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的决战：最后一战在华北平津地区

国共两军决战的最后一战发生在华北平津地区。战前，中共在华北有3个兵团11个纵队33个旅及地方部队共46万人，其中1个兵团攻击太原，1个兵团位于平绥线，1个兵团位于平汉线。傅作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有4个兵团13个军46个师及地方部队55余万人，分布在东起北宁路关内段沿线的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各点及其北面的承德，西至平绥路沿线的归绥、大同、张家口、宣化等处，以及北平南面平汉路上的保定、廊坊等处，基本呈一字长蛇阵分布，其中北平以东基本是黄埔系将领指挥的中央军，北平以西基本是傅作义的部队。傅作义自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以平津保三角地带为布防重点，以北宁、平绥、平汉路为机动防御骨架，指挥所部与中共周旋。朱德认为：傅作义“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远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

虽然傅作义的力量在华北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其面对的形势实不容乐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主张以攻为守，认为“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提出“增兵三四个军，直捣石家庄，打开战局”；“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共产党的心脏”，“不但要在军事上打垮共产党的整个指挥系统，取得胜利，同时要配合政治作战和经济作战”。在当时各战区的国民党军均节节退守的情况下，傅作义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攻击方案，确令国民党内不少人耳目一新。10月下旬，傅作义下令以第94军为主力，再配属其2个师1个旅，以汽车运输，快速运动，袭击石家庄。10月24日，第94军自涿县出动，27日到达保定，28日逼近定县。傅军出动前，中共已经得到情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对一些机关进行了紧急疏散，同时在保定以南部署了2个纵队和地方武装阻击傅军；调华北第2兵团自平绥路进至平汉路西威胁傅军右翼；又调东北野战军2个纵队4个师组成先遣兵团，由冀热辽地区向平东移动，威胁傅军后方。傅作义派部袭击石家庄的前提是不吃亏，即“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眼见形势不利，11月1日傅军遵令撤回保定。

国民党军在东北失利后，华北国民党军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因为“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中共东北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势将入关，从而改变华北国共两军力量的对比。但是傅作义估计中共东北部队在大战后需要休整，一时还不会入关，因此对外公开宣称：“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蒋介石也给傅作义打气，认为“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但华北国民党军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是国民党统帅部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如同辽沈和淮海战前的局面，国民党军又面临着战还是守、撤还是不撤的两难选择。还在东北失守之前，华北“剿总”已在9月下旬就未来之战守拟出了三个方案：一是适时放弃热、察、冀，全军转进绥远，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暂时控制北平，主力集中津、沽守备，便利其后之行动；三是察绥军转进绥远，中央军集中津、沽。第一案实际无法执行，因为绥远和西北贫瘠之地养不了如此数量的军队，回旋余地甚小。傅作义内心里其实并不排斥第三案，因为绥远毕竟是其起家之地和基本地盘，各方面情况熟悉，部队也便于指挥，但实行此案有另立门户之嫌，易遭蒋介石之嫉，因此在表面上，傅作义以第三案分割兵力为由未予考虑，只将一、二案提出征求意见，结果多数人同意第二案。傅作义本不愿实行此案，因为他的基本部队多出身于绥远，南撤将是寄人篱下，何况能否顺利南撤亦是问题。但为了敷衍蒋介石，观察形势变化，傅即以此案提出于国民党统帅部。

11月2日，国民党军失守沈阳，3日，国防部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华北下一步行动方案。部长何应钦提出，或乘华东共军集中于徐淮战场，以华北主力南下山东并在山东作战，或将华北部队海运撤青岛再转运江南，但前者须经过千里以上的中共根据地，后者需要调动大量舰船，均非易事。4日，蒋介石召傅作义到南京，与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等商讨华北局势。何应钦向傅作义转达了蒋介石要其率部南撤并全权负责东南军政的意见，但傅提出了“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的方案。他认为华北局势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悲观，强调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至不得已不应南撤。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将华北部队撤至江南，以增加江南的兵力，准备徐蚌会战并拱卫京沪，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华北部队牵制中共部队南下，并以固守平津而稳定国民党后方人心；何况无论是走海运还是走陆路，撤退数十万军队均须有一定的时间准备，非短时所可为；再者由于傅作义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对其并不能像对自己的门生部下那样动辄以命令方式行事。因此，蒋介石最后也同意了傅作义的意见，于6日决定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对策，“以一部兵力守备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以便“在华北不能支持时，就经海上南撤”。不过蒋介石的决策是注重海口，准备随时海运南撤，但傅作义在部署兵力时并未以防守海口为重心，而是将其嫡系部队主要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绥路沿线，准备随时西撤，同时将中央军主要部署在北平以东的北宁路沿线，指望以他们抵挡中共部队入关，并在必要时令其南撤，以对各方均有交代。

南京会议作出决策后，傅作义即据此在华北调整兵力部署。11月12日，国民党军撤出承德，22日撤出保定，27日撤出山海关、秦皇岛，随后傅作义以第11兵团孙兰峰部等1个军8个师驻守张家口地区，第4兵团李文部和第9兵团石觉部等6个军18个师驻守北平地区，第17兵团侯镜如部等5个军16个师驻守天津、塘沽、唐山地区。为了敷衍蒋介石保持海口的指示，傅作义还派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率先遣指挥所入驻塘沽，并在平津铁路两侧赶筑工事，摆出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南撤的态势。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已经没有具体的作战任务，成为中共可以动用的一支机动兵力。由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正协力在南线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再在北线解决傅作义集团，则整个长江以北大局可定。中共华北部队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在短期内解决傅作义集团，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部队协力解决傅作义集团，势在必行。中共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此意见完全一致，只是就具体出动时间和作战方针有所讨论。还在辽沈战役完全结束之前，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等就在10月30日致电毛泽东，表示“东北主力待营口、沈阳之线战斗结束后，稍加补充兵员，即向北平、天津前进，夺取平津”。次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东北野战军，除2个纵队先行南进外，主力可以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在12月上中旬出动，准备在明年上半年解决傅作义主力。

如何以更有利的方式解决华北国民党军，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是中共一直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傅作义如固守平津，便于就地歼灭其部队；如其放弃平津，利在不战而得平津，害在增加其后作战的困难。因此，11月9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作战方针，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部署。华北野战军本来准备以2个兵团分别攻击归绥或太原。11月1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徐州国民党军有就歼之可能，蒋介石因此可能将傅军调南方，傅亦可能决定西撤，建议华北部队暂不攻击归绥或太原，而是集中力量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俟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再合力全歼傅军。军委接受了林彪等的建议，命令华北部队停止攻击太原，并撤除对归绥的包围。但华北部队的实力还无法达成真正抑留傅军的任务，因此毛泽东在16日致电林彪，提出东北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17日，林彪复电，认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思想动员，补充兵员物资，但表示东北野战军将尽快做好入关的准备。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指出“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早日发起平津战役，对于抑留蒋、傅两部并最终将其全歼，将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希望东北野战军考虑或于本月25日出动，或是休整到12月末出动。18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电告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东北野战军“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19日，林彪等复电表示同意，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作战的方针至此确定。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向关内开进，2周时间内已有5个纵队入关。12月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到达河北蓟县孟家楼。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东北野战军共有12个纵队48个师及特种兵80万人入关，再加上华北野战军第2、3兵团的7个纵队20个旅与特种兵13万人及地方部队，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总数达到了近百万人，实力高出国民党军一倍左右，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关于平津战役的决策，首先注重于以大包围态势，分割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不使其南撤或西撤，然后再徐图歼灭，其中在平张路作战，吸引傅军救援，从而抓住傅系军队，拖住蒋系军队，又是此一决策中的重要一环。1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华北第2、3兵团6个纵队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2个纵队担任平张线作战任务，使傅军“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11月29日，华北第3兵团杨成武部发起对张家口周边地区的攻击，平津战役由此打响。

平张路是平绥路的东段，为联系北平与傅作义的基本根据地——绥远的交通命脉，一向为傅作义所关注。平张路上的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会，也是傅军的重要据点，因其战前已处在相对孤立的境地，傅作义已有撤离的考虑，但又“因顾及张垣为通绥包之通路，不欲轻予撤离”。中共部队开始攻击张家口之后，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急电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此时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一时还不会入关，认为可以先调兵西进，解张家口之危后再回头对付东北野战军。他令驻丰台的嫡系主力第35军2个师及驻怀来的第104军1个师增援张家口。29日第35军遵令出动，30日即抵张家口，向中共部队展开反击作战。傅军动向正与中共的判断相符，中共中央军委即令华北杨成武兵团切断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第2兵团杨得志部由阜平北进直插平张线宣化、下花园地区，切断宣化与怀来的联系；东北先遣兵团程子华部自蓟县向怀来、南口前进，切断怀来与北平的联系。由此层层布防，力求将傅军主力分割隔断在怀来以西，确保战役的顺利发展。

根据形势的变化，傅作义于12月4日亲赴张家口部署应对，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决定将第35军撤回北平。12月6日，第35军分乘数百辆汽车东撤，先后通过宣化及下花园，于7日晚进至平张公路上的新保安。新保安距傅系第104军驻守的怀来不过30余公里，如任其前进，将加大此后中共部队作战的困难，也不利于中共实现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决策。由于杨成武兵团将重点放在防止傅军西撤，而杨得志和程子华兵团均因故未到达指定位置，第35军东撤怀来有很大的可能。中共中央军委为此于7日和8日连续发出急电，要求杨成武兵团“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杨得志兵团“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跑掉则由其负责；程子华兵团应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一线，“务将三十五军与怀来之联系完全切断，不得违误”。

第35军进占新保安后，部下建议军长郭景云继续前行赶到怀来，确保己部安全，但其认为夜间行进不安全，且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听不进下属意见，决定住一夜再走，结果铸成大错。第二天拂晓，杨得志兵团赶到新保安外围，迅速构筑了两道防线，将第35军阻在新保安。第35军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其被困消息传至北平，傅作义即令第104军军长安春山指挥所部“全力以赴，内外夹攻，迅速击破当面共军，接应并掩护第三十五军安全返平”。为使安春山出力救援，傅作义任其为西部地区指挥官，使自恃兵强马壮的郭景云很不服气；由于郭景云在撤离张家口时为装运该军装备，将第104军的258师丢在张家口未带走，也使安春山很不满意。双方心存芥蒂，不可能同心协力打破重围。12月9日，第104军已进至距新保安仅数公里处，安春山要郭景云赶快突围，而郭景云则要求他攻到新保安接应，争执之间破围机遇已失。第35军被围在新保安，安春山因担心部队安全，于10日率第104军主力回撤怀来，次日又因害怕被歼继续向北平转进，结果被程子华兵团全歼于怀来以南，安春山本人脱逃。中共达成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战役目的。

第35军未能救出，还损失了第104军主力，傅作义又得知东北野战军正在浩浩荡荡地入关，迫使他不得不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准备平津防守作战。针对傅作义调整部署的动向，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认为平津国民党军已基本没有可能走陆路逃跑，“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指示以杨得志兵团继续围困新保安，使傅“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别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如张家口、新保安）或“隔而不围”（如平、津，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指示要求林彪等在12月25日前完成上述部署，并特别注重塘沽和新保安两点，因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决定以5个纵队在东路负责隔断天津、塘沽、唐山间的联系，5个纵队在中路负责隔断平、津间的联系，3个纵队在西路从北、西两面进逼北平。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收缩后撤，东北野战军东路部队于12月13日占唐山，14日占芦台和汉沽，19日占军粮城、杨村，21日占杨柳青，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中路部队于12月13日占房山、通县，14日占廊坊，15日占黄村，17日占南苑机场，隔断了北平与天津的联系；西路部队于12月12日占南口，14日占北平西郊机场、宛平、丰台，16日进至京郊海淀、门头沟、石景山，直接威胁北平城防。杨得志兵团继续包围新保安，杨成武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至此，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役任务。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和华北部队。1949年1月10日，又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任书记，全盘负责战役期间的各项重要工作。

在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的分隔包围之后，中共中央又确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役方针，即先由东北野战军负责攻击东面的塘沽，华北野战军负责攻击西面的张家口和新保安，最后攻击北平和天津。华北野战军对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攻击进展顺利。新保安是个不大的小镇，第35军退守于此后，华北“剿总”指示其“固守待援”，但实际又派不出兵力救援。包围新保安的杨得志兵团3个纵队占据着绝对优势，又无国民党军增援的后顾之忧，1948年12月21日对新保安发起攻击，22日全歼第35军16000余人，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此时因“张垣被围已无守备意义”，22日晚，孙兰峰率其部4个师及骑兵2个旅5万余人出张家口，分路向察北、商都方向突围，被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兵团及东北野战军1个纵队在24日围歼，孙兰峰和部分骑兵脱逃。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对塘沽的攻击迟迟未能发起。塘沽为天津外港，也是当时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惟一出口，由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第87军和2个师驻守。中共中央在平津战役期间始终强调控制海口、防止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重要性，林彪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以3个纵队攻击塘沽。但因为塘沽背靠渤海，面陆部分地势平缓开阔，水网密布，不利于攻击，而且侯镜如已经将指挥所迁设于港外的军舰上，一旦形势不利即随时可以撤退。林彪认为，如果对塘沽的攻击不能迅速得手，平津守军又趁机突围，则可能陷于不利处境，12月26日，他提出推迟攻击的建议。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塘沽与大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随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亲赴塘沽前线考察，认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建议应以准备对付北平之敌突围为主要任务，如其不突围则先攻歼天津之敌。林彪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后，29日得回电指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东北野战军因此放弃了先攻塘沽的计划。

由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中共在平津地区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国民党统帅部实际也不再幻想可以坚持平津地区，而是考虑将平津部队南撤。12月11日，国防部向蒋介石呈递意见书，提出“华北国军应适时放弃不必要据点，主力集中适当地区，机动控制”，不得已时应确保津沽，便利撤离。13日，傅作义的老友、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22日上任）飞北平劝说傅作义，北平被围“决难持久”，请其速退津沽，“出战皆易”，但傅告以平津路已被截断，无法撤退。徐永昌离开北平后，又在17日致电傅作义：“关于主力转移塘沽，仍望兄能毅然决行，以守平则后援绝望，与其坐困待毙，不如冒险转进，期得九死一生也。”但是傅作义对南撤始终下不了决心，其间关键在于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不愿离开其基本地盘和部队而寄人篱下，何况他在内心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已失望，有了另辟途径、与中共谈和的想法。面对国民党统帅部令其南撤的压力，傅作义以退为进，多次提出辞职请求。蒋介石已感到傅作义的态度可能有变，“原定集中全力固守津沽之计划，恐难实现，果尔，则华北战局已等于失败，而宜生又为政治与虚荣所牵制，不愿放弃北平，冀图固守，是无异自灭也。”但在当时平津战局已成死棋的情况下，蒋也不可能另觅他人代傅“跳火坑”，只能对傅表示极力拉拢之意。12月12日，蒋介石复电傅作义：“无论成败利钝，惟有尽吾人心力而为之，万不可稍露辞意，以馁全国军民之气，所称辞职，万难照准，务请积极奋斗。"29日，傅作义又电告蒋介石：“职处此环境，日夜焦虑，且以人事关系过熟，苦难肆应。……为此请乞钧座将职免职，或将职本人南调，另派大员接任，在军事上实至当需要。”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傅作义辞职的请求。1949年1月3日，他致电傅作义及平津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文、石觉、侯镜如、陈长捷等称：“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今我挟优势之兵力，守土御匪，益以傅总司令之指挥，本其平素负责从事之精神，策划督战，期在必胜。”

在稳住傅作义的同时，蒋介石加紧劝说傅作义同意南撤的计划，并许诺给予其方面负责大员之地位和权力。1月8日，北平中央系军队将领联名呈致蒋介石，认为：“平郊战守似无前途，向津沽转用之案本为上策，惜误时机，长期固守而民食军粮又难为继。为保持国家元气以期长久支持戡乱大计，似可先由空中抢运一个军至青岛，以之输送塘沽，扩大阵地，开辟机场，再由塘沽陆续自空中将平津主力接出，向南转运，以固江防，再图后举。”当日，蒋介石决定将北平守军空运青岛。13日，徐永昌致电傅作义：“总统之意，甚愿兄率部移防青岛，豫鲁军事，由兄全权指挥，倘敌又以全力来犯，果至万不得已之时，则东南诸省仍须倚畀吾兄也。……盼吾兄提早赴青，部署一切。"14日，傅作义致电蒋介石，提出：（1）组成强力兵团全力向津塘方面出击，循海运南调，则转运部队数量较多，但把握如何不敢预测；（2）以最多飞机在短时间内尽量尽速争取空运较好较多部队，但影响所及，人心士气将至不可收拾；（3）初步安排后请即调职赴京，另行指定人员指定部队办理。蒋回电命其“非积极向外肃清不可，并须在城近郊选择据点固守，勿使匪炮再射城内为要。否则，不仅运兵为难，即运粮亦无法实施矣。"15日，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决策，傅作义要求派大批飞机尽速来平，争取时间，立即开始空运。但所有上述方案，最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蒋介石虽有令平津部队南撤的指示，但决策已晚，退路已断，而傅作义已在和中共联络谈判北平和平交接问题，对蒋介石的指示不过是敷衍而已。

与辽沈和淮海战役主要是军事作战的形势有所不同，政治交涉在平津战役的进程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傅作义。傅并非正统国民党出身，有自己的军队系统，在华北地区本就自成一派势力。全面内战爆发后，傅作义指挥部队出击，占了一些便宜，其势力由偏僻的察绥逐步扩展到华北政治和工商业中心的平津地区，并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华北的党政军大权，一度颇有抱负。但是，随着国民党军事的节节失利，傅作义的心态也在变化。首先是他在军事上已经感受到中共的强大压力，企望继续坚守平津地区的可能性正在日渐缩小，而且他也不愿因战火破坏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而担负骂名；其次是他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已经感到失望，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愿再与国民党绑在一起而落水；再次是当时社会上已有强烈的和平呼声，傅的部下作战意愿不高，多数高级将领和社会名流都希望和平解决，傅身边的一些人也向他提出了谋和的建议。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影响到傅作义的态度，使傅动了和平解决平津战守问题之心，中共也因此而在大力进行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

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通过对影响傅作义态度的诸种因素之分析，认为傅有争取的可能，遂在秘密状态下，通过多条渠道进行对傅的争取工作。首先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她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记者，但她和她的丈夫周毅之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11月初，傅冬菊第一次向傅作义转达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表示可以考虑。此后，傅冬菊即不断在傅耳边吹风，向他做工作，并将他的动向报告中共。其次是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通过关系说动了华北“剿总”参议、傅作义的老师、与傅私交甚好的刘厚同，由刘出面告诫傅：“顺应人心，当机立断，抓紧和谈……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再次是北平《平民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通过其堂兄、傅的联络处长李腾九与傅沟通，并在面见傅作义时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傅作义本人也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和符定一的关系，主动寻求与中共联络的渠道，探寻中共的态度。11月上旬，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关系致电毛泽东，表示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中心而救国救民是走不通的，今后要以毛泽东和中共为中心，实现救国救民，本人准备和谈，不打内战。(www.xing528.com)

尽管中共在大力争取傅作义的合作，傅本人也有了和平解决的意向，但要使和平解决真正付诸实行，仍有诸多困难。傅作义手上毕竟还有几十万部队，自恃尚可周旋一番，而且他还有北伐时期守涿州的历史战绩，被认为在守城方面有一套办法，就此缴械，他既有不能也有不甘；傅身为国民党高级干部，内战之初一度坚决反共，与中共是战场上的对手，对中共还有不少疑虑，并需要考虑多年追随自己的下属利益；傅具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背弃国民党而投向中共，也使他在心理上需要有一番调整。他对下属说过：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因此，傅作义在提出和平解决之初，还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政治安排，保持自己和部下的地位与利益，诸如希望以华北五省二市资格参加未来的联合政府，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等。中共认为傅的提议是政治上平分政权，军事上保存实力，企图与中共在华北平起平坐，因此是不可能同意的。双方关于平津和平解决的交涉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中共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是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战火带来的破坏，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并不准备视傅作义为政治上平等的交涉对手。平津前线中共军事指挥员认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中共中央同意以此为谈判“基本原则”，利用傅集团对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以减轻惩处、保存私人财产，交换其全军放下武器，“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12月7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在李炳泉陪同下出城到东北野战军驻地，首次向中共提出谈判条件，即中共停止战斗，双方商定起义时间，傅方参加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等。这与中共的条件相去甚远。17日，崔载之来到平东八里庄，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会见，提出希望中共部队让出对北平南苑机场的控制，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放回北平，以加强傅系对北平的控制，在适当时机由傅发通电宣布和平解决。19日，中共中央电告平津前线负责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决不允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同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见崔载之，说明中共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但国民党军必须放下武器，中共绝不接受国民党军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但可以允许傅留下两个军改编；平津和平解决后，保证傅作义和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但由傅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走第三条道路等是幻想，中共不可能接受；傅可以将中央军军师长逮捕后宣布起义，或让路给解放军进城。崔载之回城向傅作义报告后，傅表示平津中央军的兵力比他多十几倍，逮捕军师长的做法没有把握，对己部缴械亦表示为难。此次谈判没有结果。

傅作义对中央军的担心是实情，当时平津地区的中央军有3个兵团7个军近30个师20余万人，装备及实力远远超过傅军，但傅作义也还有凭其所存实力与中共讨价还价的想法。12月下旬，傅军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基本被歼，而中央军尚未受到严重打击，傅作义既失去了与中共谈条件的资本，也担心在中央军控制平津地区的情况下，与中共谈判的风险。此时，外有中共的军事政治压力及社会与部下的和平呼声，内有蒋介石的拉拢和中央军的要挟，傅作义心情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愿关闭和谈之门，轻启毁坏平津之战火；又不愿接受缴械条件，背负国民党“叛将”之名；也不愿率部南撤受人掣肘寄人篱下，失去自己的行动自由。他还是企图以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12月23日，傅作义致电毛泽东，表示：“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要求中共方面停止攻击，暂维现状，恢复交通，安定秩序；并提出：“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为了打消傅作义的幻想，25日，中共在公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列入傅作义，使傅深受刺激，向下属表示“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要部下准备打仗。实际上，中共在战犯名单中列入傅作义，也有为其在和谈时对国民党内的责难解脱责任之意，并不表示不接受傅的和谈。根据形势的变化，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傅系在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军队已消灭，傅在北平的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电文提出了与傅谈判的具体意见：傅不要发通电，以免失去合法地位，我们也不接受他的一套想法；傅反共甚久，不能不列为战犯，这样可以加强其地位，借此做文章，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立此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傅系直属部队可允许编为一个军；傅致毛泽东电所提要求不切实际，只有按上述做法才合实际并为中共所接受；希望傅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出城谈判。

在中共的争取之下，傅作义于1月6日派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为代表，由民盟北平支部负责人张东荪陪同，出城与中共继续谈判。7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明确谈判的基本方针是：傅允许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军队一律缴械，但允许傅部编一个军；本人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部属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如果不能和平解决，最后则准备武力解决。指示要求对傅作义说明，因他反共甚久，杀人甚多，人民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其战犯罪；警告傅不能采取骑墙态度，而且必须迅速解决，否则即将发起攻击。8日，林彪、聂荣臻接见了周北峰和张东荪。周转达傅的和平条件是：平、津、塘沽、归绥一起解决；平津等地以后允许办其他报纸，联合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用投降或缴械方式，而是有步骤地由城内调出分驻各地，用整编方式解决。9日，中共中央指示林彪：平津应迅速解决，傅方军队应调出平津，开赴指定地点改编为解放军，自12日开始实施；待平津处理完毕后，再照此办法解决塘沽和归绥问题（中共对绥远问题后来有更为宽大的处理办法）；联合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均不成为问题。林彪、聂荣臻据此答复周北峰和张东荪。周北峰又提出：傅军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作为战俘对待；傅军人员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对以往罪行不予追究；对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林彪答复说：所有军队须一律解放军化，地方须一律解放区化；首先解决平津问题，先头部队须于12日13时前开始行动；对傅作义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保证其私人财产；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既往不咎。10日上午，双方议定《谈判纪要》，由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分别签字。当日下午，周北峰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傅认为“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表示过两天再说；同时致电林彪称：由于部队情况复杂，从战斗准备转为和平部署，打通思想和说服工作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程度和具体商谈情况而定，并表示将派代表继续谈判。事实表明，傅作义虽然面临战守两难的困境，但由于内外多方面的因素，仍不能完全接受中共提出的平津和平解决条件，中共由此决定发起对天津的攻击，以军事胜利打消傅作义最后的动摇和犹豫。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国民党军精心设防的重点城市。环绕市区有长达40余公里的护城河及以交通沟连接的地堡防御工事，市区内遍布钢筋水泥碉堡，并以高大建筑为核心，形成了若干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1948年6月，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根据傅作义“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为设堡强固阵地”的指示，将城市防御重点放在西北部，又构筑了大量钢筋水泥碉堡群。天津被围后，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加固既设工事，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将天津守住”。陈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如清扫射界，在城外形成一定距离的真空地带，并埋设地雷；引水入护城河，使其水深达到3米，并防止冻结；在城内赶筑碉堡，并在高大建筑物加修据点，从而使天津形成了坚固设防的防御工事体系，目标是坚守3个月以上。陈长捷将驻天津的国民党军2个军10个师13万人分为3个防区，其中西北区部署2个师，东北区部署4个师，西南区部署1个师，另以3个师作为预备队。

东北野战军决定攻打天津后，精心准备了攻击方案。天津的地形特点是南北长东西窄，并有海河纵贯其间；国民党军的布防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而中部兵力及工事均不强，是较为突出的弱点。东北野战军因此决定将主攻方向放在天津中部，“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在战术上，东北野战军实行猛烈穿插分割、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先打乱其防御，再攻占其据点。总的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担任攻击天津任务的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的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其中东、西集团各2个纵队及1个师在城中担任主攻，以金汤桥为目标，得手后再向南北方向发展；南集团1个纵队及1个师在城南担任助攻；2个独立师在城北担任佯攻，吸引守军的注意力；另以1个师为预备队；攻城部队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首次动用了炮兵、坦克、工兵等兵种进行协同攻坚作战。经过1月3日至8日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已直抵天津城下。

为了避免天津在战火中遭到破坏，在东北野战军发起对城区的总攻前，1月6日林彪致函陈长捷，要求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陈长捷在回复中提出，天津守军交出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循海路南撤。刘亚楼随后又向陈长捷提出四项条件并限其在12日前答复：（1）希望和平解决；（2）守军自动放下武器；（3）保障守军官兵个人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4）如果坚持顽抗将采取攻击行动。12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等：天津问题应单独处理，“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平津前线司令部据此通知傅作义，要他令天津守军在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即自14日开始攻城。傅作义此时仍企图尽可能守住天津，作为谈判的砝码，因此指示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虽然明知天津未必守得住，但也不愿违背老长官的指示，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并向中共表示“放下武器有难处”。天津之战遂不可避免。

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仅一个多小时即突进市区。15日凌晨，东北野战军东、西两集团按战役预案在金汤桥顺利会合，将天津市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分。随后，4个纵队向南、1个纵队向北进行纵深攻击。傅作义得到天津市区被攻击的消息之初，尚命令陈长捷“设法抽兵恢复被突破的地区”。但守军很快即大势已去，到15日晨，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可以接洽和平”。不过为时已晚，陈长捷得到傅的指示后不久，即与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等被俘（刘云瀚后脱逃）。15日下午，东北野战军占领天津全城，全部攻击时间仅29个小时，国民党军13万人被全歼。留守塘沽的国民党军第17兵团5个师近5万人随后乘船撤离，17日东北野战军进占塘沽。

东北野战军攻下天津，使傅作义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1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后西进准备攻击大同与归绥的华北第2、3兵团调至北平，使包围北平的部队数量达到13个纵队50余万人，对国民党军占据了压倒优势，使其自北平突围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强调迅速解决北平问题，不使傅作义再拖下去。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与聂荣臻，要求他们向傅说明：“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在中共的强大压力下，13日，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到通县五里桥，与林彪等继续谈判。邓宝珊起初仍提出中共部队让出南苑机场及成立联合政府事，但林彪答称，现在没有条件可谈，只有将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毛泽东还亲笔拟函，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提出北平国民党军的两条出路：（1）自动放下武器，保证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傅的战争罪责亦可减轻或赦免；（2）如果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也可以允许，开至指定地点后改编为解放军。函中限傅作义在1月17日1时至1月20日24时考虑上述解决办法，并警告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此函当时未交给傅作义，2月1日由新华社公开发表）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要他们“告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当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接见邓宝珊，讨论了北平国民党军出城改编及各军政文教机关单位的接收等具体问题。林彪在谈话中告诫说，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希望和平解决，但必须在21日开始行动。邓宝珊探询傅作义的出路如何。林彪表示：或去台湾或留北平，只要真站到人民方面以赎罪，我们不会亏他的。次日，邓宝珊回城向傅作义禀报谈判情况。此时对傅作义而言，战既不可行，撤又无路可走，和则只能照中共的开价办理。权衡利弊，傅作义毅然决定接受中共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方面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和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及北平《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共同签字。协议主要内容为：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城内部队原建制原番号移住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一月后实行整编；城内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行政机构及所有公营公用企业、银行、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听候处理；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释放政治犯及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邮政电讯不停，新闻报纸继续出刊，保护文化古迹，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北平和平协议”达成前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仍企图以软硬兼施的方法拉拢胁迫傅作义南下，阻止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北平的中央军将领曾在1月中旬致电蒋介石，告其“默察此间近日征象，似在酝酿一种地方性的先期妥协”；决定无论和战，一惟钧座之命令是从；在全面和平无法实现前，防止局部的先期妥协。1月1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在主和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的定时炸弹爆炸，何思源的次女遇难。此举对傅作义是明显的警告，但傅作义不为所动。“北平和平协议”达成的当天，徐永昌匆匆飞平与傅会晤，转达蒋介石的意见，仍希望傅南来，并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告以士气民心渐失，不得已而谋和，对于带出部队万难做到，空运虽在尽力赶做，似亦难期有效运输。徐永昌最后只能回宁向蒋复命。1月21日，傅作义在其总部所在的中南海怀仁堂召集高级军政官员会议，宣读和平协议条文，征求大家的意见。席间多数人同意和平解决，只有中央军将领有所异议，但亦不能公然反对，而是表示不愿留下，请求放其南去。2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致电第4兵团司令李文，令其负责指挥北平部队，要求“国军整个部队必须完全空运南撤，方得和平交防，此为政府授予傅总司令之意旨，现在我军仍应坚持一贯方针，不得变更”。26日，蒋介石决定，北平中央各军应分途突围，如不行则空运南撤，再不行则将各级长官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及武器交傅编配，如上述各项均无法实行，则要求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空运南归。在北平处于层层重围的情况下，蒋的决策不过是无的放矢，但为了避免中央军将领的节外生枝，保证北平的和平交接，傅作义在征得中共的同意后，将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3军军长骆振韶、第16军军长袁朴、第31军军长廖慷、第94军军长郑挺锋以及各军团以上军官用飞机送去青岛，第92军军长黄翔未走，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自1月22日起，北平国民党军开始以师为单位陆续撤出。1月31日中午，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自北平西直门进入城区，北平全部防务被移交给东北野战军。在中共的大力争取及傅作义的明智决断之下，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北平终于避免了无情战火的破坏，完整地、和平地由中共接管，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根据“北平和平协议”，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成立联合办事机构，由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担任主任，前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担任副主任，负责对国民党军进行和平改编。傅作义履行其诺言，对部队改编采取了完全合作的态度，主动表示“不要顾虑太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对国民党军实行彻底改编，第一步编为25个独立师，第二步全部拆散重编，各有5万余人编入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另有2万余人编入西北野战军。4月10日，对北平原国民党军的改编全部结束。傅作义本人则于2月22日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政治上得到中共的礼遇。毛泽东对傅作义表示：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平津战役历时2个月，国民党军共计损失3个兵团13个军50个师52万余人，其中伤亡3万余人，被俘23万余人，被改编25万余人；东北、华北野战军共计伤亡39000余人。此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仅能保有山西的太原、大同，豫北的新乡、安阳，山东的青岛等少数孤立城市，已经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和有实力的部队了。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平津战役最晚发起，最后结束，在其发起前和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经陆续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被歼，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因此而多半失去了战斗士气，国民党统帅部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派军增援，这也使得平津战役在军事方面的战斗总体而言不似辽沈、淮海战役那般激烈而持久。在平津战役的战前和战中，国民党统帅部仍然与辽沈、淮海战役那般如出一辙，战略失策，迟疑不决，失去了所余不多的撤退之机。中共方面则敏锐地抓住战机，不等东北野战军在大战后完成休整，即决策其先行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并以“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略战术，分割包围国民党军，最终将数十万国民党军抑留于平津地区并歼灭之。中共还成功地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野与矛盾，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争取，最终迫使傅作义令北平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从而避免了古城北平毁于战火的可能。平津战役为中共创造了武装解决的天津方式、和平解决的北平方式、暂时搁置不动留待其后解决的绥远方式这样三种解决国民党军的不同形式，中共将视具体情况的不同，在此后向全国进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过程中，分别运用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自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计历时近5个月（142天），国民党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三个集团（东北、徐州、华北“剿总”），出动了近190万部队（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23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52%（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64%），结果损失了154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80%,其中伤亡26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4%（均不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中共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四个集团（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北野战军大部），出动了150余万部队，占其总兵力的54%,结果伤亡近25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6%;国共两军的伤亡人数及占参战部队的比例大体相当，表明战斗过程之激烈，但国共两军总的损失比例则为6比1，国民党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中共，又表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完全失败。三大战役为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双方动员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域之广大、战斗程度之激烈，均为国共战史上所仅见。在三大战役的战术层面，国民党军在进攻方面表现甚差，完全没有达成战役目的，但在有空军支援并依托工事的情况下，仍可进行较长时间的固守防御作战；中共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处于攻方，在缺乏装甲车及空中支持的情况下，在进攻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但中共部队具有更为高昂的士气、更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并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而采取不同的攻守战术，最终仍然胜过了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的战略层面，国共统帅部的表现有重大差别。国民党统帅部之失，主要在于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屡失战机、该撤不撤、一误再误，其最高统帅蒋介石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于听取下属意见，又不能坚持已定之决策，朝令夕改，终使国民党军一败涂地。中共统帅部则能够适时把握战机，敢于在己方实力尚未完全超过国民党军时，发起战略决战；在战役的发起和初战战场的选择方面，既大胆又谨慎，如选择条件最有利的东北战场作为战略决战的初战，选择国民党军进退之要点（如锦州）或其重兵集团的薄弱地段（如黄百韬兵团）或可以牵制其主力的据点（如张家口）进行战役初战，从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注重战略配合与战役协同（如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东北与华北），注重此战役进程的发展及其与他战役进程的关系（如淮海战役缓攻杜聿明集团），注重集中兵力使用于主要方向同时也留有足够的打援兵力（如攻击锦州，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注重根据情况的不同而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战略战术（如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淮海战役的“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平津战役的“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注重以运动战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同时也重视阵地战和城市攻击战。中共最高统帅毛泽东既坚持其正确决策，坚持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又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赋予下属机断行事的权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整个进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容对手有喘息之机，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体现了中共统帅部和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巅峰之作。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204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中共部队总兵力则达到358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56个纵队180个师218万人。中共部队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经过三大战役野战与攻城多方面的历练，中共部队已经完全过了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这两关，在技战术和心理上均对国民党军形成了绝对优势。中共治下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北根据地基本连为一体，面积为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为下一步向全国进军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和物质基础。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提出，原定五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地负责人，指出战争进程的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国民党由于在三大战役中的失利，精锐主力部队基本被歼，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与中共继续较量的资本，而在政治上也如毛泽东所言：国统区民众“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正如华侨领袖冯裕芳等所言：“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原因是“自从国民党反动集团由‘军事戡乱’进一步执行‘经济戡乱’以后，它不但与全国工农为敌，而且也更显明的与全国工商业为敌了。‘戡乱’的火烧到都市上层人物的项上来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并不仅是共产党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能例外。”无论就军事还是就政治而言，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