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一等：完成任务，促进民族和谐

白家骥

干一（1911—1976）原名王福顺，河北省定县怀德营村人，回族。自幼接受穆斯林家庭的传统教育，稍长入清真寺学经，成为一名“海里凡”（伊斯兰教学员）。

抗日战争爆发，冀中地区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干一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于1932 年组织村“回（民）建（国）会”，任主任。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冀中军区十分区四联县“回建会”主任、区委书记、十分区回民大队政委兼参谋长等职。1944 年受冀中城工部派遣，以“回民特派员”身份到天津北郊区（现北辰区）从事地下工作。

干一带领一个回民小组，潜入回民聚居的天穆村（当时是天齐庙和穆家庄两个相邻的村庄），在回民马顺兴家，以贩卖牛羊肉为掩护，并以“海里凡”的身份，游走于清真寺，广泛接触回族群众，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为反日积蓄力量。不久，他们建立了天齐庙—穆家庄—到市区的西北角小伙巷秘密联络点，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支部，成立武委会（民兵组织），建立村政权，同敌人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斗争，伺机伏击敌人。一次，为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干一等周密策划，以确保任务完成。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查，干一等利用“保长”穆成林家作掩护，圆满完成了任务。干一等人还经常以经商名义，暗中向解放区运送药品和其他军需物资。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成立了军管会，其下设立市政接管处民政接管组，其中负责接管回民工作的组长是王若萍，副组长是干一，组员有秦良、王文元和曹淑兰。他们开展工作后不久，就在回民聚居区组建了消费合作社、妇女刺绣生产组和屠宰牛羊生产组，对安定民心、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干一任民政局民族科科长，他带领回族干部深入回族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按照政务院文件精神，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免征清真寺所占房地产的赋税；更改不符合民族宗教政策的街道名称、碑碣、匾额。同时，每逢穆斯林“开斋节”、“古尔邦节”放假，给予油、面补助。这些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回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朝鲜战争爆发，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天津分会回民支会”，干一任主任。1953 年4 月成立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干一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委副主任。

1954 年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回族的传统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天津回族经济主要是“三大行业”：饮食业（饭馆和早点铺）、牛羊行（从屠宰、加工到销售）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是回族人民赖以为生的主要经济支柱，而牛羊行在其中更占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牛羊肉是回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广大贫苦阶层的主要谋生手段。由“寄庄户”购进牛羊，卖给门市屠宰、销售。宰一头牛或羊，除自销外，哪部分供饭馆，哪部分归小贩，牛头归谁，牛舌尾归谁，牛皮归谁等等，都有稳定的分配对象，届时各自取走应分的那一部分，再进行加工贩卖，从中获取微薄的利润，而且世代相传。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牛羊来源受到影响，赖以为生的广大回民顿时陷于困境。干一及时派民委干部吴茂泉和马顺兴二人去内蒙古求援，得到乌兰夫同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牛羊货源的保证，干一随即组织“寄庄户”前去采购，并步行赶着牛羊回家，不仅节省了运费，减少了死亡，而且使牛羊增了膘，此举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

天津回族在旧社会的行业特点，被概括为“三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卖切糕，述有一把泥瓦刀。他们靠天吃饭，指身为业，“刮风一半，下雨全完”。市场的变化，同样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再加工为成品如切糕的小商小贩。有时他们原有的原料供应渠道中断，陷入断炊的困境，干一就主动与主管粮食部门等协调，为他们紧急调剂米、豆等粮食原料；有时牛羊货源有了，粮食原料有了，却又缺乏周转资金，无钱购买，干一又协同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向回民发放“小本贷款”（实际是救济性的无偿补助），以解决回族群众个体经济的困难。这些深得人心的实事，受到回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很多人给民委写信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有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www.xing528.com)

回族群众习惯食用小作坊榨制的“清真”植物油，而有段时间油料实行统购统销，食用油统归天津植物油厂供应，给回族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为了消除回民群众的顾虑，干一分批组织各清真寺的阿訇轮流参观植物油厂的生产流程，然后再由他们分头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解除了回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为了解决回族青年失业问题，干一等积极拓展就业门路。据1952 年统计，当时回族登记求职人数达3500 多人，几乎每户回民家里都有待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缺乏劳动技能。为了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市民委报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天津市少数民族业余政治训练班”，以政治教育为主，启迪思想觉悟，逐步增设文化课，并专设打字班培养打字员，以应当时各单位急需。此举受到回族青年的热烈欢迎，纷纷踊跃报名参加。“培训班”每期4 个月，结业学员基本上达到小学文化水平。第一期学员达900人。从1952 年开办到1958 年结束，共办了八期，既解决了回民就业的困难，又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急需的劳动力，就连原来“三大行业”的职工，有的也参加了学习班学习，成了产业工人。不少学员就业后成了业务骨干，有的还被评为劳动模范。根据社会需求，1954 年又成立了“汽车驾驶技术实验班”，免费培训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汽车司机。三年间，共培养合格司机800余名，不仅解决了回族青年的就业难题，充实了本市的运输队伍，还有力地支援了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新兴工业的人才之需。

1955 年干一随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赴麦加朝觐团去沙特阿拉伯“朝圣”，获得伊斯兰教“哈志”（宗教学位）称号。其间，干一与沙特宗教界人士进行了友好交流，并受到了沙特国王的接见。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市各族穆斯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干一抓住时机，在穆斯林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促进民族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干一还亲自带领干部“蹲点”，对供应回民的食品从生产到加工、运输、贮藏各个环节进行检查，并及时总结经验报市委统战部在全市推广。其后，中央统战部将此件转发全国，影响很大。在他的倡议下，国家民委拨专款在回民聚居的红桥区先后建立了民族中学、民族医院和民族文化宫。学校招生，对少数民族学生从宽录取，对生活困难的就医病人减免医药费，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等，在回族群众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回族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就某个大的区域而言，他们的居住地是分散的，几乎是无处不在，但就一个较小范围而言，却非常集中，多数都是围绕一座清真寺聚居。20世纪50年代，天津市区有21座清真寺，红桥区就有11座，其中包括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清真大寺。市区的回民主要聚居在那里，约占市区回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由于历史原因，回民所从事职业的局限，回民世世代代很少离开聚居的红桥区，他们经营的小本生意也主要以服务周围回族群众为主。在婚姻关系上，族内“亲套亲”、“亲连亲”的现象极其普遍。在某种程度上，聚居的回民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广泛交往。解放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助措施，打破了传统的“三把刀”经济模式，就业门路宽了，除去禁忌的行业，可以说回民从业人员遍布全市工商各个行业，这在天津的民族关系史上是从来未有的。居住地也因所在单位分配住房而散处全市，回族群众在较短的时间里大范围地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生活环境，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民族关系空前密切，但民族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仅1957 年全市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民族纠纷50余起，民委成了“消防队”，而这个“消防队”的领队就是干一同志。他在解决这些纠纷中发挥了一个民族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关闭了清真寺，限制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撤销了民族宗教工作机构，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全部改行下放，干一被打成“走资派”，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73 年市民政局恢复后，干一被任命为副局长，仍分管民族工作。其间，他为重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和恢复重建民族工作机构，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恢复民族事务委员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76 年干一同志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65 岁。

（作者系离休干部，蒙古族，曾任天津市民委办公室主任。此稿承市民委老同志校正、补充，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