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城：揭秘炽热的社火与土著宗教

人并不清楚那些随处可以见到的神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与佛教有关，也有人以为与道教有关，其实都不是佛教建筑称佛寺和庵堂，道教建筑称道观，它甚至连儒教都沾不上边，儒教的建筑只及孔庙又称文庙，至多带上一个对应的武庙—关帝庙。在宁波老城中，神庙是最广泛、最炽烈，也是影响最大的信仰，一种民间自发的原始信仰崇拜。

城市的市民总其根源都是移民，相互间基本上都没有血缘关联，只是一种“百家姓”式的共居关系。他们因此在心灵上有一种孤独、寂寞感，他们缺少精神的皈依。一种产生于农村的“社火”制度，就被借鉴进来起到了作用。这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组织制度，通过共奉同一位本尊神，使一些毫无关联的人们结成一个信仰的整体，一个有操作细节和祭祀程序的精神组织。

于是，城里的人们常会在自己居住地较近处，确定一个祀庙，或者邻里共同新建一座祀庙，通过某种仪式，皈依于它的门下，成为这所祀庙的“庙脚”。这样，人们以为他们的心灵感觉上已经获得了这座神祇的庇佑。一般地说，小的祀庙有数十户庙脚，而大的礼庙，如宁波的水仙庙，就有庙脚3000户。这些信奉同一神祇、受同一祀庙庇护的人们，结成了一种新的组织关系，他们在心灵上相互承诺了某些“祸福与共”的默契。这与拥有共同祖宗的血缘关系不同，他们没有物质上相互扶持的义务，只是获得一种新的“人多势众”的安全感和整体感。

社火制度是纯中国式的民间崇拜，最早源于对社稷神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和谷物神的崇拜。该崇拜在明朝的洪武时代得到过王朝的大力倡导，这一行政倡导的结果只是加强了社稷坛和土地堂崇拜。但是宁波社火的崇拜范围远远地比社稷大得多。宁波的社神普遍地具有境土保护神的意义，因而崇拜的偶像已经超越了社稷神。社火的神祇没有体系，可能是一颗星宿，也可能一位历史上的忠臣孝子，又可能是一棵饱含日精月华的有灵性的树或者是一块丑石。总之，包括了原始五行神、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帝王将相、孝子贤孙、忠臣烈女，总体上构成了一个泛神的系统。人们信服什么，就以为他们具有灵性，将他们塑像膜拜，认作自己的本尊神。它与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宗教的信仰尚能由个人选择，而社火崇拜则是按家族或家庭为单位编入某一组织结构中，也即是说，每个人一出生，他（她）已经不容置疑地随着家族编入了这一崇拜组织。宗教是精神的皈依，而社火崇拜则是命运的抵押。

镇海孔庙。每当科考季节，考生们都要到孔庙焚香顶礼，祈求孔子保佑。

19世纪60年代时的宁波孔庙大成殿，遗址位于今中山广场。

宁波老城的“社火”十分热烈，庙祀遍于全城。到民国的晚期，宁波城区有社火祀庙159处，这里尚不计星罗棋布的大量土谷祠、土地堂，如果放在一起，那么必有数百座之多。“以庙为社”是当地的特色。在上述的祀庙中，只有少数属于公共祭祀的公庙，主要是城隍、文庙（孔庙）和武庙（关岳庙），它的建造修缮由当地的官府出资，比如府城隍庙由府台衙门出资，而县城隍庙则由县衙门出资。大多数的社火则是私庙，或称宗庙。这里所说的宗庙又区别于家族的宗祠，后者祭祀祖宗的灵魂，而前者则是家族集群的庇护神或本尊神。私庙的建立与维修由“庙脚”组织出资。

庙脚制度有严谨的组织，不同于宗教的松散。一个祀庙通常按庙脚户的多寡分为若干个堡，每个堡又分为若干个柱，每柱又有数十户庙脚。堡和柱都选出为首的当事人如堡长、柱长，负责祭祀等有关事宜和组织活动。与人间的组织相对应的是，庙祀据说是“灵魂户籍”的管理机构，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的亲友可以从他生前的本尊祀庙里，为他领到一份通往地府的“关牒”也即是通行证，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归宿，不然，他死后只能成为孤魂野鬼。这种传说所产生的恐惧，使人们都非常重视本尊庙祀的意义，也使每一个本来无组织的市井成员，为自己找到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一起成为某一个精神组织的成员。

社庙是宁波的土著宗教，它的原始性使它没有规范的体系和祭祀的程序，因而它有许多创造的空间。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可以为它加进很多足以表达自己信仰的祭祀细节，比如创造出神的诞辰、神的妻子、神的内庭寝室、甚至神的子女在将万物神化的过程中，又在细节上将它们人化，使他们更具有亲和力。

人们赋予这些神祇以某一方面的特异功能，这样它又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人间的某些急需解决的问。传说中能起死回生、消病祛灾的鲍盖是宁波地区最大的祀主，他在民间的信仰中是一位医神。唐代平定过明州“栗锽兵变”的浙东观察使裴肃，他之所以能成为神，谐音发挥了作用，因为“锽”与“蝗”音同，他在农村中大受欢迎，凡是供奉裴肃的庙祀，那些地区基本上都发生过蝗虫灾害，于是裴肃成了治蝗保丰收的农神。地方的首官、武官、有功于地方安宁者，基本上都属于安境保民神的行列，而从龙王到历代治水利者，都属于水利神；地方名贤和著名历史人物中文名显著者，以及奎星，这是文化神；(www.xing528.com)

忠臣孝子则属于道德神。十分有意思的是梁山伯作为爱情和婚姻神，人们相信他出于对自己不圆满的爱情与婚姻的遗憾，他能够戮力庇护人间的爱与婚姻的和美。爱情神在中国的汉族地区是很罕见的。宁波的社火神祇系统虽然庞杂，但是从农业社会自身的功利出发，还能看出其中所形成的“保境安民神-医神-水利神一生育神道德神一文化神一爱情婚姻神”这样的一个实用链，从而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的安宁、治水治虫而达到农业的丰收、健康并生儿育女的重视，正是这些，构成了社会人生的第一层次需求。宁波人对于文化和道德的强调，作为第二层次的需求，也能从神祇崇拜中反映出来，这正是长期稳定聚居地区的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城市的人们在信仰上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因素，可以从他们对控制着天道平衡和命运安宁的五行、星宿感兴趣中得以反映，而这一类神祇在宁波的乡间却不曾发现，由此可见城区的社火崇拜中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性的思考，不像农村更重视直接的功利。

黄晟崇拜值得我们关注。黄晟是宁波这座城市的谛造者，他筑起了宁波的十八里罗城，使宁波成为了真正的“城市”，而不仅仅把城墙修筑成一道防御工事，因为这之前，宁波的“子城”只是一座军事要塞。对于黄晟的崇拜可以看到其中的城市崇拜，但是黄晟太具有人性了，人们感到他的魔力还不够大，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后，黄晟成了“封神榜”中法力强大的黄飞虎。

真正的城市崇拜通过城隍来表达。城隍是城池之神，也是一座城市的庇护神，正如雅典娜神庙之于雅典城。所不同的是，城隍神实际上不是以城池而是以这座城市中的行政结构来确定的，宁波有府县两级行政机构，因而反映在神庙崇拜上，也有府县两个城隍庙。县学街的城隍庙是府城隍庙，又称郡庙；大梁街的城隍庙为鄞县城隍庙，称新城隍庙，但是香火没有郡庙兴旺。同样对应的则是，城隍菩萨的打扮就是地方官，朝服乌纱，正襟危坐，庙中其他神祇也按政府部门的编制，进门有捕快马快，大堂有刀笔吏，整个儿是阴间的政府，据说它同时管辖全城人的灵魂。有传说认为，城里的每一个人死后，首先到城隍庙里去接受末日审判，然后解往阴司地府。

城隍庙是公庙，全城人都是它的庙脚或者说是信仰者，因而它又成为城市的公共场所。什么人都可以去那里祭拜、瞻仰，人流一多，商业设施也就跟上，所以那地方到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个大卖场，一个娱乐场，神祇只被挤到大殿里，两庑都是商铺摊位，人们到那里大多已经不再是崇拜而是玩乐，随带购物吃喝中国传统的城市没有西方式的公共广场，它的许多公众性的功能都借城隍庙不定期的活动来实现与城隍庙一样，宁波城里也有府县两级的孔庙，但是孔庙的两级机制是有现成的需求基础的，因为旧时的官学都是“因庙办学”，府学设在府孔庙里，县学设在县孔庙里。孔庙的建筑格局全国大同小异，基本有宫墙、泮池、仪门、大成殿、尊经阁构成中轴线，两庑则是办学的地方。府学在今天的中山广场，县学在原市第一医院西侧，门殿曾改造为急救站。县学至今留下了一个街名“县学街”，正如县署留下了“县前街”，府署留下了“府桥街”一样。

道德神的庙祀是城市人际关系被重视后的产物。宁波的道德神以关羽的关帝庙最有影响，城里有6处祭祀关羽的神庙。城市毕是商业竞争和职业竞争的地方，排挤倾轧、尔虞我诈，哄蒙拐骗，落井下石，使暗绊、打横炮、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几乎所有贬义的形容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例。于是所有的人都期盼着别人的道德完善、情义为重，不论市侩商贾，还是江湖黑道，都不约而同地打起了“义”的旗帜，“义”就成了市井的最高也是最现实管用的道德理想。

市民信奉关羽，认为他就是“义”的人格化身所谓“义”，是表现在朋友之间的道德规范，正如演义中的关羽，他对异姓兄弟（实际上是朋友）的执着感情，以及对曾经承受的别人恩惠的报答之心，都可以超越一切社会原则包括战争中的敌我对恃。“义”高于一切，“义”可以超越自身和本集团的利益，为此不惜两肋插刀，刎颈赠首。对于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白马坡、古城会这样的赫赫战绩，人们往往已经淡化了对它细节的记忆，然而都会细述华容道放曹的来龙去脉，并为之激动，尽管这是严重的丧失立场的渎职行为。于是，凡是关帝庙都是可供全社会公祭共祀的“公庙”，其地位与“城隍”、“孔庙”同等。

人们之所以塑造了这么一位神祇，是希望他成为每个城市成员“头上三尺”的“神明”，化育和制约着他们的道德，使他们都能以信义为念而成为谦谦君子。如果生存在一个充满道德的君子世界中，那是何等的幸事。然而，在这里恰恰透露了一种深层次的无奈，当人们在无法干预和完成对他人的道德改造的时候，只有把自己的命运抵押给泥塑木雕的神祇。

再一类的庙祀是对于行业神的崇拜。行业神崇拜属于祖师崇拜，在宁波主要有鲁班殿、药皇殿、火神殿等。祖师崇拜有助于协调业内关系，平息业内争端，因为技术是祖师发明的，大家都是同宗徒弟，有固守祖师事业和技术的共同责任；同时利用“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观念，有助于道德规范和行为羁束，对有些“贱业”来说，更有助于改变社会形象，增强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