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改组前后：重要成果

殷宗智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的前身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所属统一检查组，由稽查处稽查长兼任组长。1948年8月因天津时局紧张，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反共力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由铁路局调来孙逸贤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军警宪联合统一检查组上校组长，并兼任第一巡查大队长，直属天津警备司令部领导。孙逸贤是山西人，天主教徒，毕业于兰州军警高等特训班第三期，由国防部二厅派往铁路局任专员之职。孙逸贤来天津后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除带来了军统得力人员数名外，并首先以拜访名义与望海楼外籍神甫（姓万的神父，系特务分子）勾结一起。后来统一检查组改组成立以后，这个外籍神父经常出现在统一检查组组长办公室内，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当统一检查组涉及政治案件时，他必然要来。

统一检查组于1948年8月正式改组成立，在改组的头一天，孙逸贤就告诉我和他自己带来的亲信人员说：“明天早晨8点以前必须准时上班签到。”这实际上是做的一个圈套，利用这个办法撤换以前统一检查组的旧有人员，以便安插自己的人。当时统一检查组人员松懈惯了，从来没有按时上班的习惯，更谈不到签到，特别是外勤人员，每天来一趟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们于8月16日早上8点钟按时上班签到，当时签到的只有我和杜培青、马瑞麟，3个人都是孙逸贤带来的。孙逸贤当时就按签到簿将以前的外勤人员全部勾掉。为了便于进行工作，将内勤人员只留了3名，这3名是刘元德、王扬宗和刘文治，其余人员全部勾掉。就这样孙把旧有人员开除了，并安置了新人员。留下的刘元德和王扬宗都是军统的，和孙逸贤是一个派系的，所以孙让刘元德任机要书记，王扬宗掌管仓库保管。刘文治是天津市人，可称为天津通，所以把他留下专作总务，以便采购用具和跑跑腿。

这个组在名义上是维持交通安全、弹压检查娱乐场所、维护治安的军警宪统一检查组，实质上是为了加强反共、镇压工运及对进步青年活动进行逮捕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的编制申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公用局备案，由警备司令部直接领导指挥，这个组的经费由天津市公用局负责供给。该组设上校组长一人，由孙逸贤担任；上校副组长一人，由前汽车巡查大队长朱家琏担任；中校秘书一人由杜培青担任，（杜培青系军统人员、文安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国大代表候选人，华北剿总小组长）。组长办公室下设两个股和两个巡查大队。第一股专负内勤工作（文牍、会计、总务、仓库等），我任第一股中校股长，少校副股长由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田德昌介绍刘松岭担任。第二股专负情报搜集、侦缉逮捕、检查、镇压等工作。第二股所有人员都是军统局二厅和天津站派来的。第二股设中尉书记一名，专门负责二股行动、情报、文件，由陈子钦担任（陈虽不是军统人员，但他是秘书杜培青介绍来指定任二股书记的）；法官刘世彦，他是原来的军法官留下来的，系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专门负责审讯工作；第二股外勤人员都由个人发展情报网，随时供给他们情报资料。在第二股管辖之下天津市城防各个卡口设立检查所，专门检查扣押出入物资，特别是针对共产党采买严加控制，就这样给各个卡口造成敲诈勒索贪污自肥的机会。各个检查所设所长一人，配备警察数名，他们扣押的物资定期送交统一检查组。

由统一检查组直接领导的还有两个巡查大队，第一巡查大队是由天津市宪兵十团派一个排，九十二军派一个排，警察局派一个小分队，共为3个小队联合组成的，下设小队长3人，大队长一人由九十二军副官处派来中校副官张道源担任。这个队的任务是弹压娱乐场所及检查旅店、妓院，治安巡逻，对军风纪律的检查，接受统一检查组的命令，武装镇压工运、学运及逮捕等工作。

第二巡查大队是由原稽查处纠查队改编，大队长由朱家琏担任，下设3个中队并设有一个行动组。这个队的任务是维护公共汽车和电车交通安全，弹压和检查公共汽车及电车工作。行动组专负搜集情报，上报统一检查组，直接受第二股的领导。

统一检查组改组后，于1948年10月间根据第二股马瑞麟、赵振纲的情报，发现天津市有共产党地下印刷厂，当即由秘书杜培青配合第二股外勤人员并派第一巡查大队前往密报地点进行搜索，当时搜到印刷机和印钞票纸和印好的北海钞票若干。与此同时得到情报，说“东北临中”有爱国学生鼓动反饥饿运动，当即派第一巡查大队全副武装乘巡查汽车前往“东北临中”进行镇压，并逮捕爱国学生数名，由秘书杜培青亲自审讯后交稽查处看守所看管。(www.xing528.com)

统一检查组的经费来源是由天津市公用局供给，供给的标准是根据统一检查组报请批准的编制人员预算拨给经费，包括在编人员薪俸，另外有办公费和特别办公费共250元，实行包干制，不能实报实销。由于统一检查组新成立，为了拢络人心，还要给在编人员搞点福利，以使其安心工作，所以就决定职员中午在组内食堂吃饭，不收费，这样靠公用局拨给250元经费当然不够，因此就多方想办法搞钱。当即派人各处搜查，有赌博的就派第一巡查队搜查，并没收现款。当时在小白楼一带搜获大批美钞和赌具，搜回后交第一股保存，第一股派副官将美钞存入银行，这样得到不少利息作为组内经费。同时组内又派第二股外勤人员搜集走私情报，并鼓励提取百分之二十的奖金，原则上是指走私到解放区的物资，但组内外勤人员发现凡有外运主要物资的就予扣留。当时天津市有一些商人外运大五福白布作生意，在邮局用寄包裹的形式外运，被统一检查组外勤马瑞麟发现，报告组内，当即派第一股率领第一巡查大队前往中原公司（今和平路百货公司）对面十五支局进行搜查，将所有外运大五福白布均予扣留；另外在东马路邮局也同样扣留一次。前后两次共200多件白布，限期罚款取回。有的嫌罚款定得太高，不敢前来领取；还有怕给扣上个“采买”嫌疑分子的，因此这些白布没人领取。限期一过，统一检查组宣布无主物资，进行抬价拍卖，拍卖后除提取百分之二十的奖金给报案者外其余均存入组内作为经费，这笔钱达金圆券10000多元。当时为了买好组长，给孙逸贤制了一件狐狸皮大衣，化了2000多元。组内各项开支都没问题了，紧接着又想别的办法。当时孙逸贤得到情报说，福星面粉公司经理崔竹亭接收加工军粮任务，从中贪污军麦达数千斤。因当时天津市面粉限价10.5元，虽有行情但无货，因此孙逸贤就派我带上尉职员刘元德率第一巡查大队乘巡查车前赴福星面粉公司，找到崔竹亭说：因为统一检查组食堂需要面粉200袋，按限价付款购买，请予协助。最初崔竹亭认为是敲诈威胁，坚持说无货，无法解决，后来提出他套取军粮事，他才有些心慌，但仍强作镇静，说解决点面粉可以，但最近公司有部分工人想闹事，要求召集工人进行警告讲话，以压倒工人气焰，给经理树立威风。我当即指定刘元德当场给工人训话，镇压工运。就这样当场买了200袋面粉拉回了统一检查组。第二天崔竹亭又到统一检查组和孙逸贤挂上了钩，他为了买好孙逸贤，特送到河北路孙逸贤住处大袋面粉50袋，作为奉送。从那以后，崔竹亭经常到统一检查组和孙逸贤联系，商讨解决工运问题。在10月间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办公厅转来文件：东北有一解放军团级干部韩某自称来津投诚，责令稽查处会同统一检查组严加审讯上报处理。当统一检查组收到此案以后，认为此案属于重大政治案件，派军统外勤人员日夜伴陪监视，并对其生活优待照顾，破格大批供应罐头等食品。通过几天的审讯，供出解放军地工人员3名。统一检查组根据线索在和平路花园旅店逮捕了一名叫孙麻子的，另外在西监狱看守所和法院逮捕了另2名地工人员。经过刑讯，他们直认不讳，此案件就算结案，送交稽查处看守所看管^[1]。1949年1月14日解放前夕，情况非常混乱，孙逸贤此时已由统一检查组调升为稽查处副处长兼任统一检查组组长。1月14日组内秘书杜培青趁孙逸贤到警备司令部开会之机，于当天晚上9点多钟佩带一枝手枪逃跑了（解放后被捕镇压），另外第二股外勤人员（军统）也都借故逃之夭夭了，只有第二股主任股员王养正和马瑞麟在组内坐镇。14日夜11点多钟的时候，王养正用军用电话和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联系询问情况，当时只听电话内问：“你是谁？我现在已经不自由了。”当时王养正赶紧放下电话说李汉元已经被看起来了。紧接着他给警备司令部报告情况，并请示对正在看押的解放军团级干部韩某如何处理，当时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命令暂不处理，待命解决。可是王养正认为如不处理对统一检查组不利，特别是军统人员，所以当时与在组内的马瑞麟研究决定，由王养正用值日官的名义开出提取韩某证明交马瑞麟，并随同巡查队乘车开到墙子河边枪杀了。解放后王养正冒充副官处副官在杨柳青被释放，孙逸贤等由杨柳青解回天津，我被解到永年华北军教团将校大队学习。

新　书　介　绍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90周年，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同编辑了《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史料专集。该书集中反映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天津、北京的全过程，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的罪行。本书分为中文史料和译文史料两部分，史料作者均为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尽管译文史料的作者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来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但他们作为当年的侵略者，无论怎样辩解，也掩盖不住八国联军侵略的事实及其所犯下的罪行。本书共约23万字，大部分史料为首次公开发表。本书文字生动，内容翔实，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爱国主义教材。

【注释】

[1]此段说法与前面李俊才文所讲有所不同，本着多说并存的原则，照录原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