本传载：“（宝）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按《晋书·愍帝纪》，杜弢起义失败于建兴三年（315）。干宝既参加了镇压杜弢起义并立了“功”，则其当时年龄亦理应在20岁以上。若以公元313年干宝25岁计，则其当生于晋武帝太康十年（289）。据此推算，他大约活到50岁。这个推论当比较可靠，因为干宝与葛洪属同时代人，并且干宝曾荐洪“领大著作”[4]，则两人年龄不会相差太远，而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五年（284）。
干宝的祖父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兄庆，西安令。如上所言，建兴元年（313），干宝被华谭荐举而入仕，后“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5]。建兴三年（315），参加了镇压杜弢起义。建武元年（317），东晋政权始建，经中书监王导上疏，“初置史官，立太学，以干宝、王隐领国史”[6]。此后数年，干宝因“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7]。咸和元年（326），王导“受遗诏辅政，解扬州（刺史），迁司徒”[8]。王导请（宝）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9]直至咸康二年（336）卒。
干宝自“少勤学，博览书记”[10]。经、史、子、集广为涉猎，而尤为潜心史学，论著丰硕，且颇多见地。正如前人所云：“宝著特多，诚魏晋间所谓通人之学也。”[11]可惜的是，干氏所著，全然散佚，兹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七录》《中兴书目》《遂初堂书目》等书考之，列表如下：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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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计二十四种，均散佚，有辑本者七。宝著宏富，除去异名同书者，史志及其他书所载，约尽于是。
二
就现存史书而言，《晋纪》最早见于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但未著卷数。《隋书·经籍志》史部古史类著录《晋纪》23卷，《晋书·干宝传》《建康实录》作20卷，《史通·古今正史》《旧唐书·经籍志》史部编年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编年类均作22卷，清代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作30卷。宋以后，《晋纪》不见著录，因此，大约在宋、元之际散佚。剩下来除一篇完整的《总论》保存在《文选·史论》和《晋书·愍帝纪》中以外，余为散见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等书中的残简断片。清代汤球、黄奭，近人陶栋曾据以辑录，分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史学》《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史部别史类》和《辑佚丛刊》。汤本按宣、景、文、武、惠、怀、愍分为七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其年，最后为《总论》。黄本的分类比较复杂，无帝纪，而是按人物编排，且无一定规则。同时《总论》不在末尾，置于中间。总之，就编排体例而言，不符合《晋纪》作为编年体史书的要求。陶本分卷上、卷下，卷上按七帝纪分类，末了附有诸臣传略；卷下为《总论》。陶本辑文不注出处，殊无可取。
由于干宝能够秉笔直书，其《晋纪》如实地再现了西晋一朝53年的历史面貌，因而在当时18家晋史中成绩显著，影响甚广。《晋中兴书》《晋书》《史通》《建康实录》《群书考索》皆誉其直而能婉，世称良史。
《晋纪》虽然亡佚了，但它在古代史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第一，《晋纪》在为唐修《晋书》提供切实可靠的资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诏修《晋书》时，除采《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等野史稗文外，多据18家晋史，《晋纪》正是其每每凭借的对象，仅就《晋纪》佚文而言，其为《晋书》转抄之处便不胜枚举。如《晋纪·宣帝纪》云：“正始二年，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相中民吏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围，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御之，此为覆军。今疆场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城门外。宣王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浣，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改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卅口，软获万余人。”两相对照，别无二致。
第二，《晋纪》为校勘《晋书》之误提供了佐证。如《晋书·羊祜传》载，泰始初，武帝以羊祜为尚书右仆射。而《太平御览》卷二百十一引《晋纪》云以羊祜为尚书左仆射，《北堂书钞》卷九引《晋纪》亦作“左”。孰是孰非？按《晋书·琅邪王伷传》：“武帝践祚，封（伷）东莞郡王，邑万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入为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改封琅邪王。”则泰始初东莞王伷为尚书右仆射，非羊祜也，《晋纪》所言甚是。又如《晋书·贾充传》：“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拒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擬今日，复何疑！’”“公等养汝”当作“公养汝等”，《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干宝《晋纪》作“公畜养汝等”，习凿齿《汉晋春秋》亦同。《晋书》所记不当。
总之，《晋纪》对我们研究西晋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www.xing528.com)
（原载《碑林集刊（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晋书·干宝传》。
[2]见拙文《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载《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和《论干宝的史学思想》（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宋书·恩幸传论》。
[4]《晋书·葛洪传》。
[5]《宋书·恩幸传论》。
[6]《中宗元皇帝》，见《建康实录》卷五。
[7]《宋书·恩幸传论》。
[8]《宋书·恩幸传论》。
[9]《宋书·恩幸传论》。
[10]《晋书·王导传》。
[11]郭维新：《干宝著述考》，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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