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国的实际准备：中国命运决战

对于中共接管和建立全国及地方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干部队伍的建设。中共的干部队伍主要是在战争年代并为了因应战争需要而形成的，干部多出身于农村，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打仗。对于管理城市、领导现代生产与文化教育工作，不仅干部队伍的数量远远不够，而且懂行的专业干部更为缺乏，再加上战争的进程大大超出了原先的估计，建设一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成为当务之急。过去中共接管新区的干部基本上来自于老区，但随着接管地方的迅速增加，尤其是接管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依靠老区现有的干部已不足以应付形势发展的要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中共“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

中共对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会议决定在战争第三年准备3万至4万干部，以便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新区。10月28日，中共中央将准备未来两年需要的各级干部53000人的指标分配到各大区，同时要求这些干部应包括军事、党务、政府、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人员，并配备成套班子，便于按系统全面接管。为使接管干部适应在新形势下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通过党校、军校以及其他教育方式，对干部予以培训，使“干部易于提高，上下级干部易于熟悉。将来派遣出去，以利工作的开展”，“在可能开设大学的地区，应即开办正规大学，以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为了缓解懂行的专业干部严重缺乏的状况，中共中央还指示：“在解放了的城市中，放手地大量地使用及训练改造除了反动分子以外的原来的企业人员及公教职员，以补我城市工作干部之不足。经过一个时期之后，并可从此类人员中抽出一批加以训练派往新解放地区去工作。”由于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打败，最激烈的战斗已经过去，毛泽东还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

经过中共各级领导机构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接管干部的紧缺状况。据统计，从1948年至1949年，随军南下的各级干部约有53000人，大约占当时中共干部总数的1/6左右。尽管如此，在中共接管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仍然时时面临着干部队伍缺乏的困难。一方面，不少出身农村的干部对城市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够，在接管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出于传统的乡土观念及革命成功时的享受心理，一些乡村干部对于长途跋涉、远离故土并不十分积极，各区都有不愿外出的干部，其中晋冀鲁豫北岳区抽调的南下干部中，离队不归的比例约为8%,还包括县委书记这样级别的干部。因为接管工作的复杂和干部的缺乏，在渡江战役之后，中共多次放慢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步伐，如对于上海和武汉这样的重要城市，就是因为需要充分地准备接管工作，而没有立即发起攻势。可以说，中共在全国接管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干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速度。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各地再抽调38000名干部，准备接管华南、西南和西北各省，同时提出，应尽可能抽调原籍为接管省份而又熟悉情况的干部，着重从城市干部中抽调，而不从县区干部中抽调，并由进军部队本身担负抽调部分接管干部。准备、培养与调派接管干部的问题是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的。

与中共准备接管干部队伍相关的问题是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与实践。中国不多的现代工业与文化机构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里不仅有中共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集中了中共建政的主要阶级基础之一——产业工人阶级。顺利有序地接管城市，不仅对中共工作中心的转移和革命的成功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此后中共领导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更有长远的影响。对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执政、对农村工作已是驾轻就熟的中共而言，有序地接收并有效地管理城市可谓相当艰巨的任务。在中共接管城市之初，发生过不少因为不懂得如何管理城市以及“左”倾偏向导致的有碍城市社会秩序稳定及不利于恢复生产的行为，从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47年11月占领石家庄到1948年4月再占洛阳，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基本成形，其重点在于严格纪律，“宁缓勿急，宁慢勿乱”，稳重渐进，首先保证城市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生产，进行社会改革。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中共接管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越加复杂与重要，对于若干如沈阳、北平、天津、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仅仅是维持数百万市民的粮食与燃料的正常供应，就是对中共接管工作的严峻考验，中共因此更注意城市接管的稳定有序。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上报的《接收沈阳的经验》，认为沈阳接管解决了两大难点问题，即接收完整并迅速恢复秩序，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毛泽东总结了沈阳接管和其他城市接管的经验，提出“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成为此后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方针。

对于较沈阳人口更多、影响更大的北平与天津接管，毛泽东指示接管负责人之一薄一波：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先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平津接管贯彻了“原封原样”的方针，“接管人员进入平、津后，有区别地对待不同性质的旧机构、旧人员、旧办法、旧制度，把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能够保存的尽量保存，可以利用的尽量利用，哪怕是暂时的也好。这是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对资本主义管理进行两重性分析的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灵活应用。”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准备充分，平津接管较为顺利，社会秩序很快即恢复正常。

虽然中共对城市接管的过程基本上是有序的，但在接管后的城市政策方面仍然出现过“左”倾偏向，主要表现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方面。1949年4月10日到5月7日，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视察，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有重点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意见。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应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做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在与天津工商资本家的座谈中，鼓励他们扩大生产，办好厂，多办厂，提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5月3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好处；在党内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目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上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上批示，要求各地“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与及时指示，使得这种“左”倾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矫正。

对于中共的城市接管而言，最重要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城市人口多达500余万，生产总值接近全国的一半，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这里既有中国人数最多的产业工人阶级，又有历史久远的帮会流氓组织，还有众多的外国侨民，城市生活与阶级关系均极为复杂。能否顺利接管上海，是对中共城市接管工作的重要考验。在接管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指示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特别谨慎的政策，因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负责领导接管上海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因此指示下属，进军上海“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为此，总前委以“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作为接管方针，组织5000余名接管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接管政策，准备以自上而下、原封不动的方式进行接管，以使接管稳妥可靠，安定民众心理，迅速恢复城市秩序。在准备接管期间，总前委特别强调防止“左”倾偏向，强调农村工作和秘密工作方法不适合公开的城市工作，提出“不能以全国最高的生产水平降低到我们的农村式的水平，要人家来就范。而应以我们的水平结合人家的办法，向他们学习”；要求遵守接管政策与纪律，尤其是外事纪律，保障上海数万外侨的居住与行动自由；强调严格要求，“工作上要求得比平津高一点，至少要维持原例。接管尺度要比平津更宽不可更严。平津不做的，我们就不做。平津做过的，我们还要放宽些。”结果上海的接管波澜不惊，国民党上海市政府9个局10个处、经济单位411个、新闻出版单位47个、文艺单位18个、教育单位及公立学校540个被完整接管，涉及人员20万。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为中共在社会各界赢得了良好的影响和口碑。

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理是中共接管城市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共干部和一般民众对这些人多无好感，但如果听任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人员流落社会，势将造成社会的动荡，也将为中共建政留下不稳定因素。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局的指示中提出：有些人“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提出“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旧人员一般的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这个政策被形象地表述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通过这种方式，稳定了这个群体在新旧政权转移时期的不安心理，有助于中共建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共在建国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与苏联进行政策协调，以得到苏联的政治经济支持。毛泽东深信，“公开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政府是决不能听任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共产党要想顺利地取得胜利和巩固政权，就非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去不可。”因此他要求苏联方面，“就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进行指导”，表示“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完全一致”，并曾多次表示有意访问苏联。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示了中共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

当中共即将获得全国胜利、国民党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之时，苏联的对华政策维持了某种双重性态势，即既支持中共的革命，又与国民党政府维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以获取最大的利益。1949年1月，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4月，国民党军队自南京败退，苏联大使罗申随后离开广州，同时继续留下部分人员留守。苏联驻北平和南京总领事馆则与中共保持接触。在这些公开的活动之外，中共和苏联之间主要是通过秘密的党与党交涉，就中共建国进行有效的协调。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苏共（当时的简称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同中共领导人会见，这是苏共高级领导人首次造访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告诉他，估计过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将对苏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当时，苏共及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还有一定的疑虑，因为中共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他们担心中共建国后成为又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成为又一个铁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也不无就此考察中共之意。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很大程度上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以此缓解斯大林的担心。其后毛泽东又提出“一边倒”方针，既为中共在实践中所遵行，也是为了使苏联可以放心地支持中共建国。(www.xing528.com)

1949年6月21日至8月21日，中共派出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政治局委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苏联。6月27日，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会见了中共代表团。斯大林首先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表示，苏联将以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形式提供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并派出专家援助中共的建设。其后，中苏两党签订了若干具体协议。7月4日，刘少奇致函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向苏方通报中国革命的形势、新政协和中央政府的组成、中共的对外政策，以及建国后的中苏关系等问题。

1.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目前已基本胜利，不久将取得彻底胜利；除军事胜利外，我们还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彻底孤立，所有民主党派都站到了我们一边；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2.关于新政协和中央政府的组成：决定今年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共同筹备，产生中央政府；新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3.关于建国后的对外政策：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均要彻底加以摧毁；今后的外交活动，应根据以下原则进行。（1）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后，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政府，我们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我们希望苏联能率先承认我们。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

4.关于苏中国家关系：希望尽快建立与苏联的邮电通信、铁路和航空联系，也希望合办苏中联营航空公司；希望苏共在管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上给予帮助与指教。

信函强调指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服从苏共的决定。如果中共和苏共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苏共的决议。

通过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中共与苏共之间就未来中苏关系的基本方面达成了若干共识，苏联愿意向中共建国提供实际的帮助，有助于中共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之时恢复与发展经济和文化，而中共对苏共领导地位的认可及“一边倒”政策，也有利于苏联获得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在苏、美竞争方面，有中国这样的大国加盟苏联阵营，无疑对苏联是个重要的砝码。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

对于建国后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共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代旧的外交关系，准备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对于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支持者，也是中共建国后最主要的对手——美国，中共采取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坚决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但在具体问题上，则视美国态度而留有余地。中共建国前夕，美国曾经企图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表示对中共建国的某种温和态度，以分化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不使苏联阵营因中国的加入而壮大。1949年3月下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希望陈向中共解释，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美国的态度为中共所知后，4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反常态，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而是留在南京，似乎传达出某种信息。4月25日，第35军士兵擅入司徒雷登住宅，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要求总前委“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当司徒雷登表示愿与中共方面接触后，5月10日，毛泽东指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可以和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并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的联系；谈话是非正式的，态度可以适当的友善，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对于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事，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5月13日，黄华在和司徒雷登见面时提出了上述要求。司徒雷登认为，按照国际法，美国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新政府，并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则问题自然解决。他表示希望新政府吸收民主开明人士，但黄华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司徒雷登还希望北上访问燕京大学，中共表示同意。但是，司徒雷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个人意向（他甚至请罗隆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有意贷款2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授权，当他向美国政府报告准备北上的计划后，被美国政府否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美国采取了从中国抽身而退、“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美国都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中国新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方针，美国仅存的分化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幻想已告破灭，司徒雷登再留在南京已没有意义。8月2日，他从上海登轮回国，预示着美国曾经在中国所有的全方位的影响力也将逐渐销声匿迹。8月1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用酣畅辛辣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讽刺与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失败。毛泽东在文中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