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城：商贸航运东城，文化人居西城

一切仿佛自然形成，一切又仿佛人为规定，以中轴线镇明路为界，宁波老城的东城与西城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城市性格。

也许东城临江，近水楼台先得月，宁波的航运业自然偏向东城。所有的码头、仓库、船厂都在东城那固然不必再言，船家的行业保护神妈祖以“天妃”和“天后”的形象也必然地出现在城市的东半部，妈祖是福建船帮的信仰，本地船帮信仰的海神庙也建在东城。航运业的行业公会一—会馆不但出现在东城，而且有的还越过江建造到了江东，庆安会馆和安澜会馆分别是南方航线和北方航线不同船帮的行会。

19世纪70年代宁波天后宫大殿

市舶司设在东城，以后的浙海关也设在东城。可以这么说，与宁波海上航运有关系的所有机构、设施，没有一个出现在老城的镇明路以西的地区。

也许得海运之便，东城的贸易十分兴旺，这里成为浙东地区的物资集散地，甚至在上海未兴起前，这里就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东南都会”的盛况，往往以“商船辐辏，八方通衢”来形容。东渡门内的东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山东路的前身，形成了宁波老城最热闹的地段，商号鳞次栉比，百货缤纷杂陈，东大街成为了宁波的“寸金地段”，而在同一条路上，西大街也即是今天的中山西路，却倏然没有了这一份热闹。西大街虽然也称大街，也有几乎同样长度的街面房屋，然而那里偶有开设的疏疏朗朗的店面商铺，也只为就近的居民提供日用的必需品而决不像东大街那边是浙东地区的贸易中心。

专业街巷多出现在东城。叮当桥是铁匠铺集中的街巷，灵桥门边上是海鲜列肆的地段，丝户巷顾名思义是丝织户云集的巷陌，而市舶门内不远的波斯巷，那是波斯商人聚集居住之所。著名的药行街是以药业汇成的专业街，药业的行业保护神庙“药王殿”也建立在它的边上，那里又是药商们共同议事的地方，一种行业自治的组织所在地。

商铺密集的宁波东门大街一角

在宁波，行与店是有区别的，店多零售，行多批发，这是商业发达后批零分流的必然结果。药业之所以能在这里以众多的“药行”进行集束销售，正说明了宁波是东南地区药材的集散地。宁波的药业有长路号和短路号之别，长路号在全国各地采购，东北的人参鹿茸、云贵的红花白药、西南的川芎田七，无不源源运来，又源源销往东南各地。百作之神鲁班也在东城找到了享用血食的庙祀，其实这些行业神的庙祀又正是行业公会的集会地。百工云集东城人众口杂，自然需要同业组织来加以协调。宁波的那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店，比如药店业的“全寿斋”、绸布业的“源康”、食品业的“冠生园”、南北货的“大同大有”都集中在东城，而西城几乎说不上名店名铺，只有一家“升阳泰”食品店，好歹算开在镇明路的西边街面上，也不是典型的西城。就说那些最能标志人气的“吃”店饭庄，老城的那些著名的饭店，如东福园、状元楼、梅龙镇、天津味一家，都无一不在东城，西城能说得上的，也就是紧靠子城的叫“清真济”的回民饭馆。旧式城市的热闹地段还有一个歪打正着的标志，那就是“红灯区”。宁波旧时的“红灯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在东城的苍水街，那里的妓馆专对城里的商民；另一处是东渡门对江的桃渡路一带，宁波人俗称“腊鸭弄”，那是些比较低档的妓院，大约如“咸水妹”一类，以渔民水手为色情服务的对象。

东城的航运和商业形成了热闹的景象，因而成为“上首之地”。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宁波老城中的所有的行政衙署，不管是道、府、县，也不论是巡海道、都元帅府、浙江提督衙门或者是宁波卫指挥司，无一不在东城，而且往往在东上（北）城。在旧式中国，衙门是最显赫的地方，它把东城从富裕提升到尊贵，从热闹提升到壮严。

镇明路以西的宁波老城的西半城，它的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西城首先是人居区，当然东城也住了不少市民，但是西城的人居方式更为纯粹，它是一个纯净的市民式生活区域。由于月湖的水景给人以开阔亲和的感觉，环湖一直是宁波名门居住的地方。宋代的丰、楼、史、郑四大家族，明代的杨、陆、张、屠四大家族，他们的私宅都坐落在环湖或者近湖的地段。这种甲第世家垄断湖滨的局面到清代才有所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初的宁波知识分子民族气节所致，他们对清政府当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对浙东知识分子也抱有诫心，采取了限制防范与怀柔拉拢相结合的政策，因而终清一代，宁波的冠服远不及宋、明。在这种情况下，西城的那些书香门第就每每以一种宁远淡泊的处世态度，他们不显山露水，不招摇取宠，守着门第固有的孤傲。西城因而宁静，清清爽爽的石板小巷，干干净净的粉墙老房，往往给人一种细虫啁啾、空堂寂寞的感觉。这种情绪和氛围得到西城的另一类人的呼应。那是些在巨宅败落、豪门衰微的过程中，趁机挤入环湖地段的宁波商人的家眷。这些“出门人”的家庭，男人远行，主妇当家，谨小慎微，守若处子这就使西城越发地宁静。

主妇文化是静态的。一来当家的女人们为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步行或者坐船的过程缓慢而冗长，这会增大人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心理距离，往往不善走动。二来主妇持家，犹重礼仪，走亲访友，必得师出有名，举止有礼。持家的主妇量入为出，生怕人情世故，难免糜费，一来二往，终成浮奢，于是她们把自己定位于守家教子，侍奉高堂，只在同墙门的邻里间有亲密的交谊。即使节庆礼常，红白喜事，一般也只派出代父的长子以作应酬，除非十分至亲，才得亲自出马。但是主妇们自有她们家族的责任感，她们的心里时常温习着家族的世系辈份，熟记着那些家族内部的陈年轶事、历史瓜葛，一旦有客从远方来，她们也会装出一副“不亦乐乎”的样子，攀藤牵瓜，旁引博征，把能够表现热络关系的旧事一一道来，让客人深感亲切热情。人走茶凉之后，又紧闭门扉，足不出户，只在心灵上保持着对夫姓家族的忠诚与防范。

于是在西城那些曲折绵长的小巷里，是一扇扇终年紧闭的大门，这似乎还不足以表达防范与拘谨，常常又将门扉包上铅皮，钉上铁钉，还钉出福禄寿之类的吉祥图案，却将那一门的悲欢离合严严实实地封锁在铁门之内自作自受。

这种感觉，至今还保留在西城的青石街、惠政巷、书院巷那些未经旧城改造的小巷里。这里俗称“湖西”，也即是月湖西岸，它是最典型的西城。在这一带原生态的建筑群中，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地质学家以至官至行政院长、国家首辅的翁文灏先生故居，也不会知道在翁宅的边上那个极为一般的墙门里，曾经住过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人称“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戴传曾先生。老屋是如此的寂宁，有时候它寂宁得令人发怵发怔，在这样的小巷里穿行，会偶然碰上一两陌生的脸孔，在匆匆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表情平庸，行色匆匆，陡然使人想到报丧传讯一类的话题。西城的老屋小巷，就这样寂宁地守着老城典型生态，就像阅尽人生而大彻大悟的老人。(https://www.xing528.com)

毛衙街

大户人家向西城靠拢，这是一个趋势。宁波的商人一旦有所积累后，都喜欢把居所筑到月湖旁。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域是今天残存的镇明路南端那一片老屋，其位置大体在镇明路一白水巷云石街一带河巷郁家巷围合成的街区里，这里的一些大宅，几乎集中了开埠后第一批发达起来的商人。这里有著名的买办杨坊的家宅，有颜料、钱业、地产富商秦君安的家宅，有明代大学士余有丁之后、清中叶的富商“廿四间头余家”，有殷富闻人、英国领事的朋友、麻将牌的发明者陈鱼门的家宅，有诸生林廷鳌的后裔、弃士经商的林氏家宅，有清代开明学政、积极培养工商人才的盛炳纬的家宅。此外，还有纺织老板董梅生、邮政局长陈炳恒、织布老板陈舜年、金融家族郭绍芬、旅沪富商李坎虞房等工商人士家宅。尽管这一街区已经不能算是严格的西城，但他与西城的住宅区隔镇明路相望，表现出强烈的靠拢趋同的倾向。

即便是那些名门豪宅，西城的人们也常常采取了一种十分低调的姿态。西城有许多大屋，在老百姓的口头语中，都一个个地呼作府第。

我们常常能听到的如荣禄第、周观察第、司马第、状元房第、沈元戎第、金都宪第、大方岳第、汪尚书第、屠天官第、徐廷尉第、陈榜眼第、水提学第、蒋翰林第，诸如此类的甲第人家，都是些“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的地方。不知从何时起，宁波的入仕为官的文人，当他们省亲归里的时候，都会立即脱去朝服缨冠，换上青衫小袄，重温起学子时代亲切宜人的生态。他们总是对乡亲里人保持着一份由衷的礼让和谦逊。宁波这地方，历史上少有战争与灾难，人们恒定地聚族而居，几个陌生的人在一起说话，七弯八套，说不定就排出个亲戚辈份、世交故谊来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使人不得不谦和，不得不礼让，也不得不浅尝辄止。不论你居千岁坊，称万户侯，在乡里众亲之间，也用不着摆谱抖架子，谁家的族谱里不能查出个把十来位地望族望，数落出几个忠臣孝子？只不过风水轮着转而已。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天一阁主范钦的时代，宁波城里常年探亲休假的官员中，用“相当于”的职位而言，就有一位国务委员，三位国防部长、副部长，一位最高法院的院长，以及一批省部级的人物。大家相安无事，也不干扰地方政务，休假就是休假，休假的本义就是摆脱冗职杂务，就是宽松自如地暂时做个凡人何必再去惹事生非呢？

只有一个“京官干政”的例外。明万历年间，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沈一贯休假在家，这位“相国”常常到仓桥河边的一个简陋的老祠堂的戏楼里看传奇演出，看戏是“沈阁老”的业余爱好。仓桥河边的大路是南门到府衙的必经之路，地方官从南水门入城后会沿着这条路回署，喝道的铜锣惊扰了传奇的精彩。人们很不满意，就纵容“沈阁老”去说说，看看能不能在戏院门前不要鸣锣，就像今天的汽车在剧院前不准鸣号一样。“沈阁老”碍于乡亲的情面与知府委婉商量，府台大人自然识相，干脆从此改道而行，不再经过那条河边的大路。这条街巷从此冷静，于是人们就称之为“冷静街”。冷静街其实并没有比其他的街巷冷静，只是与自己的从前比较而已，人们之所以把它称为冷静街，也念着官府的谦和得体，从善如流，以资纪念。

西城的这种寂宁淡泊的环境最宜读书，于是西城就成为文化的西城。宁波老城历史上的十大藏书名楼包括楼钥的东楼（月湖竹洲）史守之的碧沚亭（月湖芳草洲）、丰坊的万卷楼（马园）范钦的天一阁（月湖芙蓉洲）、范大澈的西园（莫家巷）谢三宾的天赐园（谢家巷）、万斯同的寒窗斋（尚书街）、全祖望的双韭山房（湖西桂花井）卢址的抱经楼（石板巷）和徐时栋的烟屿楼（月湖烟屿），除了卢氏的抱经楼外，无一不是在西城。宁波老城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庠学，如北宋的楼公讲堂（竹洲）、高闶讲堂（长春门内），南宋的杨文元公书院（碧沚）沈瑞宪讲舍（竹洲）、城南书院（竹洲），元代的山书院（大卿桥）鲁斋书院（吴家巷），明代的镜川书院（子城附近），清代的育才书院（醋务桥）辨志书院（竹洲），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三一书院（孝闻坊）和崇信书院（盐仓门内），可以说宁波老城内的大部分书院，都办在西城。西城是宁波的文献之地，教育之邦。

天一阁宝书楼

清康熙七年也即是1668年的某一天，一位颇具个性的余姚学者在宁波的西城兜了一圈，他感到这里已无合适的插脚之地，于是在西城的城墙外一个叫管庄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墓庐住了下来。墓庐用宁波方言说又叫坟庄，那是负责墓地祭祀的守坟人居住的地方，与西城墙只隔了一条护城河。他在这座墓庐里开始阐述他的思想，并把守坟的庄屋改名为“上证人书院”，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召集了一批西城子弟，向他们宣扬他的“工商皆本”、“经世致用”以及那些被后世誉为“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的激烈观点，并在那里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万斯同送到京城去为前朝编写历史。万斯同是西城的子弟，他坚持以“布衣”身份参加国史的编纂，保持了中国文化人独立的政治人格。黄宗羲在送他的学生上路的时候悲喜交集，老人家以诗相赠，诗歌写道：“四方身价归明水，一朝贤奸托布衣。”这句话说得沉重，也说得自负。

甬上证人书院

煌煌中国，文化的身价最后认定了城西墓庐里的一位文人，他的平民学生大踏步地走向中国神圣的史坛，古稀之年的黄宗羲确信自己的学生能够完成评说“一朝贤奸”的伟大使命，他能以董狐直笔，跻身中国大史家的行列万斯同只是慷慨激昂的“浙东史学派”的一位学者，而在西城脚下的那座墓庐里，一群愤世嫉俗的文化人，掀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史学传统，发出了他们振聋发聩的学术吼声。

这是西城最高的学术成果，也是宁波对中国思想史的最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