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史记全本新注（第1册）揭示屈原思想

屈原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司马迁读屈原赋，敬佩他的为人，同情他的遭遇，从思想到精神，从精神到文章，都深深受到了屈原的教育和鼓舞。

屈原是在司马迁时代影响司马迁最大的近代诗人。两人有着相同的坎坷遭遇，命运相通；又有着相同的品格情趣，思想相通。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发愤著书，并提炼出发愤著书说，直接来自屈原的影响。

1.《史记》愤怨，深得《离骚》情韵

抒情性与叙事性是相对概念。《史记》主要是一部叙事作品，但由于司马迁与屈原有共通的人生坎坷际遇，他深受屈原的影响，效其为人，运笔于心。《史记》辞章情采，有浓郁的抒情性与悲剧性，颇似屈赋。《史记》《离骚》，都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倾注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因而《史记》行文，深得《离骚》情韵。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史记》行文夹叙夹议，或以叙代议或以议代叙，叙议结合，使整个作品像一首抒情诗。《伯夷列传》的论赞，就是另一首《天问》。而《屈原列传》则“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婉雅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又有部分段落颇具抒情意味。大部分篇末的“太史公曰”都有此特征。如《孔子世家》的论赞：“《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句句感叹，句句传情。

（2）个别段落如诗般押韵，行文则长短句交错运用，形成参差错落之美，又以重沓、虚字传神等手法，增强语言的节奏感。更有直接以诗歌的韵文形式，构成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如《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一节，其文如行云流水，唱叹有致：

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覩，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www.xing528.com)

（3）大量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的引入，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更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大风歌》对国家未来的隐忧，“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的心境及深沉的反思；《鸿鹄歌》的无奈与凄惶；《易水歌》的慷慨悲壮……都成为千古绝唱。至于《垓下歌》更是“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而这类诗赋，正像清代周亮工所指出的那样：“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24]显然，在表现某种特殊情景时，作品的主人公慷慨悲歌，用诗句和歌声道出内心的各种感受，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抒情模式。

2.司马迁尚奇，继承了《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

司马迁尚奇，西汉扬雄首发此论。唐司马贞附其议。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说司马迁是“贤者好奇”。近人李长之认为，司马迁好奇是继承了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最露骨的表现”^[25]。屈原好奇，在《离骚》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他以鸷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上天下地，真可以令人叹奇观止了。所以刘勰称《离骚》为奇文。

司马迁的好奇审美观又是从“发愤”精神中引申出来的，所以好奇的内容又是现实的，与屈原的好奇有所区别。屈原好奇，充满幻想，他以香草美女自喻，通过神游往古，访圣求贤，餐菊饮露等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奇情奇趣和高尚胸怀。司马迁好奇，是好奇人奇事，李长之径直解释为“爱才”，就是爱好奇人奇事。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爱那些“忠臣死义之士”，“辅拂股肱之臣”，“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司马迁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描写“奇伟倜傥”之人的奇行、奇言、奇策、奇计、奇伟功业或奇伟德行。例如，写项羽，他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奇人，身长八尺，力能扛鼎，长有重瞳子；他有奇行，巨鹿之战惊天动地，鸿门宴上仁如妇人，垓下突围悲歌别姬，乌江自刎以头赠人。写荆轲，易水送别风云变色，秦廷行刺鬼泣神惊。写妇女，卓文君夜奔，太史嬓女自择婿，聂荣赴死扬弟之名，缇萦上书救父，她们是奇女。写游侠，一诺千金，不爱其躯。写重义，程婴、公孙杵臼为救赵孤而献身。写知遇，豫让漆而为厉、吞炭变哑为知己报仇。写发愤，范雎入秦，孙膑走齐，吴起干将，越王勾践卧薪，无不充满传奇色彩。总之，司马迁好奇，是“传畸人于千秋”，他要塑造一系列人灵之精的奇节异行，讴歌英雄主义。

司马迁与屈原两人具有共通的傲世精神，一是基于进步的政治主张，一是共同蒙受了不平的遭遇。他们都是才不世出，学问渊博的学者，有理想、有抱负，又刚直不阿，“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个遭放逐，一个受腐刑，正由于此，司马迁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生平志趣、政治遭遇，以及作品抒情，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屈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性，锋芒所指，上至楚君，下至党人，卖国贼、专权者、嫉妒者、造谣者，统统成了笔下的鞭挞对象。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无所畏惧地批判了汉代帝王的种种劣迹，剥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把刘邦的无赖，汉景帝的寡恩，汉武帝的残酷、迷信和好大喜功，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至于那些厚颜无耻的小人如田蚡，阿谀逢迎的市侩如叔孙通，外宽内深的伪君子如公孙弘，尸位素餐的平庸官僚，如狼似虎的贪吏、酷吏，司马迁有区别地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他这种不畏权势、不媚权贵的刚正性格，正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至于他们积极的政治热情，讥刺时政的锋芒，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得失，而是带有一种深沉的思考，深重的忧患，忧国，忧民，忧社会。忧患意识促使敢于坚持真理的思想家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奋力与污浊的社会现实抗争。司马迁与屈原正是这样的诗人、哲人。他们的精神也给后代进步文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