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代表团工作成果，解放战争纪实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辕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4月7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4月2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济深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www.xing528.com)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一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走错了一步棋，后来不得不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了贡献，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