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来看，文献传播内容是文献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之一，是文献文本的意义内容，是看不见的文献文本。尽管意义文本不能脱离物质文本而独立存在，但是，作为文献传播的基本要素，意义文本具有独立的传播价值，是文献传播最为核心的传播对象。任何文献传播活动都是为了使传播受众接受意义文本，理解文本内容。从整个文献传播过程来看，文献传播者调查研究生产意义文本，借助传播媒介传递意义文本，最终使受众接受意义文本。由此可见，意义文本是整个文献传播活动和过程的重心，在整个文献传播活动和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这是因为，意义文本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改造自然，创造世界；意义文本具有分享性，不会因为文献传播者的使用而消失殆尽，也不会因为文献媒介的毁灭而意义全无，只会因为广泛传播而得到价值认可，意义得到增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增值文献就必须传播文献，利用和开发文献。
文献文本的意义结构是指意义文本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文献传播内容是以符号传递的意义文本。按照文化系统论来理解，意义文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意义文本系统，这个系统由三大要素构成，即符号世界、意义世界和客观世界。符号世界是意义文本所使用的所有符号的总和，是意义文本的传递媒介和表现形态，是文献传播的中介，是客观世界走向意义世界的桥梁。意义世界是文献传递的意义和内涵，是依存于物质文本而存在的符号意义，是文献传播者传递的被认识到的客观世界，是文献传播者重构的不同于客观世界又与客观世界紧密相关的意识世界。客观世界是意义文本反映的客观对象，是独立于文献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文献传播活动主体想要表达的内在本质。由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有限，不可能穷尽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因此，文献传播者重构的意识世界只是部分反映了客观世界。而且，对于相同的客观存在物，不同的文献传播者也会因为不同的观察视角而得出不同的认识，建构出不同的意义文本。从文化系统论的结构层次来看，符号世界、意义世界和客观世界这三个世界又构成文献传播意义文本的三个结构层次，即对应于符号世界的符号层、对应于意义世界的意义层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的意蕴层。
根据意义表达的清晰度，意义文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层的符号意义，一个是深层的引申意义。符号意义是指字里行间表达出来的意义，主要体现为明示性意义、外延意义和指示性意义。引申意义是指在符号意义之外存在的意义。引申意义又可以分为独立引申意义和情境引申意义。独立引申意义是指符号独立于传播情境而具有的引申意义，主要体现为暗示性意义、内涵意义和区别性意义。例如成语“行尸走肉”，其符号意义是行走的尸体，活动的肉体犹如活死人一样；其独立引申意义是例如不动脑筋、没有主观能动性、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情境引申意义是指在传播情境中产生的符号自身所不具有的引申意义，主要体现为传播者的意义、受传者的意义和情境意义。例如成语“言不达义”，其中的“言”是传播者所使用的符号，它所传递的意义就是符号本身的意义；其中的“义”是传播者所希望传递的意义，即传播者的意义。由于“意义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自己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4]，所以，文献传播文本的表达意义主要取决于意义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如果意义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具有直接对应关系，那么意义文本就是一种包含符号层和意义层的浅层结构；如果意义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具有多重对应关系，那么意义文本就是一种具有符号层、意义层和意蕴层的深层结构。对于文献传播来说，具有不同意义结构的文献文本呈现出不同的文献表现形态。
从意义结构的表现形态来看，文献文本表现出三种表现形态，即对应于客观世界的本源形态、对应于意义世界的衍生形态和对应于符号世界的文本形态。本源形态是指客观世界的表现形态，是文本形态和衍生形态的历史依据。文本形态是客观世界的建构形态和符号世界的表现形态，是客观世界的文本化和符号化。衍生形态是指客观世界的符号形态，是与要表现的客观历史不一致但是却又具有相关性的后续历史，是意义世界的表现形态，是客观历史的仪式化和主观化。所以，文献文本可以分为本源文本、符号文本和衍生文本。基于文化系统论的要素理论，文本是由记录描述历史的诸多叙事要素构成的，这些叙事要素包括题材、主题、人物、事件等。因此，对应于文献文本的表现形态，题材形态分为本源题材、文本题材和衍生题材，主题形态分为本源主题、文本主题和衍生主题，人物形态分为本源人物、人物和衍生人物，事件分为本源事件、文本事件和衍生事件。基于重大历史事件，“本源事件是指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事件是指围绕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本源事件而组织开展的客观性纪念活动。文本事件是指历史文献表述的重大历史事件。”[5]总之，无论是意义结构还是表现形态，文献文本都表现为具有逻辑空间感的立体结构。对于文献传播来说，文献文本的意义结构决定了文本结构形态和叙事要素形态。
滇缅抗战文献在文本系统上就具有这样三个层面的意义结构及其表现形态。为此，我们将选取王楚英的《扬威异域——仁安羌大捷亲历记》和戈丽芳的《评缺乏真实性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导演康红雷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两篇文章，尝试分析它们的文本、题材、主题、人物和事件。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文献文本《扬威异域——仁安羌大捷亲历记》的意义结构是：客观世界是仁安羌大捷，意义世界是作者王楚英经历的仁安羌大捷，符号世界就是这篇文本所使用的所有图文符号。从意义结构的表现形态来看，本源形态是仁安羌大捷，文本形态是《扬威异域——仁安羌大捷亲历记》，无衍生形态。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滇缅抗战，文本形态是王楚英经历的仁安羌战役，无衍生形态。从主题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爱国抗战，文本形态是“扬威异域”，无衍生主题。从人物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作为亲历者的王楚英，文本形态是被文本叙述的王楚英，衍生人物是作为作者的王楚英。从事件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作为历史事实的仁安羌大捷，文本形态是王楚英经历的仁安羌大捷，衍生形态是王楚英的回忆写作。(www.xing528.com)
表2－2 《扬威异域——仁安羌大捷亲历记》的意义结构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文献文本《评缺乏真实性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导演康红雷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的意义结构是：客观世界是参加滇缅抗战的中国远征军，意义世界是作者戈丽芳心目中的中国远征军，符号世界是所有文本所使用的所有图文影像符号。从意义结构的表现形态来看，本源形态是参加滇缅抗战的中国远征军，文本形态是《评缺乏真实性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衍生形态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滇缅抗战，文本形态是戈丽芳心目中的滇缅抗战，衍生形态是影视拍摄制作。从主题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中国远征军的真实历史，文本形态是中国远征军缺乏真实性，衍生主题是《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真实性和导演康红雷的一次失败尝试。从人物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历史上的中国远征军，文本形态是作者心目中的中国远征军，衍生人物是评论作者戈丽芳。从事件的角度来看，本源形态是滇缅抗战，文本形态是戈丽芳笔下的的滇缅抗战，衍生形态是评论导演康红雷拍摄制作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表2－3 《评缺乏真实性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导演康红雷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的意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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