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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传播研究:陶渊明的印记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于是,陶渊明的散文名篇《桃花源记》被许多人认为是记叙了土家族地区的风貌。其二,2002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发现的大量秦简,间接印证了土家族地区存在“避秦乱”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确实找不到一个地方与之完全吻合,毕竟它是诗人头脑中的仙境,但终究也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来自陶渊明当初在土家族地区的见闻,正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会长龚斌的一番话:“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

土家族传播研究:陶渊明的印记

东晋陶渊明也是有确切史料证明的、曾到过土家族聚居地区的著名诗人,他曾在湖北荆州刺史桓玄幕府中任职,这里距离湖北、湖南的土家族聚居地区都很近,且陶于公元399年至401年出任桓玄幕僚,有充裕的时间前往土家族聚居区。于是,陶渊明的散文名篇《桃花源记》被许多人认为是记叙了土家族地区的风貌。《桃花源记》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描绘的理想社会,从此,因文传名。所以,以林壑幽静闻名的桃花源声誉益大,成为世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关于《桃花源记》的写作背景以及所指景点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通过查阅史料及实地考察后,我们认为:陶潜听到民众避秦世乱而隐耕的传闻后,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在南朝宋初写出《桃花源记并诗》;桃花源在晋代武陵郡治所附近,武陵人的生活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陶潜的《桃花源记》是根据当年武陵地区传说而作,其历史背景是:战国末年,秦人攻打楚国时,濮人、巴人和楚人避于沅、澧流域,成为不纳赋税、没有徭役的“世外桃源”[7]

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桃花源记并诗》为陶渊明晚年之作,当时他已经退隐乡里,不可能亲身游历文章中所述的地点。似乎为了证实陶渊明此文的写实性,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曾撰文指出,陶渊明因公务之需,差旅之便,曾驾扁舟溯沅水探访“武陵人误入石穴”的洞天,了解武陵避秦旧事[8]。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陶渊明到过如今闻名天下的“桃花源”景区——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因为在2011年的春天,多位专家在当地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时,面对主持人“陶渊明真的到过常德桃花源吗?”这一提问,无人敢于作出肯定的回答,而只能以“我认为可能来到”、“我不能肯定他来过”、“我看肯定来过,只要他在作品中提到了,写到了,那么他的心肯定来过,他一定来过!”等模糊的表态回应[9]

纵使如此,仍有人力图论证《桃花源记》是纪实作品。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记。今山下有潭名黄闻,盖闻道所说,遂为其名也。”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统一后曾置临沅县,桃花源即属该县,地点比“武陵”更具体明确。再者武陵人系船之地被后人命名为“缆船洲”,因船朽烂故又名“烂船洲”,传说黄道真弃俗居高吾山得道于桃源马石的钦山,此处有渔仙洞,是其修真之处。而南朝梁人伍安贫在《武陵图经》中也说:“晋太元中,武陵渔人黄道真泛舟自沅水溯流而入(桃花源)。道真既出,太守刘歆与俱往,则已迷路。”黄道真把所见所闻报告了武陵郡太守刘歆。据明代《嘉靖常德府志》载:“刘歆,旧志以为宋人,曾守武陵。按《陶渊明集》云,晋太元中,武陵渔人入桃花源,既归,处处志之,诣太守刘歆说其事,太守即遣人随往,寻向所志。”而且,《桃花源记》中提及的南阳刘子骥也确有其人,只是他在文中的出现对于证实“陶渊明是否亲历桃花源”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最近有人提出新观点,认为《桃花源记》来自陶渊明的一个美丽的误读——武陵古方志中记载:世传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黄道真确有其人,他初为渔人,后弃俗从道,成为一著名道人;黄道真家乡临沅高吾山流传一则“鹿穴传说”——有溪人射鹿,逐入一石穴,登梯上,豁然开朗,行人翱翔,出则斫树记之,复寻莫知其处;黄道真所向报告的武陵太守刘歆,方志中记为“宋时曾守武陵”,亦确有其人。由此可以推测:黄道真在弃俗从道的人生转变过程中,利用家乡鹿穴传说编造因捕鱼而入桃花源的故事,并报告武陵太守,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弃俗从道”的身价,但他的这一编造却成为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10]。(www.xing528.com)

不过,笔者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桃花源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而且这一现实很可能确实发生在当时的土家族聚居地区。理由有几点:其一,尽管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宣称,其地才是《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原型所在,但真正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桃花源”景区只有两处,一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另一处则是重庆市酉阳县的桃花源,两地都处于土家族的聚居地区,尤其后者更处于土家族的腹心地带,其景物特征跟陶渊明笔下竟然毫无二致。2009年5月,刘海贵教授带领课题组的学术人员前往酉阳考察时,课题组全体成员均到过该处参观,观看完毕后就有人不由自主地感叹:这里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模一样!其二,2002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发现的大量秦简,间接印证了土家族地区存在“避秦乱”的可能性。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典故世人皆知,此后秦朝的原始资料骤然中断,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而2002年六七月间在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秦简多达36000枚,提供了20余万字的文书档案,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延续到秦二世元年。考古界欣喜地认为这是继兵马俑以后秦代考古的又一惊世发现,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它的意义堪称复活了已经被湮没的秦朝历史。里耶是典型的土家族聚居集镇,这里罕见地发掘出数量庞大的秦简,说明该地在秦朝末期没有遭受大的战争破坏,人们选择这里或者其他土家族聚居地区避乱当在情理之中,而且从地理方位上看,龙山里耶距离湖南桃源县桃花源、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都不远。其三,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清朝前期的诗人、戏剧家顾彩曾应湖北容美土司田舜年之邀,亲身在土司领地居住了五个月时间,留下了流传至今的《容美纪游》,这部游记开篇就用大量篇幅论证“容美宣慰司就是古桃源地”,而顾彩的好友、著名戏剧大师孔尚任也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楚之地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有关这些,本书将在后续部分详尽论述。依据这些理由,笔者提出一个折中的观点:陶渊明年轻时曾在土家族地区生活过,如屈原一样感受了当地淳朴、善良、恬然自安的民风,退隐故里后把个人美好的愿望与自身经历结合在一起,为后人留下了“桃花源”这个理想国。现实生活中确实找不到一个地方与之完全吻合,毕竟它是诗人头脑中的仙境,但终究也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来自陶渊明当初在土家族地区的见闻,正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会长龚斌的一番话:“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是这样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但没有说上海人、江西人或者安徽人捕鱼为业,这说明了什么呢?他笔下的桃花源在武陵,他心中的桃花源在常德。”[11]的确,写作《桃花源记》时,陶渊明已然回归江西故乡,如果不是对于土家族地区还留有特殊的记忆,完全没有必要隆重地点出“武陵”一地,而历史上该地始终与土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有保留地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传播了土家族人民的生活情景,书中刻录下了土家族的生活印记。

图7-1 酉阳桃花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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