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10]。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11]，“以儒术清俭为群俗”[12]，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13]，“自黄初至晋末……儒教尽矣”[14]。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那些玄学家们，表面上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熏衣剃面，傅粉施朱”[15]的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有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有的挟朋树党，致以贿成；有的凌辱朝廷，幽摈宰辅。致使“庶政陵迟，风俗大坏”[16]，茫茫禹域，几无宁日。面对这种内祸滋漫、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裴松之不同，他虽然生活在如此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里，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立足现实，坚决反对那种清谈玄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说：“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哉？其为迂阔，亦已甚矣。”[17]为此，他借孙盛之口，再次强调指出：“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之？”[18]
尤为可贵的是，裴松之能够把这种摒弃浮虚、力求致用的思想直接运用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凡是那些反对浮诞，崇尚实学的历史人物，他都给予一定的赞扬和肯定。如西晋裴
平时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遂著《崇有论》，批评何晏、阮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并谴责王衍等人“不以物务自婴”。裴松之对此大加赞赏，他盛誉裴
“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当，为世名论”[19]。(https://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裴松之反对浮虚、讲求务实致用的史学思想既不像唐代杜佑、宋代郑樵那样完整深刻，又不如清代顾炎武、章学诚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当时那种空谈浮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环境里，堪称异军突起，给学界以振聋发聩的影响，对于扭转不良的治学倾向和医治社会弊端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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