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地方社会治理：研究成果与社会整合

无论在汉人社会、非汉社会，村落社会、都市社会，还是处于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人类始终要面对关于维持社会结构正常运转的问题，社会本身都具备一套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整合方式，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组织内部的团结。学界有关社会整合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总体而言，在过去的研究中，解释社会整合的重要角度是从社会结构本身如何保持稳定入手。在这种解释路径中，研究者通常会指明在社会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从而分析这一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

这方面的研究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亲属体系研究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市场体系研究为代表。弗里德曼在对华南地方社会的分析中认为，宗族是该区域社会得以维系的原则，在单姓村的基本社会单位中，以房、支、户的分支结构的亲属关系达成整合，单位之间则通过共同祖先的追溯或婚姻关系来维系。他认为，该区域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组织方式，是与地处边陲社会、水利与稻作生产密切相关的。即在边陲社会条件下，人们需要结成共同体以满足土地开发和自卫的需要。当地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和剩余积累则有助于共同财产体系的运行，反过来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继嗣社区的发展，而宗族内部的贫富差距使得贫穷者需要通过宗族获取利益以改善他们的处境。当地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反国家行动以及宗族之间的世仇成为地方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中持久张力的来源（Freedman，2000）。因此，在弗里德曼的分析中，亲属关系是地方社会结构形成的主导性社会关系，他将经济动力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与弗里德曼齐名的施坚雅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把焦点放在区系研究上，用宏观的空间结构与历史分析中国社会，认为通过区系研究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市场区系，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他首先对市场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角色进行系统分析，市场能够向周围地区提供商品服务，能够把一定范围的居民整合为一个社区。施坚雅把市场社区分为许多层级，认为市场级序的理想状态是，高层地点在一个较大体系内容纳低层地点，并为后者提供当地无法提供的物品与服务。由此，他将社会体系描绘为空间上可见的，由大小市场社区组成的层级结构（Skinner，1998）。施坚雅将清代晚期的中国划分为九个区域，每个宏观区域内部包括级序的核心地点，并有其独立的经济发展周期。为了凸显市场体系的主导性，他还分析了国家行政网络与非正式权力对经济区系的依赖。在分析了清代的区位行政制度后，施坚雅认为表面上决定一切的行政机构仅仅是依附于区域经济空间的，区位行政体系的空间设置符合经济区域的结构安排。他同时关注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延伸范围与市场体系的关系。在他看来，非正式政治体系与经济核心地点的重叠反映在非正式政治体系的分布往往与区域人口密度有密切关系。在经济边际地区，人口较为稀少，而在经济核心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另外，经济需求与地点级序成正比。因此，在核心地区的中心集镇，非官方官员很集中；而在边际地区的中心集镇，非官方精英比较少（王铭铭，2005）。除了说明市场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关系之外，施坚雅还简略提到了宗教等其他组织以显示市场体系的主导性。他认为，市场中心因为聚集了丰富的经济资源，因此也汇集了寺庙、学校以及各种民间社团（Skinner，1998）。

当弗里德曼的“宗族”与施坚雅的“市场区系”标准对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的认识力不足时，来自台湾本土经验的祭祀圈研究则展示了信仰体系在地方社会运作中的整合力量，这一祭祀组织体系似乎被认为是具有主导性的社会结构。祭祀圈的研究发端于日本学者冈田谦的《台湾北部村落之祭祀范围》一文，文章主要讨论他在我国台湾士林地区观察到的“祭祀圈”现象。在他看来，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主神的居民所居住的地域，以一个大字为中心并联合周围一些小字而组成，这个圈子是居民祭祀、经济交易与通婚的范围。他认为，“欲知台湾村落之地域集团或家族集团之特质，必须由祭祀圈问题入手”^[45]，也就是说，施坚雅所描述的市场社区概念在冈田谦这里被称为祭祀圈。冈田谦这一观点在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施振民将祭祀圈概念延伸到地域组织，建构了台湾地方社会的祭祀等级体系。在这当中，最小的祭祀单位是角头，往上一级是庄，再往上是联庄。每一层级都是一个祭祀圈，许多小的祭祀圈联合祭祀一个更高级庙宇的神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祭祀圈，然后再往上推衍。林美容把施振民所说的祭祀层级体系拆成两个部分：大体在乡镇层级之内的为祭祀圈；超越乡镇层级的祭祀区域为“信仰圈”。二者在性质上有些不同。对这些研究者来说，这种层级结构就是台湾地方社会体系的主要结构。^[46](https://www.xing528.com)

而费孝通对江苏太湖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展现出了一个受经济体系主导的社区结构何以生成，在面对现代化变迁时又是如何保持自身结构稳定的实例。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描述了中国农民生活中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的关系体系，试图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地理环境、地方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但经济体系对社区的整合力量并非是唯一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是与其他制度，如亲属制度、财产继承等相互协调、配合而达到整体结构的均衡的。因此，在他看来，社区是一个组织完善、安排妥当的有机系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影响，构成了严密的整体。

同时，费孝通对江村经济生活的考察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农民生活，而是考察江村的生活在世界工业冲击下发生的文化变迁。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解，经济生活是社区中最基本的生活形态，然而，经济生活与社区中的其他社会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经济生活的维持和变迁会受到种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定，同时，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47]在《江村经济》中，具体的体现便是江村正在经历的原有家庭蚕丝业的萧条所带来的农民生活危机，江村社区传统文化和结构发生衰退和破坏。为了改变经济贫困化的局面，满足生活的需要，村民参与到改进家庭副业生产的合作工厂运动中，并促生了新的、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文化和社区制度，包括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变化。因此，费孝通的研究展现了社区结构在整体遭遇变迁而失衡时，各项制度如何依靠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在变迁环境下萌发出新的制度体系，维持自身的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