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自力更生，天津市政府培养卫生防疫员的系统培训

卫生防疫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卫生机构，它的性质和任务同医院完全是两码事。初建站时，所具备的条件就是一座小楼房和市卫生局调来的几十名年轻的初级卫生防疫员，他们大多没学过医学或仅受过短期培训，医学知识水平较低。虽然卫生局从医院调来几位医生，但他们对卫生防疫也是门外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照当时全市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需要，在站内设置预防注射、行业（饮食、副食、糕点及服务项目等）卫生管理、饮水卫生和消毒等4个组，开展一些初级的卫生防疫工作。

我们采取3项措施解决技术人员问题：

第一，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力量对卫生防疫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全体人员的各专业理论水平，我们还举办了全市卫生防疫人员（包括各区县卫生防疫站干部）业余函授学习班，系统地自学医学院校卫生系采用的教科书，同时聘请北京、山西等医学院卫生系教授和专家来津讲课和作辅导报告，并定期进行考试评核成绩。经过连继3年努力学习，大部分同志的专业理论达到中专以上水平。

第二，多渠道延揽人才，让他们在实践中精通专业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各科的骨干力量。卫生防疫站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它不仅需要医生，而且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懂得乳肉卫生的兽医人员、给水排水卫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和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以及化学检验人员等等。为此，我们从多渠道把这些人才请到站里来，让他们带领一班人开展工作，既出工作成果，也带出一批人才。

第三，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医学院校开始有卫生系学生毕业，我们争取市卫生局的支持，把多届毕业生分配给卫生防疫系统（市站和区县站）。(www.xing528.com)

五十年代初期，市卫生防疫站只有干部150余名，且相当大一部分业务素质不高，仅能开展一些一般性的初级工作。到1984年改为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以后，干部已达370多名，每个业务科室都有大专程度的医师、技师作骨干，开展了许多较高级的卫生防病工作，其中有些肯于钻研业务的同志已经成为本专业知名度较高的专家了。我在医学院校学的都是临床医疗理论，到卫生防疫站搞预防医学无异于半路出家，对卫生防疫各专业理论知识毫无所知，更缺乏做预防工作领导的经验。既然已经打鸭子上了架，只得一边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一向领导学习，二向书本学习，三向本地和外地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

五十年代初期，在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斗争中遇到紧要情况，我不知道怎样处理，市卫生局领导同志带着我向当时的市委书记黄敬同志和市委常委汇报，黄敬同志听完汇报马上用电话向北京周恩来总理汇报请示。通话毕，黄敬市长对反细菌战工作从方针、原则上详细作了指示，我茅塞顿开，知道怎样去办了。后来在除害灭病运动中遇到问题也是振翁带我去市委向文教书记王亢之同志汇报，遇有重大情况还要向市委书记处汇报。常常是万晓塘、李耕涛、王亢之、宋景毅、张淮三和谷云亭几位书记一齐听汇报做出指示。王亢之同志有时会后还亲自写信给我，告诉我一些民间农村常用的防病单方、偏方让我研究考虑，如可行就在防病运动中推广使用。

卫生防疫工作不象医院工作那样比较单纯，市卫生防疫站的专业科室就有将近10个之多，它的工作几乎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有的同志诙谐地说：“防疫站工作是大杂烩，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还管吃喝拉撒睡。”所以它的任务复杂，打交道的行业各方面很广。因之，卫生防疫站工作不仅技术性强而且群众性和政策性也很强。我体会，当一个卫生防疫站站长除了懂得医学技术，而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自觉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这样才能指挥有方，团结全站同志齐心协力干事业。我任防疫站站长30多年以来，在思想作风上坚持了“五道”，即：工作走正道；不搞歪门斜道；办事要公道；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更不走拉帮结伙之道；为人要厚道。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群众。

1956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年工作实践，逐步认识了预防工作重要性，从而慢慢地对卫生防疫工作产生了兴趣。这一年振翁对我说：“老屈，院长不用兼了吧，贯彻预防为主方针，一心一意地搞预防，路会越走越宽的。”于是，天津市政府免去我传染病医院院长的职务而任命为市卫生防疫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