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教在中国的流行，黄巾起义的背后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众抗暴。它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汉明帝）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祇。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愔于65年出发，两年后（67）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僧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已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缥缈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169年被压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得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识“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www.xing528.com)

黄巾标识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八十年代184年，184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183）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184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184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糨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189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地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