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组织权力变动的社会学分析

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它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是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下，创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教育领域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与此同时，为挽救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广大干部教师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第三个时期从1976年10月至今，是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时期[76]。亦如上文所述，新中国大学制度的探索和实践，是建立在三种大学制度模式基础之上的。一是由早期回国留学生引进而来的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如由蔡元培等引进的欧洲国家的大学制度和理念，由郭秉文等引进的美国大学制度和理念；二是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三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探索的符合中国共产党人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大学（高等教育）制度模式是新中国大学制度的历史遗产，影响了新中国大学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践[77]。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意味着传统中国几千年“旧社会”运行方式的彻底改变，相应地各类社会组织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具有政治上“当家做主人”，经济上“繁荣发达”，分配上消灭“两极分化”等标准的新社会不仅仅是新政权的追求目标，也是饱受磨难的各阶层社会心理的高度期许，也是一个组织在长期的自我追求与价值实现中兑现的承诺。

以历史社会学的逻辑而论，引发社会变迁的顺序不外如下几个进阶：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休养生息促经济发展、统一思想至文化整合。其中进行思想文化整合求得心理认同是一个管理社会必经阶段。思想文化整合不仅要求舆论氛围上批判旧的意识形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对意识形态的社会依附组织机构——诸如学校、出版单位、媒体等加以改造，以便使他们由旧思想的保存者、拥护者向新思想的方向转变。对大学来说，在1949年以后，就体现在以“革命”的话语、“革命”的姿态和名义进行的种种组织上、思想上的改造，在这方面，“革命”不仅是社会再造的手段，也是社会改造的目的；不仅具有权力合法性，也具备价值合理性。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讲话，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即，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指令性规定，明确将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依附机构——大学组织本身的改造和知识分子个人的主观改造结合起来，以便“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为新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提供了组织权力的合法性保证。

以此为起点，国家采取了四个重大的大学组织内外部权力调整步骤，实现大学组织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

其一是在各类大学中统一开设思想教育专门课，把它纳入国民教育培养体系中，并在实际运作上保证其占据一定的课程教学比例；在大学组织机构内部序列中建立直属组织，完成了组织、制度整合。

这个过程是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向公民提供新的思想认同感，还涉及管理社会组织和个人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50年代初，国家十分重视对教育的领导，1950年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及专门学院采校（院）长负责制”，这是与1949年之前的规定是一致的。到1957年反右时起，高校的领导体制成为被高度关注的敏感话题，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高等学校，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校建立了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大学教职工组织中第一次出现了教学科研人员和政工人员两个群体。这支队伍的存在，其与教学科研人员的内在追求与学术品性并不完全一致，但因为处于同一大学组织之中，在知识分子低人一等的年代，二者的界限尚且明显，但在“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要求提出以后，知识分子地位升高，这支队伍的管理也逐渐与教学科研序列融合为一体。

这样，在大学组织内，完整的管理组织建制发挥着组织权力的终极权威，成为一个绝对控制的主导权力，使大学的管理与大学的主体——教授二者的作用相对弱化。而把所有大学组织的领导都纳入部级、厅级行政序列来定位，也是将大学组织纳入一个统一管理的行政体制之中的一个举措。这些因素加上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外部原因，大学的行政机关性质愈来愈强、现代大学性质相应减弱。

其二是全面学苏，以苏联模式作为大学改革和组织设计的样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指明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旧教育中有用的经验和苏联经验。由于不久之后对“旧教育”的全面彻底否定，“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和“苏联经验”便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参照。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选择一直在苏联模式和老解放区教育模式之间震荡。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高等教育拨乱反正时期，我国也是在摒弃了老解放区教育模式之后，有选择性地恢复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78]。当时的主导权力对于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的。在延安时候起就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教育”[79]，其主导价值和基本特征就是高度强调学校的思想教育功能，强调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性、实用性；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忽视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强调面向劳苦大众，希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普及、扩大教育[80]。作为这种教育思想的延续，1949年以后对大学组织功能进行了彻底的调整与重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教育人事、大学组织的领导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曾经学自美国大学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以及教授治校、学术自主等等灵活有效的制度均予取消。大学知识组织的外生功能逐渐大于其内生功能，甚至在一个时期取代了组织的内生功能。大学自动地融入全能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和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区别的“单位组织”。

其三是彻底取消了民办教育空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一直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态势之一。在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民间教育也一直是一支积极的推动力量。1900年，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毋庸立案”，教会学校因而得以高速发展。民国政府对于教会等非官方教育亦分外宽容，特别是经过二三十年代“非宗教化”的“教育独立运动”后，包括教会、私立学校在内的各种非国立学校组织撑起了半边教育天空，为国家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不可否认的成绩。50年代后，“所有各级各类教育均由国家举办，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至此中断，曾经十分活跃、数量众多的民间教育机构、教育组织彻底取消，民间教育的空间不复存在”[81]。

当社会化、多样化的教育格局被大一统的国家教育体制所取代时，当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理路的学者，被集中到一起时，自由地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土壤便失去了，大学学者以学术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就完全被限制到一个很微弱的层面，从而使移植于苏联的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教育等学科教条式的思维范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斥为伪科学，取消了其生存权。这样，曾经在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难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无力给变化的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

其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经验，引进苏联模式，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52年至1953年实施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调整重点是“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院系调整的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改造，以及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82]。通常比较表面化的说法是，50年代初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应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高校的地区布局做出的。可纳入社会学视野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单薄的、浅层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看，此次调整主要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83]。拆分了原来声誉卓著的综合性大学，所有大学组织管理结构按校系两级管理，调整涉及当时几乎90％的高校。这次高教史上影响巨大的“手术”，实际上是执行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同构的教育制度，集中了国家资源，迅速培养了大批“标准化”专门人才，为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科技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从实际情况来看，分割最为厉害的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办学水平较高、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声誉、集中了当时大部分具有现代大学理念与精神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大学。这些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变为14所。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已经不再是世界通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学院、多学科的大学，而是变成了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院系调整”极大地弱化了现代大学组织的理念与内涵，使大学变成了“工具”制造者。而单独成立的科学院研究系统，又几乎消解了大学的科研功能，使大学几乎降格为单纯的教学机构，削弱了有学科综合与交叉产生的内在活力。专才教育产生的理工分家、文理分驰造成偏狭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形式，也剥离了大师和巨匠得以产生的学科土壤。

这些措施与思想改造一起，改造了初步建立的现代大学组织结构，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发挥社会形态控制作用的双重机构。这样，大学组织外部权力高度一元化的变动，引起了大学组织功能的彻底嬗变；外生功能的大肆增加改变了“知识组织”的特性，使之变成了一个与其他经济、政治组织近似的“单位组织”。

这都表明了大学在现代中国的定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化的存在而发展。总之，1949—1978年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处于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实行全面规制的阶段。此时，大学和政府关系为典型的“政府规制强—大学自主权小”的模式[84]。

[1]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

[2]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9.

[3]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10）：1.

[4]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说法，这是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曾做过的一个统计，但以笔者现在目力所及，尚未在科尔教授的著作中查出其原始出处。不过，笔者宁愿相信它是真的。转引自：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5]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36，1－3.

[6]潘后杰，李锐.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100－108.

[7]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5.

[8]Ruth Hayhoe.China University，1895－1995：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6：32.

[9]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M］.别敦荣，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版社，2003：3.

[10]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在《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认为古代史的历史分期应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而自己生活的时代“应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刚刚结束、处于两个时代中间的时期则是“中世纪”。“中”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这个历史时期处于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的低谷，而且暗含着业已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永恒的时代的涵义。17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凯列尔在其著作《历史全程》（又称《通史》）中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学术界就沿用了中世纪这一概念。不过，在具体的年代起止，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一般认为始于罗马帝国的崩溃（476年），以诸多划时代事件为标志的15世纪到16世纪的转折被看作是它的终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艺复兴、1492年发现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从世界观和宗教的角度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随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结束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到了19世纪才结束。请参见：田薇.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6－11.

[11]沧海君.唤醒神秘中世纪的时尚［J］.国际服装动态，2006（11）：56－61.

[12]罗素.罗素文集：第8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

[13]田薇.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6－11.

[14]除上引田薇文章外，尚有湖北大学肖雷在《历史学习》杂志“史学新苗”栏目发表的一则不足千字短文；天津师大徐滨在《历史教学（中学版）》发表的一篇万字长文，从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历史影响、经济与社会生活、信仰、文化和法律等方面有详细的论述。但此两本杂志均为面向中学生的学习读物，在学术圈尚未见广泛影响。可参见：徐滨.中世纪真的黑暗吗［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2）：55－63.肖雷.中世纪：黑暗时代？［J］.历史学习，2003（12）：30.

[15]游冠辉，孙毅.“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M］／／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总序1.

[16]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0.

[17]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

[18]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3－56.

[19]相关论述参见：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7－48.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7—13世纪［M］.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75.

[20]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9.

[21]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83－84.

[22]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36：137.

[23]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21－222.

[24]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4.

[25]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1.

[26]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

[27]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13，438.

[28]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4.

[29]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4.

[30]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36.

[31]刘亚敏，夏晓林.中世纪大学：权力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J］.理工高教研究，2006（5）：17－20.

[32]张斌贤，孙益.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6－24.

[33]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1.

[34]合法性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认为是卢梭最早提出了合法性的概念，他在试图解决人从生而自由转变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的依据时，提出了合法性的问题。在合法性的研究中，韦伯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认为，合法性是指任何在命令（统治）服从关系中，那种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哈贝马斯立足于合法性的规范性研究上，强调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价值判断问题。他认为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后现代学者詹姆逊则认为，合法性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中总含有一定的国家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部分地建立在对人身侵犯的基础上。

[35]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VolumeⅠ：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4.(www.xing528.com)

[36]杨阳.西欧中世纪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发展及现代意义［J］.现代教育科学，2007（6）：138－140.

[37]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38]托·H.赫胥黎.科学教育思想与《科学与教育》选读［M］.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127.

[39]刘宝存.中世纪的大学理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复旦教育论坛，2004（4）：41－46.

[40]缪榕楠.学者行会的成员资格：中世纪大学教师录用的历史考察［J］.教师教育研究，2007（2）：62－68.

[41]杨庆余.德意志民族伟大心智的凸现：德国大学制度下的“Wissenschaft”理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8）：88－94.

[42]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7.

[43]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46.

[44]兰军瑞.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运行［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40－41.

[45]兰军瑞.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运行［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53.

[46]S.Willis Rudy.The“Revolution”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65－1900［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51（21）：165.

[47]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26.

[48]张斌贤，李子江.论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制度化历程［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11.

[49]杨东平.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创新［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5）：1－8.

[50]陈想平.论大学组织的知识性与科层性［J］.高教探索，2006（3）：62－65.

[51]陈想平.论大学组织的知识性与科层性［J］.高教探索，2006（3）：62.

[52]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0.

[53]赵保全，罗承选.论大学权力的知识特质和伦理意蕴［J］.理论导刊，2012（9）：53－57.

[54]韩水法.终身教职与学术共同体［J］.中国高等教育，2006（20）：23－24.

[55]郑文.论高等教育权力的来源与特质［J］.现代教育论丛，2006（8）：19.

[56]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

[57]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7.

[58]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44－145.

[59]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12.

[60]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01.

[61]刘献君.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1－10.

[62]金耀基.大学的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

[63]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6.

[64]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7－18.

[65]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7.

[66]周谷平，等.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兼论我国现代大学的起源［J］.高等教育研究，2006（5）：88－94.

[67]毛礼锐，等.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14.

[6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

[69]王凤玉.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不同历史命运及文化潜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2）.

[70]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二十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6.

[71]张百熙.张百熙奏请添张之洞会商学务折［M］／／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7.

[72]任剑涛.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J］.东方文化，1998（5）：20.

[73]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2－140.

[74]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39，174，180.

[75]刘少雪.我国近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点［J］.高等教育研究，2006（3）：84－91.

[76]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89.

[77]张应强.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6）：25－35.

[78]张应强.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6）：25－35.

[79]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G］／／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上册（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56.

[80]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二十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12.

[81]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二十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21.

[82]张应强.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6）：25－35.

[83]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6.

[84]姚宇华.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嬗变和展望：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文本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1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