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

南宋以降赣闽粤边畲汉融合进程的全面展开，对于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这一漫长而又曲折的民族融合过程，原先生活在闽西南和粤东北一带高山岭谷之间的畲族，以及播迁到赣南南部山区地带的苗瑶语族，除一小部分由于种种因缘际会而得以保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性，继续辗转播迁于赣闽粤边的十万大山之中，另有一部分开始迁出赣闽粤边，陆续播迁到闽东和浙南山区之外，其余绝大部分已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汉族融为一体，成为赣闽粤边居民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畲民”这一在南宋时期具有特定义涵的指称，到了元代，其义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元代编修的《元一统志》记载：

（汀州路）山深林密，岩谷阻窈。四境椎埋玩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犄，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民逋逃于此，渐染成习。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章贡。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洞。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88]

如前所述，“畲”或“畲民”，在南宋人刘克庄那里，原本是一个专称，用以指代生活在闽西南和粤东北一带的苗瑶语族。但是，到了《元一统志》的作者这里，“畲民”之称显然已经被作了相当泛化的理解。在《元一统志》的作者看来，所谓“畲民”，已包括“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和“江广界上逋逃者”。所谓“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和“江广界上逋逃者”，应该是指赣闽粤边的汉族。因此，《元一统志》里所说的“畲民”，其义涵已与此前已了很大的不同。“畲民”义涵的这一微妙变化，正是南宋以降赣闽粤边民族融合进程的曲折反映。“畲民”一词由最初的专称，转而被用来指代“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和“江广界上逋逃者”，这一事实表明，最迟在《元一统志》的编修时代，^[89]原先生活在赣闽粤边的畲族，已与当地的汉族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赣闽粤边居民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畲族先民早在六朝时期就开始陆续播迁到赣闽粤边。隋唐之际，赣闽粤边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畲族先民聚居区。不过，这一时期生活在赣闽边的汉族人口不多，故而双方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尚未完全展开。据此推断，“隋唐时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畲族先民，应该有自己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这种语言既非后来的汉语客家方言，也非汉语的其他方言，而是本民族内部使用的古畲语”^[90]。唐中期以降，随着赣中北一带移民的大规模南下，赣南和闽西境内的汉族人口骤然增加。到了宋代尤其是到了南北宋交替之际，由于赣中北一带第二波移民在短时间内的集中迁入，以江西中北移民后裔为主体的汉族，已成为赣闽粤边境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群体。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畲族和以江西中北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汉族，一起生活在赣闽粤边的这个共同区域内，双方的交往亦由此展开。由于以江西中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汉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之他们又从原乡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畲族与他们相比，算是后进民族，故而在双方的融合过程中，以江西中北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汉族，无论是在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在语言文化方面，都占据主动地位。就语言这一层面来看，随着双方交往的日益频繁，畲语的使用范围不断缩小，最终发展到完全被对方的语言所取代。“这种取代是逐渐地、缓慢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其影响和渗透首先是从借词开始的，那些畲族所没有的新事物的词语，就只能照搬对方的说法”，“另一些畲语中虽有的词语也逐渐变为自由选用畲（语）”和对方的同义词语。这种大量借词的结果，“必然导致畲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的变化”，并“最终改造了畲语，使畲语语音、词汇、语法系统都发生了质变”。^[91]由赣闽粤边播迁到闽北和浙南等地的畲族，其日常语言之所以是汉语的客家方言，古代畲语之所以只能少量地保存在畲族日常语言的“底层”之中，正是南宋以降赣闽粤边畲汉融合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畲族语言（早期畲语）对赣闽粤边汉语方言（客家方言）的形成，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前所述，从汉语方言的谱系来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均渊源于唐代中期形成的原始（或早期）赣语。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在客家方言与赣方言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1987—1990年间，李如龙和张双庆合作主持了一项中型的赣、客方言面上调查，分别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7 省以及香港地区共34 个点上展开，结果表明：赣、客方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点有14 个之多，“这种共时性的大面积一致关系，应是客赣方言的深刻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同时，与客赣方言地域上大片相连的现状也不无关系”^[92]；至于词汇方面，在选取的1120 条词语中，多数方言点说法一致的有150 条，占总数的12%，“这些说法又都是些和共同语差别大、富于地方特色的。可见客、赣方言在演变过程中有过很深的历史联系”^[93]。

问题在于，共同渊源于原始赣语的客家方言与赣方言，为什么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至于形成了两个判然分可的汉语方言系统呢？^[94]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本书第五章所分析的江西中北部一带（赣方言区）的语言由于受到北方汉人南下所带来的北方汉语的影响这个因素之外，南宋以降赣闽粤边畲汉融合所造成的语言变异，不能不说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南宋以降赣闽粤边的畲汉融合进程，一方面固然是早期畲语使用范围不断缩小，并最终被以江西中北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汉人语言所覆盖和替代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又是畲语通过“向上传递”的机制影响汉人语言，并最终使得当地汉人的语言发生重大变异的过程。正像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95]在赣闽粤边的畲汉融合进程中，尽管汉族无论是在人口的规模上还是在文化的态势上，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他们的语言还是无法“自给自足”的。随着双方融合的展开及其深化，以江西中北部移民后裔为主体的赣闽粤边的汉族，在将自己的语言“借给”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邻居——畲族的同时，也通过“借词”的方式将畲语的部分词汇“借入”到自己的语言之中。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进程表明，南宋以前，当地的汉族民众基本上都生活在平原河谷地带。从南宋初年开始，随着江西中北部一带第二波移民的到来，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开始向半山地带推进。南宋初年先后出任江西路判运使和福建路转运使的赵汝愚就报告说：“臣昨任江西路判运时，所见江西十一州内赣州地最险，俗最悍……臣今任本路（福建路），八州内汀州与赣为邻，地亦最险，俗最悍……臣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得汀州一郡，系在福建最高处，四面皆崇山峻岭。其民皆十百为群，依山阻险而居，散居田野者绝少，其间道路行旅稀阔，亦难得邸店。其人不能蚕桑，除耕田织布外，皆别无生业。”^[96]所谓“其民皆十百为群，依山阻险而居，散居田野者绝少”，正表明赣南和闽西的区域开发已由原先的平原河谷地带推进到高山岭谷之间。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平原河谷地区的汉人而言，高山岭谷地带的万事万物，都是完全陌生的。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他们只能向长期生活在深山之中并因此而积累了丰厚的耕山种山经验的畲族学习，学习他们的耕山种山技术，领悟他们对于山区生态的适应能力，体会他们对于大山的特殊情怀。例如，粤东北一带的畲族，在长期的“刀耕火种”过程中，培养出适合于山区耕种的旱稻——“菱禾”（又称菱米、畲米、畲禾）。从南宋开始，菱禾的栽培技术已开始在粤东北一带的汉人中得到推广。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菱禾，“此本山客輋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莳之”^[97]。比王象之稍晚的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也记载说：梅州一带有土产菱米，“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粝”^[98]。这一事实表明，最晚从南宋中期开始，这种作物已经在粤东北一带的汉人中得到广泛的种植，以至于已成为当地的“土产”。汉人在学习畲族种山经验和作物栽培技术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借入”了畲语中的部分词汇，尤其是与山区的生产和生活密切关联，而在平原河谷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中却无法一一对应甚至根本就没有的那些词汇。研究客家方言的学者甚至认为：“客家族群历史上居住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历史上畲族的聚落地相重叠……（客话的）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99]

由于语言的即时性以及汉字书写系统的方块化（非拼音化）特征，使得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厘清客家话的词汇系统中到底有哪些词汇是“借”自畲语，哪些词汇才是当地的汉语中所固有的。正因为如此，对于方言学者所提出的“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的推论，我们也无法作出实证性的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客家方言中那些有音无字的词，只要能够从早期的畲语中找到其相关对应词，我们便可以视之为“借”自畲语。对此，罗美珍和邓小华在他们合著的《客家方言》一书中，已列举了大量的语言学材料加以证明，^[100]这里不妨节录于下：

在亲属称谓上，客家话使用“娓”表示女性长辈，用“伯娓”“舅娓”“叔娓”表示“伯母”“舅妈”“婶婶”，当面称“母亲”为“阿娓”或“姆娓”。其实，在汉语的习惯用法中，“娓”字仅表示顺从或美好，并无“母”意。客家方言中借“娓”为“母”的土俗字，应该是受到了畲族早期语言的影响。直到今天，湘西苗语、畲语以及壮侗语族中的傣语、泰语和壮语等，也都有着类似的称谓。又如客家话称“祖母”为“毑”，这里的“毑”也是土俗字。壮侗语族中的傣语、泰语以及湘西的苗语和瑶族的布努语，也都有类似的称谓。

除亲属称谓之外，客家方言中尚有大量的有音无字的词汇，而且这些词汇都可以从现代的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语言中找到相关的对应词。如客家方言中表示“粘、附着”或“背（物）”、表示“丢、扔”、表示“咬”、表示“张开（嘴）”、表示“拍（手）”、表示“玩”、表示“回转”、表示“想吃”、表示“清洗（衣物）”等动作性的词汇，又如表示“稠”“不好”、“（捆）紧”等状态的词汇，再如表示“牛轭”“臭虫”和“房屋”等专有名词，都可以从现代的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语言及其地方变体中找到对相关的对应词。

根据罗美珍和邓小华的研究，客家方言除词汇系统中保留了畲语的大量“底层”成分之外，其语序也明显地受到畲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语序一般都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如公鸡、母鸡、客人等；但是，客家方言却把上述词语的顺序倒过来，说成“鸡公”“鸡嬷”和“人客”。此外，在客家方言的习惯用语中，还把“灰尘”说成“尘灰”，把“力气”说成“气力”，把“多吃点”说成“食多滴子”，把“再吃点”说成“食滴子添”，等等。这种把中心词（语）提前、将修饰部分后缀的语序，正是早期畲语的典型语序，直到今天，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语言的基本语序也依然如此。^[101]

除语序之外，客家方言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与汉语的习惯完全不同，但是却可以在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语言中找到极其类似的形式。如有些客家方言区就有将“来”和“去”两字连用的习惯，闽西长汀一带的客家话，就把“去进城”说成“来去入城”，把“回家去”说成“来去归”，把“去玩”说成“来去嬲”。这种把“来”和“去”连用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一般用法迥然不同，但是却可以在苗瑶语族的语言中找到其源头。今天的苗语黔东方言，就有这种连用的习惯，如“来去赶集”（去赶集）、“来去做活路”（去干活）等。又如，在客家方言中，还往往将量词的“个”用作助词的“的”。“个”在汉语中的习惯用法是作为量词，但是，客家方言却把它虚化为表示相当于普通话结构助词“的”的语法意义。如“打铁个”（打铁的）、“教书个”（教书的）、“肥个”（肥的）、“食个饭”（食的饭）、“做活路个”（做活的）等。这种把量词用作助词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习惯完全不同，但在今天壮侗语族的语言中，却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达形式，只不过把量词放在前面而已，如“个高那”（高的那个）、“棵树大”（大棵的树）、“只虎凶”（凶的虎）等。这类迥异于汉语的习惯用法、但是却可以从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语言中找到其源头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也应该是在早期畲语的影响之下形成和凝固起来的。^[102]

除语言之外，畲族在长期的迁移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家庭组织和劳动组合模式，也对后来的客家方言群产生深远而且持久的影响。畲族从其先人莫徭开始，就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使得他们不分男女性别，都得参加日常的生产活动。据北宋范致明记载：“江西妇女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讥诮。衣服之上，以帛为带，交结胸前后，富者至用锦绣，其实便操作也，而自以为礼……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鼎、澧亦然。”^[103]范氏提到的巴陵、鼎、澧一带，都是宋代莫徭的分布区域。因此，可以肯定，江西境内的这一习俗，应该是在湘中莫徭民族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作为莫徭民族后裔的畲族，也一直继承了这一传统。直到清代，由赣闽粤边外迁到闽东北一带的畲民，依然延续着“男女相协力作”的劳动组合方式。据记载，“福州府属罗源等县畲民，即粤之猺人……多在荒僻山岭结茅为屋，男女相协力作，采薪、捕鱼，以供食用”，“古田畲民，即罗源一种……妇以蓝布裹发，或戴冠，状如狗头。短衣布带，裙不蔽膝，常跣足荷锄而行，以协力作”。^[104]畲族这一独特的传统，对后来赣闽粤边客家方言群的家庭组织、两性分工、妇女的性别文化角色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编修的《惠州府志》在记载长乐（今五华）、兴宁一带的民风民俗时，就有这样的文字：“女无老少，与男同力，耕获采樵。”^[105]嘉靖《兴宁县志》亦云：“女不朱粉，髻、服大异中州，多务耕采，戴笠徒跣。”^[106]到了清代，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多。据清初的屈大均记载：“长乐、兴宁，其民多骄犷喜斗……其男即力于农乎，然女作乃登于男。厥夫菑，厥妇播而获之。农之隙，昼则薪丞，夜则纺绩，竭筋力以穷其年岁……故论女功者以是为首。增城绥福都亦然，妇不耕锄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为妇。夫之事妇尽任之。谓夫逸妇劳，乃为风俗之善云。”^[107]道光《定南厅志》云：“妇女勤纺绩，戒嬉戏。贫者采薪负水，不辞劳苦。”^[108]咸丰《兴宁县志》亦云：“乡村妇人……与男从均劳苦。”^[109]光绪《嘉应州志》的记载更具有代表性：“中上人家，妇女纺绩、缝纫，粗衣薄妆，以贞淑相尚。至村乡妇妪，槌髻短裳，任田园诸务。采山负担，蓬跣往来，未免村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劳者莫若此，盖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女即勤劳，亦或专习一事，吾乡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也……其近山诸乡妇女，上山樵采，负薪入市求售以谋升斗者，尤为勤苦，然皆习之而安。”^[110]客家传统社会的家庭组织与劳动组合方式，以及由此而形塑起来的客家妇女的性别文化角色，显然都是在畲族“男女相协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赣闽粤边的畲汉融合过程，并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的过程，而是双方在血缘与文化两个层面上形成互动与共变的过程。伴随着这种互动与共变，畲、汉双方在各自改变着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就畲族而言，在他们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影响着、改变着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同时，其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当地汉人的影响之下而发生着重大的改变。长期以来，畲族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上，一直保持着其先人——莫徭人游徙不定的传统。民族志中所谓“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111]，正是其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写照。与这种游徙不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其居住形式往往也十分简陋。“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居息为輋，故称徭所止曰輋。”^[112]畲族之所以又被称为“輋人”，就与他们的这种居住形式有关。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密林之中，他们已适应了山区的生存环境，故而南宋的刘克庄又用“崖栖谷汲”来描述其生活方式。所谓“崖栖”，意即居住在深山岭谷之中；所谓“谷汲”，则表明他们不知井饮，汲于山涧溪流。随着赣闽粤边民族融合的展开，畲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早在南宋时期，生活在梅州一带的畲族，已开始以木瓦代替茅寮。据南宋中期的楼钥记载：“梅（州）在万山间，官舍民居率以茅竹为屋，公（时知梅州的张和卿——引者）虑火灾，更以木瓦……民亦乐从。”^[113]到了元代中后期，由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化，畲族中除一小部分继续保持其原有的民族特性而过着“迁徙无常”的生活之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已采用了汉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赣闽粤边居民共同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代载籍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很多，兹引录数条如下：

在赣南——

杨景行……登延祐二年（1315）进士第，授赣州路会昌州判官。会昌民素不知井饮，汲于河流，故多疾疠；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灾。景行教民穿井以饮，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于疾疠火灾。^[114]

至正十三年，循民弄兵，掠汀州，攻龙南，于是安远顽民作乱。十五年，赣州路总管噶海齐以先生（王礼）尝典教是邑，令奉诏往绥之。蛮獠砺兵刀，弦弓矢，以逆于境。先生谕其父老曰：“吾奉诏辑安，汝民宜改过自新，毋自速咎，使妻孥得保首领以殁，顾非幸欤？若负固肆暴，一旦天兵远临，父母兄弟并遭擒戮，悔之何及？汝宜思之。”父老再拜谢，曰：“明公教以生道，敢不自悛。”叱其子弟，令各归舍，解甲为农。于是远近居民悉遵化。^[115]

在闽西南——

漳南五县半溪洞，狂獠恃险时纵横。巨蛇吞象出当道，猛虎搏人行近城。如何百年渐礼化，尚尔二度烦天兵。顽愚无知固可悼，承宣亦合思廉平。^[116]

汀环山负阻，民俗犷悍，接江通广，奸宄出没，建府之初，兵革相挺，疆界陆梁，巨猾倾煽，郡宿重师，无日不于征讨是急。大宣武公严肃威重，风驰雨沐，枕戈裹甲，蒐狝抚镇，化贼为民。^[117]

所谓“悉遵化”、“渐礼化”或“化贼为民”，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畲族在整体上已成为赣闽粤边居民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粤东北境内的民族融合进程虽然稍缓于赣南和闽西，但是其总体的趋势却是一致的。元代初年，粤东北境内曾一度为各种地方武装势力所占据。至元二十二年（1285），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率兵讨伐出没于潮、惠二州的郭逢贵部，四十五寨皆平，“降民万余户，军三千六百一十人”^[118]。随着元政府对粤东北一带控制的强化，原先游离于版籍之外的大量人口，开始被重新编入版籍。至元二十七年，循州地方官便招纳到大批“久不能至者”，即长期游离于政府版籍之外的人口，“立兴宁废县以处流民”。^[119]这其中便包括一部分畲族人口。到了元代后期，生活在粤东北境内的畲族，也像生活在广东北部一带的瑶族一样，加快了与当地汉族的融合进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广东一道，为海上雄藩……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猺獠半之。近年以来，民化猺獠之俗者又半。”^[120]所谓“民化猺獠之俗”，表明汉人与“猺獠”之间互动与共变的局面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最晚到了元代中后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汉族和畲族，在经过长期的互动与共变之后，已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诸方面开始趋于一致，从而逐渐形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语言文化群体。这个新的语言文化群体，就是方言群意义上的客家。

【注释】

[1]施联朱等：《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编者的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 页。

[2]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作为畲族发祥地的赣闽粤边只有零星的畲族人口。其中，赣南的畲族人口为489（主要分布在兴国，人口总数为471）；闽西原汀州地区的畲族人口为2134（宁化县1577，清流县178，明溪县35，长汀县328，永定县12，上杭县2，连城县2）；粤东潮汕地区的畲族人口为1852（潮安县1682，海丰县112，潮州市35，汕头市10，其他各县13）；梅州地区的畲族人口为303（丰顺县296，其他各县7）。详请参阅施联朱等：《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376页。

[3]施联朱等：《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 页。

[4]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畲语概述》，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41～370 页；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同上书，第314～340 页。

[5]讨论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著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蒋炳钊：《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印：《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1995年；蒋炳钊：《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台北“中央研究院”编印：《聚落、宗教与族群关系》，2000年。以上两文又收入作者论文集《东南民族研究》一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2～434 页。吴永章：《客家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收入作者论文集《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84～499 页。

[6]（明）嘉靖《赣州府志》卷4《食货·户口》。

[7]据嘉靖《赣州府志》卷4《食货·户口》统计，同一时期赣州户数的平均增长率不到10%。

[8]（宋）李纲：《梁溪集》卷12《桃源行并序》。

[9]（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畲》。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7，炎兴下帙。

[11]（宋）岳珂：《金佗粹编》卷17。

[12]（宋）李纲：《梁溪集》卷70《开具钱粮车马盗贼人数乞指挥施行奏状》。

[13]（宋）李纲：《梁溪集》卷75《讨杀本路作过溃兵了当见措置杨么等贼奏状》。

[14]（清）雍正《江西通志》卷13《山川七》。

[15]（宋）陈元晋：《渔墅类稿》卷4《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状》、卷5《赣州清平堂记》。

[16]（宋）岳珂：《金佗续编》卷28。

[17]（宋）无名氏：《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二月，另一无名氏编撰的《宋史全文》卷30 相关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18]（宋）陈元晋：《渔墅类稿》卷4《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状》。

[19]（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4《卓刑部》。

[20]（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0《英德赵使君墓志铭》。

[2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峒丁》。

[2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壬戌。

[23]（明）姚虞：《岭海舆图·惠州府图说》。

[24]（明）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徭疍》。

[25]（清）雍正《广东通志》卷57《岭蛮志》。

[26]（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备对札子》之三。

[27]（元）《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28]（宋）朱熹：《晦庵文集》卷27《与张定叟书》

[29]（宋）朱熹：《晦庵文集》卷28《与留丞相札子》。

[30]（宋）黄幹：《勉斋集》卷19《吉州永新县学记》。

[31]（宋）胡太初：《临汀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 页。

[32]（宋）魏了翁：《鹤山集》卷75《知南安军宗丞都官邵公墓志铭》。

[3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四裔考五·盘瓠种》。

[34]（宋）叶适：《水心集》卷14《徐德藻墓志铭》。

[35]（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宋经略墓志铭》。

[36]（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5《余尚书墓志铭》。

[37]（元）《宋史》卷41《理宗纪一》。

[38]（宋）赵汝腾：《庸斋集》卷6《资政许枢密神道碑》。

[39]（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6《中肃陈观文（韡）神道碑》。

[40]（明）李贤：《明一统志》卷58《赣州府》。

[41]（元）柳贯：《待制集》卷11《故平阳州判官陈君墓志铭》。

[42]（宋）陈元晋：《渔墅类稿》卷35《赣州清平堂记》。

[43]（清）雍正《江西通志》卷30《武事二》。

[44]（元）《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45]（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8《文天祥入卫》。

[46]（元）刘埙：《水云村稿》卷4《赵抚州传》。

[47]（元）刘埙：《水云村稿》卷4《赵抚州传》。

[48]（元）《宋史》卷451《张世杰传》。(https://www.xing528.com)

[49]（宋）无名氏：《宋季三朝政要》卷6。

[50]（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饶平县图说》。

[51]（明）《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52]（明）《元史》卷162《高兴传》。

[53]（明）《元史》卷12《世祖纪九》。

[54]（明）《元史》卷10《世祖纪七》。

[55]（明）《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56]（明）《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57]（明）《元史》卷12《世祖纪九》。

[58]（明）《元史》卷12《世祖纪九》。

[59]（元）王恽：《秋涧集》卷92《论草寇钟明亮事状》。

[60]（明）《元史》卷162《高兴传》。

[61]（明）《元史》卷13《世祖纪十》。

[62]（明）《元史》卷13《世祖纪十》。

[63]（明）《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64]（明）《元史》卷100《兵志三》。

[65]（明）《元史》卷24《仁宗纪一》。

[66]（明）《元史》卷62《地理五》。

[67]（明）《元史》卷100《兵志三》。

[68]（元）柳贯：《待制集》卷11《故平阳州判官陈君墓志铭》。

[69]（元）刘埙：《水云村稿》卷2《参政陇西公平寇碑》：“畲寇钟明亮起临汀。”

[70]钟明亮起事开始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在《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中，钟明亮一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六年正月，但早在至元二十五年便时有闽粤边“民变”的记载，应为钟明亮部所为。刘埙在《水云村稿》卷2《参政陇西公平寇碑》中，称钟起于至元二十五年。但苏天爵在《滋溪文稿》卷15《赵公神道碑铭》则称：“（至元）二十四年，移南剑……是冬，钟明亮兵起，公协福州路达鲁噶齐托欢捕之。”这里即采用苏天爵的说法。

[71]（元）刘埙：《水云村稿》卷2《参政陇西公平寇碑》。

[72]（明）《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3]（明）《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4]（明）《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75]（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76]（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77]（元）王恽：《秋涧集》卷92《论草寇钟明亮事状》。

[78]（元）王恽：《秋涧集》卷92《论草寇钟明亮事状》。

[79]（明）《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80]（元）王恽：《秋涧集》卷35《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

[81]（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82]（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83]（元）刘埙：《隐居通议》卷30 云：“至元辛卯，汀寇钟明亮平。”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

[84]（明）《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85]（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86]（元）刘埙：《水云村稿》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87]（明）《元史》卷15《世祖纪十三》。

[88]《永乐大典》卷7890“汀”部引《元一统志》。

[89]《元一统志》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开始编修，三十一年（1294）成书，大德七年（1303）续修。

[90]陈元煦：《中国文化通志·畲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 页。

[91]陈元煦：《中国文化通志·畲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1 页。

[92]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3、196 页。

[93]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15 页。

[94]李如龙和张双庆的调查结果表明，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尽管在语音和词汇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两者间的差异也同时存在。就语音方面来看，两者间的差异之处达17 条之多，“虽然有些差异不是有与无、此与彼的对立，而是多与少的区别，但整体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至于词汇方面，在选取的1120 条词语中，双方有明显差异的词目共478 条，约占总数的40%，“可见，尽管客、赣两方言是有紧密关系的姊妹方言，在汉语方言大系中，把它们分为两个大区还是较为合适的”。详请参阅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3、196、515 页。

[95]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92 页。

[96]（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19《弥盗》。

[97]（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广南东路·梅州》。

[98]（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梅州》。

[99]邓小华：《关于古南方汉语“非”汉说》，陈支平主编：《林惠林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86 页。

[100]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27 页。

[101]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 页。

[102]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28 页。

[103]（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

[104]（清）傅恒：《清职贡图》卷3《罗源县畲民》、《古田县畲民》。

[105]（明）嘉靖《惠州府志》卷5《地理》引天顺《惠州志》。

[106]（明）嘉靖《兴宁县志》卷三《人事部》。

[10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女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0～271 页。

[108]（清）道光《定南厅志》卷6《风俗》。

[109]（清）咸丰《兴宁县志》卷10《风俗志》。

[110]（清）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

[111]（清）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徭疍》。

[112]（明）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徭疍》。

[113]（宋）楼钥：《攻愧集》卷104《知梅州张君墓志铭》。

[114]（明）《元史》卷192《杨景行传》。

[115]（元）王礼：《麟原文集》附录，孔公恂撰：《元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王公墓志铭》。

[116]（元）贡师泰：《玩斋集》卷4《漳州》。

[117]（元）刘将孙：《养吾斋集》卷30《宣武将军汀州路达鲁噶齐瓜尔佳玉陇齐公墓志铭》。

[118]（明）《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19]（元）姚燧：《牧庵集》卷23《王公神道碑铭并序》。

[120]（元）刘鹗：《惟实集》卷3《广东宣慰司同知政德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