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春秋时期散布着林胡、令支、山戎、屠何等部族，与匈奴人一样，他们也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游牧为生。中原地区最北部的诸侯国燕国，自春秋时起，就成为他们劫掠的对象，以至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得不出兵帮助燕国对付这些来自北方的敌人。由于这些抢夺者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中原诸华夏国称他们为“骑寇”。
虽然中原的史书都盛赞齐桓公的胜利，但从“老马识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猜想到，中原农耕民族的部队在进入北方草原与沙漠地区作战时，面对异常陌生的自然环境，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高昂的。
齐国再也没有组织进入草原的远征，但面对来自齐国的威胁，草原民族也在寻求新的对策。那次战争以后，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部族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族群。与此同时，在他们居住地的西方，内蒙古草原的阴山一带，匈奴族也正在兴起，许多弱小的草原民族纷纷加入匈奴人的队伍中，在匈奴人的旗帜下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并向中原北部的秦、赵、燕等国发动进攻。中原人本称匈奴人为“胡”，遂将这个位于匈奴人东方的新兴起的强大族群称为“东胡”。
东胡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在今天的辽宁省西部至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到燕山南北。向东，其势力可能曾经达到渤海湾沿岸，向西，以今内蒙古的达赉诺尔湖与匈奴人为界。达赉诺尔古称“大泽”，按《山海经》的记载，中原人是将大泽以东的族群统称为东胡的，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就很难说了。
自春秋时期开始，贯穿夏、商、西周三代的中国历史、持续时间最长的温暖湿润气候期结束了，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草原的边缘地带变得越来越寒冷而干旱，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曾经繁盛的农耕经济逐渐萎缩，村庄被废弃，成为东胡人驻牧的地方。燕国的东北疆域开始受到来自东胡的威胁。
从当地发现的燕国青铜器来看，作为西周封国，燕国的势力早已进入辽宁西部的喀左、建平一带。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表明，这一带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在商末周初，这里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耕经济，某些地区发现的古村落遗址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村落密度。与中原地区相同的、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类型和相近的文化，是吸引燕国向东北开拓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大自然的细微变动正在破坏燕国开拓东北的基础，只不过燕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燕人虽然不理解自然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深深地体会到来自东胡的军事压力，自然环境变迁导致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此消彼长，增强着东胡的实力。
在“战国七雄”中，燕国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又较偏，南向发展首先遇到来自强大齐国的阻挡。在姬哙为燕王时曾经把王位禅让给重臣子之，太子姬平与子之争夺王位，燕国大乱，齐国乘机伐燕，使燕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赵国的扶持下，燕公子职得以即位，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即位以后，面对残破的燕国，不得不将恢复国力作为第一要务，此时的燕国最需要的是和平的外部环境，已经被内忧外患折磨得千疮百孔的燕国再也承受不起战争了。面对不断侵扰燕国北部边界的东胡人，燕昭王采取了妥协政策。燕国与东胡讲和、结盟，并派出大将秦开去东胡做人质。
关于秦开的身世与经历史书中记载不详，只是称他为燕国的大将，陪伴荆轲去行刺秦始皇的秦舞阳就是他的孙子，由此猜测，秦氏可能是燕国的将门，并有可能是一个武术世家。派出这样一位将军去东胡做人质，燕昭王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派一位将军去了解东胡人的军事情况，这位将军还要精通武艺，以便在危难时脱身。显然，燕昭王在与东胡讲和结盟的时候，就在盘算着如何击破东胡。
豪爽质朴的东胡人没有识破燕昭王的阴谋，他们真心地相信：与燕国之间已经是盟友关系了，他们将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彼此间不会再发生战争。
秦开在东胡受到了热情款待，成为东胡人的朋友，他逐渐了解了东胡人的一切，也包括东胡人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在与东胡人把酒言欢的同时，秦开的心中开始逐渐形成打败东胡人的作战方案。大约在公元前290年，秦开逃回燕国，并被燕昭王任命为主帅，率部队向东胡人发起进攻。措手不及的东胡人被这位朝夕相处的“老朋友”打败，不得不远远地向北方退去。
草原民族经常受到类似的欺骗，可是当他们报复的时候，所有史书记载就都开始诅咒他们的残忍。
史书记载称，东胡人在战败之后，向北退却了千余里。从距离上看，东胡人是离开了他们生活数百年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退向蒙古草原边缘的大兴安岭南麓。他们在向大山寻求保护。燕军也没有再向北追击，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燕国与东胡开始了另一种对峙。
北向发展并不是燕国的目的。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燕国与其他六国一样，也在积极谋求逐鹿中原、统一中国。打败北方的劲敌，廓清北疆，不过是为其南下争霸所做的准备工作。可是，东胡虽然战败北迁，燕国却未能实现使其灭亡的目的，在燕国的北疆，劲敌仍旧存在，随时可能东山再起。为避免首尾受敌、两线作战，燕国在北方修建长城，建立起牢固的军事防线，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将这段长城称为“燕北长城”。(www.xing528.com)
燕北长城沿燕国在北方新设的上谷、渔阳等五郡的北部边缘修建，西起上谷郡的造阳（今河北独石口以北、滦河上游闪电河一带），向东进入今内蒙古，经多伦旗南，进入河北省丰宁县之北，东经围场，在群山中穿过内蒙古喀喇沁旗东行，越过内蒙古赤峰南境的美丽河，到达辽宁省建平县北境，再经内蒙古敖汉旗中部到达宝国吐乡，向东进入辽宁省北票市境内，越过牛河，进入辽宁阜新，一直延伸到鸡冠山。这段燕北长城的遗址目前尚断断续续地保存下来三百多公里。由阜新向东北，燕北长城经辽宁省的彰武、法库进入吉林省的梨树县境内，然后折向东南，经辽宁宽甸，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燕北长城不仅包括蜿蜒不绝的石筑或土筑城墙，还包括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卫城、规模稍小的障城，以及直径在10米至40米不等的烽火台。在内蒙古敖汉旗，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处残高2.5米的烽火台。城墙、卫城、障城与烽火台，构成针对东胡骑兵的立体防御体系，固守着长城以内的地域。
只有视土地为生命线的农耕民族才会有如此重视守土的军事设施。
燕北长城的实际效用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此后中原史书的记载中绝少提到东胡的名字，一直到其与匈奴人之间的那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燕国与东胡隔着一道长城对峙着，但是，燕国没有再受到来自东胡的大规模进攻的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于长城。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需要不断地为其牲畜寻找草场，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永远也不会将自己与畜群限制在围墙之内。道理很简单，不论多么美丽的地方，当他们的畜群吃光了草原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弃之而去。游牧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用围墙圈起一片土地供自家耕种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农耕民族相同，游牧民族也依赖土地谋生，但两者对土地与资源的理解却截然不同。游牧民族蔑视修筑长城的防御方式，如果他们愿意，在长达数千里的防线上，他们总可以找到一个防守薄弱的突破口进入长城，施展骑兵的优势，任意劫掠，如同进入羊圈的狼。
当东胡受到秦开的攻击向北方退却后，水草丰美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确实是他们十分怀念的地方，但东胡人没有再次发动对燕国的大规模进攻以夺回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不是因为他们对付不了燕北长城，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片比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更加诱人的地方，这就是蒙古草原。
自大兴安岭西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游牧人的车队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行，一直进入欧洲的俄罗斯草原。事实上，这也正是匈奴人后来的西迁之路。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对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充满了诱惑，在13世纪蒙古族最终成为这片大草原的主人以前，这里曾经是无数个游牧民族栖息的地方。充满变化与挑战的大草原最能激发游牧民族的创造力，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这方沃土上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受到燕国的打击后，北迁的东胡人意外地发现，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是比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更适宜他们的游牧生活的地方，于是，东胡人不再与燕国进行无谓的军事斗争，转而西向发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东胡人占据了蒙古草原的东部，成为草原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模仿中原华夏族的统治模式，东胡人也在构建自己的国家——史书记载中出现了“东胡王”。东胡人的国家包括哪些机构，其地方统治方式如何？我们今天都已经无从得知。东胡人没有文字，没有留下关于本族历史的任何记载，由于中原各国都将注意力放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上，没有人关注遥远的蒙古草原上的事情，所以中原史书中也没有留下关于东胡人国家的记载，而这一切又都是无法用考古资料来证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胡是第一个试图构建草原帝国的游牧民族，第一个成功地建立草原帝国的民族——匈奴的崛起远在其之后。
东胡人西向发展，不再进攻燕国，燕国却也无力北拓，两者隔长城对峙，呈现出一种互不接触的和平状态。
就在东胡人开始称雄蒙古草原的时候，秦国崛起于中国的西部，一次又一次打败山东六国，并吞六国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燕国也受到来自西方秦国的攻击，自顾不暇，因此无力北拓。
燕国无法在战场上抵挡秦军的进攻，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燕太子丹于公元前227年派荆轲赴秦国行刺秦始皇，同行的还有打败东胡的燕国名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在觐见始皇时，秦舞阳面露怯色，引起秦人的怀疑，他们只允许荆轲独自一人上殿。图穷匕见，荆轲追杀始皇，但因无人相助，行刺未能成功。荆轲与秦舞阳双双被杀。被激怒的秦始皇立即将燕国作为主要攻打的对象。燕国无力抵挡蜂拥而来的秦军，燕王僖与太子丹率领部分燕国的精兵撤退到辽东郡（今辽宁省东部地区）。为躲避秦人的追杀，太子丹隐藏于衍水河畔，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衍水称为太子河。这就是今天辽宁省东部、辽河支流的太子河。
秦国东进占领了上谷、渔阳及右北平等郡，东胡人的故乡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便落入秦军的控制之中。
但气候变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地表现出来——作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持农耕经济的发展了。虽然燕、秦直至西汉，中原王朝一直依靠武力占据着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但这里的农耕经济却未得到发展，而是在逐渐衰退，这一地区的游牧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至公元1世纪，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与乌桓人重新回到这里，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结果，也是自然之手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暗中干预的结果。
离开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东胡人再也没有回到这片他们世代栖息了数百年的故土。面对中原的一系列变故，东胡人没有出兵参战，也没有试图夺回家园，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一个正兴起于蒙古草原中部的民族：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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