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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参战抗击日本法西斯:评价与历史作用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兑现自己的承诺,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结束了,但如何评价苏联参战的作用,却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第二种意见是极力贬低苏联参战的作用,其主要手法是夸大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影响。因此,苏联参战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其大国沙文主义行为也应予批判。

苏联参战抗击日本法西斯:评价与历史作用

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兑现自己的承诺,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率的158万苏联红军兵分3路,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此时,作为日本战略总预备队的关东军虽拥有22个师团,号称75万人,但实际上由于亚洲太平洋战线全面吃紧而不得不把部分主力南调,其战斗力无疑大打折扣。苏联红军势如破竹、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在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至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8月15日,苏军已经向前推进数百公里。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下令向苏军投降,但日军仍在不少地方负隅顽抗。至8月底,苏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支援和配合下顺利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所有重要城镇。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还击溃了朝鲜境内的日军,胜利推进到“三八线”附近。8月11—31日,苏军还进行了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战役,肃清了驻岛日军。在这场对日战争中,苏军共毙伤日军8万余人,俘获(含投降的日军)59.4万人,其中包括山田总司令在内的将官148人[1];苏军亦付出了3.2万人伤亡[2]的沉重代价。

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结束了,但如何评价苏联参战的作用,却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不外有以下3种倾向性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要来自苏联方面,认为苏联参战是战胜日本的决定性因素:“击溃关东军,使日本侵略者在大陆上受到致命的损失,这才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后不能继续作战了。”

援华抗日的美国陈纳德将军持同样观点:“红军参战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没有原子弹也会是这样。”[3]毛泽东早在对日战争尚在进行中的1945年8月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4](对于日本当年投降的原因是苏联武装出兵东北一说被戏称为“苏武说”。)

第二种意见是极力贬低苏联参战的作用,其主要手法是夸大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影响。罗斯福逝世后接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明显,原子弹威力的第二次示威使东京惊惶失措,第二天早晨就传来了日本帝国准备投降的初次表示。”[5]这种观点显然带有冷战思维的特色。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透露:“炸弹扔在日本,正是为了在俄国收到效果。”[6]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认为:“波茨坦会谈时,美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不再重视苏联的参战,甚至决定在苏联对日参战前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不仅是为了促进日本投降,还企图作为在战后世界称霸的武器。”[7]当然,在美、英政要中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大有人在,丘吉尔就曾表示:“认为原子弹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是错误的。”[8](对于日本当年投降的原因是屈服于原子弹一说被戏称为“屈原说”。)

第三种意见认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称为“合力说”),苏联参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决定日本投降的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苏联出兵和美军在太平洋上摧毁了日本的海空军力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原子弹只是在这种综合作用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而且,美国这时投掷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显然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不但企图抵消苏联最后出兵的影响,而且也要抹杀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伟大功绩,使自己独享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果实。”[9]法国的亨利·米歇尔教授在列举了美国的军事优势、苏联参战、使用原子弹等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看来是所有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才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失败,然后又使失败突然来到。”[10]这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是可取的,遗憾的是忽略了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牺牲和杰出贡献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美英等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尤其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并夺取了战略主动权、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苏联参战给了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发生了巨大威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同时也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因此,苏联参战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其大国沙文主义行为也应予批判。

注释:

[1]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日本现代史纲》,第20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www.xing528.com)

[2]吕岩松、马剑:《俄抗日老兵回忆战斗岁月》,载《环球时报》2005年5月11日第3版。

[3][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第423页,商务印书馆,198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3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2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6][美]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44、334页,1978。

[7][日]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33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8][美]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44、334页,1978。

[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策6卷,第56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10][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第423页,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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