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汉南：汉中府与兴安州

在明代之前，汉南这一地域名称也曾与汉江上游地区有过些许联系。如唐至德二年（757）二月，曾改金州（今安康）为汉南郡，但“乾元元年（758），复为金州”，时间仅短短一年。北宋熙宁六年（1073）至八年，文同任兴元府（今汉中）知府，作有《采芡》诗，诗有小引云：“通判卢微之携种种之，次年大盛。”诗中有云：“芡盘团团开碧轮，城东壕中如叠鳞。汉南父老旧不识，日日岸上多少人。”这里的“汉南”因何得名，无法确知，抑或是兴元府旧名汉中与治所南郑县的合称？但就目前文献所见，明代之前，汉南与汉江上游的联系仅此二例，尚未发现其余旁证。

汉南这一地域观念与陕西产生密切联系已经是明朝中后期的事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王九思为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杨宏撰写墓志铭，杨宏原为西安左卫指挥使，“正德己巳（1509）掌陕西都司事，……是时汉南盗起，巡抚、都御史檄公往剿之。公迎贼于西乡，大战杨柳山。贼遁，追之巴县蒙坝三官堂，斩首八百余级，贼遂平”。杨宏署理陕西都司事，因“汉南盗起”前往围剿，这里的汉南必在陕西都司辖区之内；墓志铭中详细叙述杨宏“迎贼于西乡”，说明西乡应在汉南。杨宏生平亦见《明世宗实录》，也称其“掌陕西都司事，平汉南，斩首八百余级”。由此可知，至明朝中期“汉南”已用于指称陕西南部、汉江上游地区，盗贼因战败，才被迫逃往巴县（今重庆），巴县并不是陕西都司辖区，自然更不在“汉南”区域之内。

那么，除西乡县之外，还有哪些府州县在汉南范围之内呢？崇祯四年（1631）十二月二十五日，户科曾抄出陕西巡抚练国事奏疏一件，题为《续报汉南水灾并祈圣恩减缓税粮以恤孑遗事》，奏疏中转述分巡关南道梁鼎贤呈称：“汉中万山层叠，江流直亘，土田硗确，多半不毛。况藩封新建，继以流贼披猖。不期霪雨为灾，河伯肆虐。南郑县冲崩田地共五千一百五十九亩，城固县共冲田地五千五百九十六亩，洋县冲淤田地共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七亩，汉中卫冲崩田地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亩。沔县、宁羌州、略阳县、宁羌卫各水淹禾苗无收者十分之四，田土冲决者各十分之二。褒城县秋禾淹没罄尽，田地冲崩七百六十三亩。凤县淹没秋禾、人口损伤、灾居十分之五，西乡县挨河淹没被灾十分之一，沔县千户所屯田临江河者冲崩十之二三。伏乞将冲崩入河田地蠲赋减额，其禾虽淹没而地犹可耕，姑俟来年征粮。”在这份向朝廷报告“汉南水灾”、乞求减免赋税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将宁羌州、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凤县、沔县、略阳县、汉中卫、宁羌卫、沔县千户所共“一州八县二卫一所”，包括在汉南这一区域范围之内。

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改兴安州（今安康）直隶陕西布政司之后，兴安州及其下辖平利、石泉、旬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不再隶于汉中府，汉中府由二州十四县减为一州八县。由于明代实施行政、军事两大管理系统，汉中、宁羌二卫与沔县千户所由陕西都司管辖，上述汉南遭受水灾州县与汉中府辖区是完全重合的；但汉中府所辖州县并不能等同于汉南，汉南还应当包括兴安州所辖六县。

兴安州原名金州，明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改陕西金州为兴安州”，原本也是汉中府辖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汉中府志》编纂成书，汉中府同知张良知在《序府志后》说：“《汉南郡志》告考，良知滥竽编摩，乃序诸末简。”这时的“汉南”就应当是包括当时汉中府二州十四县的。

嘉靖《汉中府志》载：“成化初，流民入汉中，遍州邑山谷，为害军民，狱讼繁冗，盗贼□滋。都御史马文升奏设风宪官一员，专理汉中。（成化）十年（1474），御史梁觐升陕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抚治，兼分巡关南道”，称之为“关南道抚民副使”。世人又称该职为“汉南兵备副使”。明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升陕西按察司佥事边亿为本司副使”，即任此职。正德十年（1515）四月，“西乡县民杨辿以擒斩剧贼喻老人授世袭正千户、赏银千两如例。参议苏乾、副使边亿各升俸一级”。十一年（1516）九月，“升赏陕西金州石香炉等处擒斩回贼获功官军，副使边亿等六十二人有差”。这就进一步证明，金州亦在汉南兵备副使边亿的管辖范围之内。(www.xing528.com)

明崇祯七年（1634）六月，洪承畴上言：“汉南诸郡各接楚蜀。今大兵皆屯楚蜀，贼必逼入汉南。陕抚练国事远驻商雒，按臣范志粹又以会城（省城）空虚而移驻。臣以边急复离汉南，大盗四集，谁为反顾？”汉中府所辖州县并不与楚地（湖广）接壤，陕西全境只有兴安州、商州（今商洛）与湖广接壤，而“陕抚练国事远驻商雒”，可知商州并不在汉南范围之内。这就明确证实了明末的陕南指的就是汉中府及兴安州所辖区域，应将汉中府与兴安州视为一个整体。

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中国内陆继续抗清的只剩下在四川东部和河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平西王吴三桂为剿灭反清武装积极献计，他上疏称：“李党（李来亨所部）余孽，偷生房（房县）、竹（竹溪、竹山二县），地接汉、兴。布置堤防，正须严密。以王一正标兵驻汉，计画甚周。惟是房、竹之可达汉中者二路：一为兴安，一为西乡渔渡坝（今镇巴县东南渔渡镇），实为汉南门户。今兴安驻兵五千，足资捍御；惟西乡无兵，虽设有渔渡坝游击，宁足以当一面？”吴三桂奏疏充分说明清初所说的汉南仍是指汉中府及兴安州。

清中期川陕白莲教起义，汉南地区成为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区，汉南之说屡见于官方文书。《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载，嘉庆五年（1800）四月十二日，河南巡抚吴熊光奏称：“二股贼匪已距豫边渐远，但闻额勒登保现统大兵自西向东追剿。恐该匪一经剿急，铤而走险，折回东趋，且湖北二竹与陕西汉南各州县接壤。近闻汉南守御单弱，设楚省贼匪向西奔窜，仍难保其不从上游偷渡，阑入陕境”云云。这里的汉南同样是指汉中府与兴安州辖区。严如熤《汉南集》中收录作者任旬阳县知县时所作《示旬阳敷文书院生徒》《挽白河令黄补堂殉节三首》等诗，也同样确证兴安州所辖旬阳、白河诸县，均在汉南范围之内，故而收入《汉南集》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将襄阳一带指为汉南的旧地域观念，仍见诸清代文献记载。如《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载：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毕沅将湖北镇压白莲教的情况上奏朝廷，奏言有云：“樊城在襄郡对江北岸，上通陕豫，下达武汉。水路通衢，百物殷繁，商贾云集，为汉南一大都会。本年猝被贼扰，因本无城垣可恃，民房铺户多被蹂躏。自臣驻守以来，商民纷纷复业。”由此可见，两种汉南地域观念并存于一书之中，但这并不影响明清时期汉南这一地域观念已经发生迁移的事实。

综上所述，明嘉靖时期的汉南多指汉中府所辖二州十四县。万历二十三年（1595），兴安州直隶陕西布政司之后，汉南的范围并未变化，仍是汉中府一州八县与兴安州一州六县的总称，至清代沿袭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