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与褒贬义例是我国封建史学亘古已有的两种对立的传统，同时也是封建史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由于前者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真正发挥史书的教诫作用，当然要善恶必书，这就难免暴露统治者的丑恶行为，以违忤他们的意志而使得祸戮及身。春秋时齐太史即因书“崔杼刹其君”，便为杼所杀。相反，后者是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明知真相，偏作伪辞，把历史作为实用的伦理教科书，自然获得当局者的赞扬和捧场，“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收）《魏书》不平，齐宣览而无谴”。因此，在古代封建社会，“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29]。随着封建史学的发展，褒贬义例这一方面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家据事直书，是要冒风险的，其后果不是“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便是“书填坑窖，无闻后代”。[30]诚如韩愈所云：“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31]尽管也有像南史、董狐、司马迁那样申其强颈之风的史学家，但毕竟是少数。一般的史家则是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看风使舵，出卖灵魂，不惜颠倒是非，篡改史实，以获取功名利禄。特别是魏晋以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更为普遍，作者往往“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32]显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欲求实录，殊非易事。“干宝直言，受讥朝士。”[33]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更不像那些鼠凭社贵、狐藉虎威之徒那样追逐个人名利，而是彰善嫉恶，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他十分强调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晋纪》之所以“直而能婉”，成为一部严谨征实的著作，给后人提供了认识西晋五十多年历史面貌的可靠资料，是和干宝摒弃主观的曲笔，据实以录的写史态度分不开的。众所周知，陈寿撰史，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之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刹君的罪魁祸首俨然成为一讨贼之功臣。相反，干宝于此却能据事直书：“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又“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34]历史真相昭然若揭。对此，刘知几曾盛加赞誉：“按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懿）、景（师）开基之初，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干令升亦斥以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与？”[35]干宝这种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的精神，震动了当时的整个史坛，强烈冲击着褒贬义例这一消极的史学传统，加强了直笔记实的比重，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干宝能够秉笔直书，打破魏晋以来曲笔回护之习，因而敢于大胆地揭露现实，极力痛斥玄虚放诞之风。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36]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37]，“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38]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39]。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我们知道，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等人，即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了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自私目的，充分显示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卓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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