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中六和八性质揭示，古史探微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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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省吾先生在《考古》1965年第3期发表《关于〈论西周金文中“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一文的意见》的文章，否认西周时代有乡遂制度，仍然坚持“六”、“八”是“以兵营田”的屯田制性质。西周金文多数是任命官职和赏赐物品时的册命之辞，少数是记录战功和契约的。居于“国”中的“国人”属于国家公民性质，有各种政治权利，有充当战士之责。

西周金文中六和八性质揭示，古史探微贡献

于省吾先生在《考古》1965年第3期发表《关于〈论西周金文中“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一文的意见》的文章，否认西周时代有乡遂制度，仍然坚持“六”、“八”是“以兵营田”的屯田制性质。我很欢迎于先生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当时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性质，对研究我国古代史关系很大。现在，我想再提出一些意见来商讨，并请指教。

我还是认为，于先生对“六”、“八”设有“冢司土”等官，作出比较详细的阐释，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由此断定这是“以兵营田”的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典籍所称屯田制开始于西汉的一贯说法，“提早到西周时代”，显然是论据不够的。首先应该考虑到的，在西周的社会制度下，是否可能出现像西汉那样的军事屯田制。

西汉时代在西北边郡出现军事屯田制，不是偶然的，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从秦汉统一中国，疆域辽阔，调发戍卒往返费时，运输军粮很为困难；西汉时在西北边郡实行屯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困难，便于长期防守。这种屯田农户受兵法部勒，垦种官田，实际是终身服兵役和受到封建剥削的特殊农民。如果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怎么可能产生这种具有封建剥削性质的屯田制呢？如果认为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经济，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军事屯田制吧！

按照于先生的解释，“六”是周人军队，因为周人兴于西方，故也称“西六”；“八”是周在克殷之后，将殷人投降军队改编而成，故也称“殷八”；又由于“殷八”经常驻在成周，故也称“成周八”。于先生又认为，“六”“八”是屯田兵性质，而“周人的军事屯田，系在今黄河中游，不离乎豫西或陕南一带。这一带在当时还是地旷人稀的地区，便于垦殖和放牧”。这里有个问题，究竟“成周八”经常驻在东都成周呢，还是在地旷人稀地区从事屯田呢？如果是地旷人稀地区的屯田兵怎能经常驻在东都呢？如果经常驻在东都的兵怎能又在地旷人稀地区从事屯田呢？郭沫若认为“成周八”在成周，“殷八”在卫^[1]；徐中舒也认为“西六”在西土，“成周八”在成周，“殷八”在殷故都^[2]。该是正确的。小克鼎说：“王命善夫克舍命成周、遹正八之年”，可知“成周八”即在成周。小臣簋说：“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又说：“厥复归才（在）牧。”“殷八”既然“复归在牧”，而牧即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之牧，可知“殷八”确在殷故都。

我所以主张西周“六”“八”的编制和乡遂制度有关，主要是根据下列五点：（1）根据《国语》、《左传》，春秋时代各国普遍存在“国”“野”之分和乡遂制度，军队主要由“国人”（即近郊的“乡”人）编制而成；根据《尚书·费誓》，西周初期就已有乡遂制度。（2）“西六”、“成周八”和“殷八”，分别拱卫着西土丰京、东都成周和殷故都。（3）根据师酉簋、询簋和师簋，西周称为“师”的军官，所属有“邑人”和“奠（甸）人”之官，“邑”即“近郊乡邑”，“甸”即郊外“治田”之区。这些军官在统率大军的同时，所以又要统率近郊“邑”和郊外“甸”的长官，因为按照乡遂制度，军中正卒和服役者即分别由乡遂居民编制而成，“邑”和“甸”的长官亦即军队的武官。（4）“成周八”设有“冢司土”之官，掌管土地和徒役的事，当与乡遂制度中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的制度有关。（5）古代许多国家的主要军队，经常是由国家的公民编制而成，公民的地域组织，确是常常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这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乡遂制度如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多如此。

根据《书序》和《史记》，《尚书·费誓》是周初伯禽伐淮夷徐戎所作。我曾引《费誓》“鲁人三郊三遂”，来证明周初即有乡遂制度。于先生则从近人余永梁之说，判定《费誓》是春秋时作品，从而否认周初已有乡遂制度。我过去也曾信从余氏之说，但是现在想来，余氏这种用文章风格来判定作品时代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固然，《费誓》没有像周初的《大诰》、《康诰》之类那样浑噩崇奥，多用排句和排笔，有些文句和西周末年的兮甲盘和春秋时的《秦誓》相似，但是必须认识到，“誓”是当众宣誓的一种文体，近乎口语性质，当然和《大诰》之类贵族间应用的典雅文章大不相同。至于多用排句和排笔，更是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为了加重语气，便于记诵。《费誓》和《大诰》等篇文风差异很大，主要是由于文体的不同；《费誓》和《秦誓》词例有些类似，主要由于文体的相同；兮甲盘中所以有相类的文例，因为其中主要内容与“誓”差不多，可能就是从一篇“誓”中摘录来的^[3]。

于先生认为西周金文中没有一处以“乡”“”用作“乡遂”者，“这是乡遂制度不起于西周时代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又认为《尚书》中除了《费誓》以外的周初的篇章都找不到乡遂制度的迹象，“这又是周代初期没有乡遂制度的一个证明”。我认为，这样的运用“默证”是难以成立的。西周金文多数是任命官职和赏赐物品时的册命之辞，少数是记录战功和契约的。《尚书》中周初篇章多数是贵族间告诫之辞，而且大都只与周公有关。因此无论西周金文和《尚书》记载，内容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以为这些史料所未涉及的典章制度，就是当时不存在的。西周金文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乡遂制度，但是我已经指出，从“师”的主要官属有“邑人”和“奠（甸）人”来看，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国”“野”之分，已有乡遂制度。

所谓乡遂制度，就是有“国”“野”之分，实质上表现为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居于“国”中的“国人”属于国家公民性质，有各种政治权利，有充当战士之责。当时国家军队主要即由“国人”编制而成，所以军队编制常和“国人”的乡里组织相结合。于先生则认为，西周时代已有“国”“野”之分，到春秋时代才有乡遂制度，乡遂制度“是由国野之分再度发展而形成的”。同时于先生又认为，西周时代的国家军队实行着“以兵营田”的屯田制，在地旷人稀地区从事垦殖和放牧。如果按照于先生的说法，当西周有国野之分的时候，国家的主要军队是屯田兵，实行着地旷人稀地区的军事屯田制，到春秋形成乡遂制度的时候，国家的主要军队才由“国人”编制而成，这里有个重要问题不容易解答，就是在“由国野之分再度发展而形成”乡遂制度的过程中，地旷人稀地区的屯田兵是怎样发展成为由“国人”编制的军队的呢？

我曾说：“统率这些的高级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于先生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师簋叙王乎作册尹册命师，‘官丰还左右师氏’，师簋叙王乎内史吴册命师，‘令女官邑人师氏’。可见师和师既可以管理师氏，则其地位一定高于师氏，是师某之师非师氏的简称，已明显无疑。”其实，于先生根据近年新出土的两件铜器，作出这样肯定的论断，还是不全面的。

事实上，西周金文中“师某”的“师”，多数是“师氏”的简称，其中也有些是“师氏”的长官“大师”的简称。师和师的“师”，该是“大师”的简称，因而他们可以管理“师氏”。师簋载：“王乎作册尹册命师曰：备于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郭沫若说：“备于大左，即就大左之职”，“《左传》文七年，宋之官制有左右二师，此大左殆即左师”，“其职位颇高，故命之管理戍卫丰京之左右师氏”^[4]。这个解释很是正确。“大左”即指“大师”之在左者，故又简称为“师”，连同人名叫做“师”。此处所说“丰还左右师氏”，殆即“西六”的军官。

当西周时，“大师”确是高级的统帅。《诗·大雅·常武》所说“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的“大师皇父”，分明是“六师”的统帅。《诗·大雅·大明》所载“凉彼武王，肆伐大商”的“师尚父”，“师”就是“大师”的简称^[5]。“大师”是西周时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臣，为天子的辅弼^[6]，所以《诗·小雅·节南山》说：“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节南山》又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师尹”即是“尹氏大师”，“师尹”的“师”，亦是“大师”的简称。

西周金文中称“师某”的人不少，除了少数是“大师”的简称以外，多数该是“师氏”的简称。师望鼎和师望壶都说：“大师小子师望。”杨树达认为“小子”犹言官属，该是对的。这个“师望”的“师”乃“师氏”的简称，“师氏”正是“大师”的官属。(www.xing528.com)

我曾引彔卣和师遽簋等，来证明“师”是“师氏”的简称，于先生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彔卣载：“王令曰：‘淮尸（夷）敢伐内国，女（汝）其以（与）成周师氏戍于。’白（伯）雍父蔑彔曆，易（锡）贝十朋。”这里，周王命令彔“以（与）成周师氏戍于”，又说：“伯雍父蔑彔曆”，而甗、卣和臤觯都说：“师雍父戍于（或作古）”，可知伯雍父官为“成周师氏”，与师雍父当为一人。郭沫若说：“古师氏之职本司军旅，其位颇高。师氏即伯雍父，故又称师雍父，师系其职，伯系其爵或字。”^[7]这个解说很对。西周时贵族男子的“字”的全称有三字，第一字伯仲叔季系其行辈之称，“伯雍父”即是这个人的“字”的全称。当时习惯上也可省去伯仲等行辈而连同官名称呼，伯雍父官为“成周师氏”，“师氏”常简称为“师”，故又称师雍父。所谓“成周师氏”，当即“成周八”的军官。

当西周时，这些“大师”和“师氏”所统率的“西六”、“成周八”和“殷八”，是国家用来维护和发展奴隶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对内镇压奴隶和对外掠夺的暴力工具。这些“”所以要分别拱卫在西土的丰京、东土的成周和殷故都，因为丰镐、成周和殷是西周所建立的三个统治中心。除了丰镐原为西周京都以外，在成周和殷拱卫着大军，不仅为了统治和镇压已被征服的殷人和东土人民，更是为了进一步征服和掠夺东方和南方的夷戎部落。如競卣说：“唯白（伯）（辟）父以成（即“成周八”的简称）即东，命伐南尸（夷）。”小臣簋说：“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他们在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对外掠夺，达到对“四方责（积）”的“政（征）（治）”。例如西周在以“成周八”伐南夷的同时，成周就成为征治“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的统治中心。淮夷一经征服，成为“（贿）人（臣）”，必须“出其，其责（积）”，“其进人（指奴隶）、其贮”必须送到指定场所，否则“即井（刑）（扑）伐”（详见兮甲盘）。西周“六”和“八”是为贵族服务的重要工具，由此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和西汉时代的屯田兵，性质显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