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婢家：中华四大文化老字号之一

装裱业务古已有之，《新唐书·百官二》讲弘文馆有“校书郎二人……学生三十八人”，这三十八人中就包括“熟纸装潢匠八人”，说明在唐朝这一行业已有发展，古代的装潢匠，也即今之裱褙匠。20世纪30年代，成都有200余家装裱店，主要分“做红货”和“做白货”两类。

“做红货”的店铺主要生产和经营红白喜事对联，因是人民普遍所需，不愁销路，所以设有专事批发的铺子，这些铺子大都集中在东御街一带，城内外各街有零星分布，店铺总数占全行业9 0%以上；“做白货”指专门揭裱古今名人书画，对质量和技术有较高的要求，价格也比“做红货”的铺子贵得多，主要供文人墨客和上层社会人士赏玩之用。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天津杨柳青并列中华四大文化老字号的诗婢家就属于后一类。

宽窄巷子诗婢家旗舰店

这一时期成都专事书画装潢、修补的经营者，大都与本地书画界有密切关系，或经营者本身就是书画家，如民国时期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荥（1856—1949年）为了装裱自己的书画和亲友的方便，便在南门纯化街的宅院附近开了一家裱铺。诗婢家的创始人郑次青也是擅书能画之士，诗婢家的招牌正是他亲题，题文：“诗婢家裱画店在此”。

“诗婢”二字，取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婢”，典作“郑家诗婢”。史有配享孔庙的大儒郑玄（127—200年）家奴能引《诗经》“胡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对话，所以郑次青意在通过自己祖上婢女都颇有学问可想主人才学之高，勉励或自喻同为郑氏的自己也当学识广博，这与张大千（1899—1983年）、张善孖（1882—1940年）兄弟二人钦慕明代张大风（？—1662年）画风将画室都取名大风堂一样，是他们姓氏的标志。

郑次青（左）、郑伯英（右）

1920年，诗婢家在仁厚街［《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收录的郑伯英口述、唐觉丛整理的《诗婢家》一文载，诗婢家1933年后才迁往羊市巷，现诗婢家经营官网、绝大多数作家行文等，大都表述郑次清1920年直接在羊市巷创办了诗婢家开门纳客，但郑次青在书画界的地位、关系网不及刘咸荥，又恪守本分，所以诗婢家自开设后，少有业务，又加上四川内战频仍，有闲情、闲钱讲究字画的人并不多，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诗婢家的营业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计，遇到不景气的月份，有时还得靠鬻卖自己的字画或收藏的文物置换钱财，以维持经营。至1933年四川军阀内战基本结束，诗婢家又迁往字库街经营。

1936年，郑次清之子郑伯英接手诗婢家，并将店铺从字库街迁到羊市街北侧东头的羊市巷。郑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早年间一直活跃在革命战线上，对裱画业务很少照管，1930年参加四川广汉起义失败后，方才返回成都接触诗婢家的业务。因着这层原因，诗婢家逐渐发展成为掩护革命工作的地下联络站，明面上它是装裱字画的店铺，但实际上共产党及共产党员的一些接头联络、交换情报、政策宣传、革命活动部署等都是在诗婢家开展的。

掌管诗婢家以来，郑伯英除了坚持以装裱字画为主业外，又新开木刻水印、书画简册、文房四宝等经营项目创收；人际方面，郑伯英广泛结交文化界人士，通过蜀艺社社长罗文谟结识社里书画界耆宿，并为他们引荐求取书画之人，又承揽这些书画的装裱业务，诗婢家的业务日渐增多；在技术上，诗婢家在装裱界属于后起之辈，便悉心取他人之长，摸索出自己的装裱技艺，如改用细致的毛笔或排笔替代棕刷（有时也用棕刷）来上纸、排实、涂刷边口等，用粘而不腻的白芨代替糨糊胶水黏合，用口面宽、接头少、花样好、质地薄的杭绫替代成都本地绫绢装裱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流寓外省的川籍书画家陆续返乡，南北书画名家来成都避难的也不少，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黄君璧、丰子恺、谢无量等名家便是在这一时期成为诗婢家的常客，诗婢家既为他们提供装裱服务，也为他们充当鬻书卖画（1940年左右，因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流寓成都的书画家生活捉襟见肘，只得通过售卖书画营生）的中介，诗婢家的名气就此打开，被避居大后方的文人墨客视为精神家园。(www.xing528.com)

经诗婢家搭线的齐白石画作马识途题联

1943年诗婢家发行《郑笺评谱》（与荣宝斋《北平笺谱》并擅南北之名），封面由赵熙题写，钤印“香宋”。1945年再版发行500部

与诗婢家往来的名家当中，数张大千与诗婢家的交往最为密集。张大千与郑伯英友谊深厚，其所有字画的装裱都是交由诗婢家妥办的，战时交通阻断，宣纸紧缺，张大千还与郑伯英一同赴夹江研究造纸技艺开发出“大千书画纸”（1983年官方定名，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纾解抗战期间大后方缺乏优质书画纸之难。

真正让诗婢家蜚声书画装裱界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回归家乡荣县后几乎封笔，少有作品流出的赵熙为诗婢家题写招牌一事。

赵熙（1867—1948年）是蜀中五老七贤之一，颇受省内外艺术界钦崇，他工诗善书，画不经常作，但苍劲秀逸，独辟蹊径，生平更是少为人题署匾额，成都所见仅永兴巷潘文华公馆的“植苑”、沟头巷唐英宅的“葆光”和铁脚巷刘元琮门口的“汉道中兴”。1940年，郑伯英有书信致赵熙，向赵熙转达文艺界因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处于劣势精神烦闷，希望求得先生字画聊慰心情等事宜，赵熙回信郑伯英“不佞七十四矣，本不工书，况今衰朽……”赵熙的字用这样的方式又和省内外醉心书画的人相见。

次年7月，诗婢家因日机大轰炸被毁，不久后“诗婢家”废墟重建，赵熙为诗婢家重书招牌相赠，并附上慰问信和一幅山水画，画上题《浣溪沙》，此后又与郑伯英保持书信往来。1953年，郑伯英服从组织调令到云南工作，结束了诗婢家工作，工人也转入成都市水印社。出川前，郑伯英将与赵熙的书信原件交托四川大学讲师周菊吾代为保存，但因周菊吾身故未有交代，赵熙手迹便不知存亡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文艺工作百花齐放，装裱行业也在这一年出现新的繁荣高潮，诗婢家在这年得以恢复招牌。时郑伯英退休后也正在成都养病，被新的诗婢家聘为顾问，讲传诗婢家历史。后因街道调整，诗婢家又搬离春熙路，于2004年迁居琴台路7号营业至今。

在琴台故径，诗婢家相继成立诗婢家美术馆、拍卖公司、诗婢家画院等，成为成都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蜀中五老”之一的马识途（1915—？）在诗婢家成立100周年时，以联相赠，语：“二千年汉代韵事犹传，是耶非耶彳亍当时琴台路；九十载蜀中文脉未断，灿矣烂矣睨睇今日诗婢家”，概述诗婢家的悠悠文化底蕴及它为文艺界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