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自明代中后期开始，赣闽粤边的客家人就陆续向惠州府的中南部和西部一带迁移。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客家移民规模不大，影响也极为有限。闽粤客家移民的大规模南迁，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而其背景则与康熙年间的“迁海”和“复界”密切相关。
康熙元年（1662），清廷为割断大陆民众与台湾郑氏政权之间的联系，下令实行迁海。涉及的范围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和北直隶6省。广东沿海的迁界始于康熙元年，而康熙二年和三年又进行了两次“续迁”。由于广东迁海的范围大，迁界的距离远（大多以50 里为率），故而，因迁界而造成的人口损失也特别大。据清初的屈大均记载：
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岁壬寅（即康熙元年）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106]
据人口史学者估计，因迁海而导致广东沿海直接的人口死亡当不下90 万之众。[107]
鉴于迁海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口损失，康熙七年（1668），广东巡抚王来任上书朝廷，请求复界。他奏折中称：
粤东之边界宜急展也。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濒海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止，死丧频闻。欲生民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请将原迁之界，急驰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斥将港内之河撤去其桩，听民采捕。海内之兵尽撤，驻防沿海州县，以防外患，于国不无小补，而祖宗之地又有不轻弃之，更于生民大有裨益。[108](www.xing528.com)
在广东地方当局的一再请求之下，清廷于康熙八年（1669）开始复界。于是，“招民复业，一以补国用，一以苏民生……于是孑遗者稍稍来归，相庆再造。边海封疆，又为一大开辟焉”[109]。在这以后，广东地方当局基本上一直采取招民垦荒的政策。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还有记载称：“（广东）巡抚朱桂祯因粤东无业贫民流于匪僻，会同总督李鸿宾，奏请援照乾隆间高、雷、廉、琼四府成例，将广州、南雄各府州属山头地角荒地，听本地无业贫民报官给照垦殖，成熟后作为世业，永不升科。奉旨依议。”[110]
正是在广东沿海复界之后招民垦殖的“拉力”之下，粤东北潮、嘉、惠一带的客家人，开始陆续地向广东的中南部一带迁移。正像赖际熙在《崇正同人系谱》中所分析的那样：
广州属之增城、东莞、新安、番禺、花县、龙门、从化、香山、三水等县，又西江之肇、阳、罗，沿海之高、雷、琼、廉等州县，广西全省各州县……在在皆有吾系，大抵皆在清初康、雍、乾各朝代，由梅州及循州之人，或以垦殖而开基，或以经商而寄寓。此盖为最后移殖者。[111]
由于客家移民在广东中南部一带的分布范围极其广泛，迁移的过程也非常复杂，故而，这里不拟作详细的讨论。兹根据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将客家移民在广东中南各州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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