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泉州的七十余年，是泉州海外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汇的高峰时期，在外族（蒙古、西域、阿拉伯）当政的情况下，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社会弥漫商业致富的气息，作为外贸重镇的泉州一时如鱼得水。此时的泉州可谓举世闻名，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说道，“刺桐的港口，是世界最大海港之一，或者可以称为世界最大的海港，我亲眼看见港口里有大船一百艘，小船多得无法计算。”[18]因商业上的发达与贸易的频繁，促使大量异域诸文明的商人、传教士、旅行者慕名来此。在他们眼中泉州因环城遍植刺桐树，而被称为刺桐，从此刺桐的称谓不绝于13—14世纪异域旅行者、传教士与商人的游记中，“刺桐城之名，见之于《马哥孛罗游记》《和德理游记》《玛黎诺理游记》《拔都他游记》，俱言为世界第一商港，外国商贾蚁聚，番货荟集于此……西极之国如摩洛哥、意大利等皆有游客踪迹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胡贾，寄居于此者，当更不知其几千万矣。”[19]
但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与繁荣是建立在汉族士大夫与汉族文化传统失去中心地位的基础上的，这必然导致汉族士绅百姓的不满[20]。
元末，泉州发生了色目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之乱”。这场动乱给泉州带来巨大的危害，冲击了泉州社会经济，使泉州“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竞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市近袛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诸公食肉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 [21]元末至正年间，泉州户数和人口数都较宋代有明显滑坡，“八万九千六十口，四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五”[22]丁。
这场色目人主导的战乱，使广大汉族百姓蒙受巨大的苦难，激化了民族矛盾，致使明朝建立之初，泉州汉人“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哉于猪槽中。”[23]饱受歧视、蹂躏的汉族百姓对这蕃客色目人以及他们背后的靠山——元朝，恨之入骨。
作为元朝对立面的明朝建立后，对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进行表彰，赞扬了他们的忠义情节[24]。朝廷的这些措施无疑是与泉州士绅百姓的心理预期一致。(www.xing528.com)
弘治十三年（1500年）广东按察使司佥事徐紘奏请将供奉端宗之母杨太后的全节庙（亦称“慈元殿”）“入祀典赐额” [25]，明孝宗“特赐今额而祀典如祀历代帝王”[26]，遂“每岁春秋仲月上旬致祭全节庙如古帝王，仪制县官率属官行礼。”[27]
朝廷对南宋太后、抗元大臣的表彰，大大激发民间对于南宋抗元斗争忠义性质的认知，也为幼帝崇拜提供了一定的鼓励。因此产生了弘治十三年，明孝宗册封端宗、帝昺为英烈侯的传说，使这个民间信仰添加进官方的肯定与褒奖，演变成为类似明清两代官方树立的英烈人物的崇拜。[28]
进入清代之后，由于“迁界”[29]和人口激增等原因，导致人口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区域迁徙。日月太保信仰随着人口的流动，也逐渐从沿海地区向安溪、永春、德化一带传播，并在上述地区作为陪祀神祇，供当地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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