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亩传统：黎族社会治理

1954—1955年间，中南民族学院调查组选取保亭县的通什乡（福关、毛利、什勋村）、乐东县毛农乡（毛或村）、白沙县第二区毛路乡（牙关村）以及毛栈乡（番满村、什够村），共计7个以“合亩”为生产单位的黎族村落，展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黎族“合亩”社会的全方面考察。这份对黎族“合亩”制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合亩”的内部构成和“合亩”本身的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合亩”的规模

依据此次调查，通什乡福关、毛利、什勋村共有“合亩”27个，组成“合亩”的户数少有2户，多至13户，以3～6户组成“合亩”的最多。乐东县毛农乡毛或村和白沙县的3个村参加“合亩”的户数同样以3～6户占最大比例（表1.1）。

表1.1　福关等村的“合亩”组成户数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1954年中南民族学院调查资料整理。

另据研究者对白沙县毛贵乡什空等10个黎村的“合亩”情况调查表明，什益等7个村1950年前共有31个合亩（外有10个单干户），其中包括2户的8个，3户的7个，4户的5个，5户的8个，6～7户及11户的各1个。合亩最小的有2户，最大的有11户，一般是2～5户，占1950年前合亩总数的90.32%，占1950年后合亩总数的86.58%。^[3]因此，从以上1950年前对“合亩”制地区的调查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合亩的规模基本为3～6户。

事实上，这种合亩规模的普遍存在与当时黎民生产中的现实状况有关。因为随着“合亩”内部人口数增加，耕地面积未增加或增加得很少，从而使经济生产所得不够维持全亩成员的生活，或是亩内父子、兄弟间感情不合，尤其会有妯娌之间因出工早晚等日常生产中的问题而产生矛盾，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分家，即分亩。此外，研究者在白沙县牙关村的调查中还发现较特殊情况，该村的分亩缘于当时恶霸对当地黎胞的压迫，恶霸常处罚群众几十头牛或百块光洋，一人拿不出时势必要变卖合亩的公田，这严重影响了亩内各户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为了避免一人出事牵连他人，不得不分亩。^[4]

对于分亩，大部分“合亩”制地区黎民会有相似的、较为简单的仪式。如在乐东县，兄弟之间分亩要每人拿出一头猪、一坛酒，由亩头请村内的奥雅和亩头们喝酒，使大家了解分亩的情况并作以证明。^[5]毛贵乡亲属关系的“合亩”在分亩时要请奥雅主持祭告祖先的仪式，祈告“你们留下来的土地已经分了”，奥雅会对分亩的人说：“你们以后不要争吵，田地已为各家所有，自打主意，谁能干谁就能保住田地，有饭吃，谁不干谁就会失去土地，会挨饿。”^[6]

至于在纯血缘关系的合亩内部，多久会分化为新的合亩，“合亩”制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据1956年对毛道乡“合亩”制的考察，王老东合亩属于分化较少的一类。该合亩可追溯到9代前，当时王老东的祖先朴基死后分化为两个合亩，分别以长子和次子为亩头，随后每代的祖先死后都陆续分化出新的合亩。直至王老东高祖父的父亲开始，单独组成一个合亩，6代以来没有分化。这种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以家族为单位持续存在的合亩。据当地民众反映，在当时的情况下，经过2代或3代分化的合亩较多。^[7]

（二）“合亩”内部的人群结构

对黎族“合亩”内部人群关系的考察是分析“合亩”性质的重要条件，以下内容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民族研究者对黎族“合亩”制地区的调查材料入手，分析“合亩”组织内部的人群构成，进而为探讨黎族“合亩”本质作准备。

在本研究看来，个体黎民在农事生产上之所以采取“合亩”的组织形式，是与黎族社会关于家庭的观念密切相关的。因为在传统“合亩”制地区，黎族有分家的习惯，儿子长大成婚后一般会提出与父母分开居住，但都会居住在附近，只有未结婚的子女和缓落夫家的女儿才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到年迈时一般会由最小的儿子赡养。因此分家后黎族的一户家庭通常是四五口，有的少至两口，三代同堂的现象十分少见。而这种家庭观念影响至今，在当代我们仍能看到黎族社会以这类家庭居多。因此，黎族社会这一关于“家”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黎民在经济生产方面组成的“合亩”最初以家族或个体家庭为单位，以亲属关系为“合亩”人群构成的基础。那么问题在于，是否如以往“合亩”制研究所认为的“合亩”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亲属关系是不是“合亩”形成的最重要原则和出发点？如果不是，“合亩”制本身得以形成和延续下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在“合亩”制地区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合亩”制本身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进行全面分析。

首先，在1954年中南民族学院调查的保亭、乐东、白沙三县的61个“合亩”中，据调查者逐个“合亩”统计的资料显示，由亲属组织构成的“合亩”44个，占7/10；由混合组织构成的“合亩”17个，其中大多数又是以亲属关系为主体。^[8]我们从表1.2、表1.3可以看出在亲属组织构成的“合亩”中，旁系亲属关系占据“合亩”的主体。其中，牙关村的10个“合亩”全部由亲属构成，最大的9户，最小的2户。

表1.2　保亭县福关村黄老门“合亩”（亲属织织）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对“合亩”制地区的调查资料，1954年。

表1.3　白沙县牙关村“合亩”（亲属组织）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对“合亩”制地区的调查资料，1954年。

另一类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加入外来户的混合型“合亩”（表1.4、表1.5）。其中，毛或村的个别“合亩”中加入“龙仔”，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来户，而是“合亩”制地区“亩头”和外来“亩众”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龙公”、“龙仔”是汉语海南方言的叫法。黎语称“龙公”为“奥凡”（vok2fe：），有“做主人”的意思。“龙仔”则称为“奥伐”（vok2fat2），直译是“做穷人”的意思。“龙仔”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指在生活上贫困、失地或无地的农民为解决生产问题，投靠合亩，拜“亩头”为“龙公”；另一类是为在政治上得到有势力的村中领袖人物的庇护而拜其为“龙公”。我们在“合亩”中看到的“龙仔”指前一种。这类“龙仔”在经济上投靠“合亩”，又分短期投靠和长期投靠。短期投靠，常是欠了债，要在“合亩”内参加劳动还债，一旦还清债务，便可离开。这种“龙仔”不必改姓，待遇和一般亩众相同。所谓长期依靠，是指孤苦伶仃或因重大变故完全破产的农民，为了生活长期投靠富裕户，改姓“龙公”的姓，称“龙公”为父，称“龙公”的儿子为兄，终身参加劳动。这种“龙仔”参加“合亩”劳动时，如果未婚，则不能分得谷物，但“龙公”往往要帮助他结婚，婚后便可按户平均分一份稻谷。^[9]

从调查材料中，我们难以判断毛或村王大权“合亩”中的3户“龙仔”属于长期或是短期投靠，但可以推断的是，在当地黎民看来，这类“龙仔”或是养子与其他外来户一样，不被包括在亲属范畴之内。因此我们从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到，凡是有“龙仔”参加的“合亩”，都会被视为混合型“合亩”组织。

表1.4　乐东县毛或村“合亩”（混合组织）情况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对“合亩”制地区的调查资料，1954年。

表1.5　保亭县毛利村黄老纽“合亩”（混合组织）情况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对“合亩”制地区的调查资料，1954年。

其次，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5月在保亭县毛道乡、白沙县毛贵乡^[10]和乐东县番阳乡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合亩”制调查。1958年整风反右斗争后对这两乡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同时重点调查了保亭县通什乡。^[11]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材料中，我们看到“合亩”内部的人群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组织成员间的血缘关系逐渐减弱。(https://www.xing528.com)

根据这一时期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到，随着“龙仔”等外来户的加入，通什、毛道乡的“合亩”中非血缘关系的户数、人口增多。在通什乡的57个合亩中，非血缘关系的合亩为32个，占56.14%，毛道乡的非血缘关系合亩也达到半数（见表1.6）。

表1.6　通什、毛道两乡“合亩”血缘关系统计表

资料来源：《黎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资料》第四分册，逐合亩普查，1958年。

另据对白沙县毛贵乡的“合亩”制情况调查，1947年该地区“合亩”的组织形式为：父子亩7个、同胞兄弟亩5个、同胞兄弟及其儿子组成的合亩14个以及包括非血缘关系的“龙仔”参加的合亩4个。在合作化前夕，该地区除了以上的“合亩”形式外，出现了4个非血缘关系的朋友成员的“合亩”，包括番满村的王贵立合亩、王贵申合亩、什益村的王元才合亩和王元宝合亩。^[12]同时调查者于1957年在番满村看到的情况是，在由31户组成的“合亩”中，其成员全部属于不同的血缘单位。

此外，笔者在2011年对五指山市冲山镇（属原保亭县三区范围）的“合亩”制情况田野考察中，曾向村民了解历史上“合亩”的组织形式。据村民回忆，番茅村黄丽蔡（化名）家族自高祖父起形成合亩，当时合亩的构成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同时吸纳部分外来者。外来户加入合亩后也被视为家族成员，同样被认作同族兄弟，并不区分对待，共同遵守本族不通婚的社会法则。1950年后，尽管家族中的“合亩”解散，但当时定居下来的外来户与黄丽蔡（化名）的族人仍以兄弟相称，并住在同一个村中。

同样，番茅村黄洪昌（化名）家族的“合亩”也曾加入一些投靠的农户，在讲述与外来户之间的关系时，他说道：

过来投靠的人也是我们的长工，也是佣人。但我们这边的人都以亲戚称呼，比如说年龄小，就称为儿子，差不多大的就称为弟弟。生活上都一样，我们有吃的都会平均分给他。如果到结婚年龄，也会出面帮助。反正投靠的人来了就等于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了。就和我们一样了，地位也是一样的。

与番茅村相邻的红雅村也是历史上的“合亩”制村落。据红雅村前支书黄乐柏（化名）介绍，其父辈所参加的“合亩”属于短期投靠亩头的情况：

我父亲一辈是逃荒到这里才认识亩头的，就跟着干工了，像打工一样。一般是认作兄弟，几年就几年，想住就住，不想住就走。

合亩不一定是家族的人在一块，自己开多少就种多少。以前的情况是，都有个亩头，有钱、有地、有牛的，我们几个人就跟你种田，到收获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点点。在一起种山栏、种水田。如果不想和亩头种，那就自己种。

亩头不是选出来的，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有地，有牛。我们是投靠他，过来谋生的。

综观之，从1954年对黎族地区61个合亩的调查到1956年扩大范围的调查，“合亩”内部的人群结构从以亲属为主体，过渡到更多的是以地缘关系为人群连结的纽带，血缘力量不如黎族社会早期那么强大。加上笔者在田野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可以认为，以家族为单位的“合亩”组织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其形式更为复杂，内部构成的人群不仅限于亲属关系，出于生计的需要，几户黎民组成“合亩”共同耕种土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同时，这种组织形式从“合亩”制地区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也有所体现。

（三）亩内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

“合亩”时期耕作的土地包括水田、旱田、山栏地、坡地和园地。从比例上来看，以“合亩”为单位种植的主要是水田、旱田，种植山栏时一般也会以“合亩”的形式进行，但只有规模较小且由亲属组成的才以“合亩”为单位进行，一家一户单独进行的较为常见。坡地和园地基本由黎族个体小家庭自行耕种，如在住屋附近种植瓜类、豆类、青菜，也会夹杂种几种不同作物。

“合亩”内的耕地来源一般可分为三种：“祖遗田”、“伙买田”和“私有田”。所谓“祖遗田”，是指祖先流传下来的耕地，属父子、兄弟共有。在亲属组织的“合亩”中，以“祖遗田”居多，因此在分亩时，常常会举行祭告祖先的仪式。而几户伙有和一户私有的占有情况分几种：有的是所有者用猪、牛或光洋买来的，有的是组织“合亩”成员开荒得来的，也有雇工开垦的。据调查，土地归几户所有的情况较多存在于外来户较多的混合组织的“合亩”中（以2～4户伙有的占大多数），^[13]这些耕地交由“合亩”集体共耕。1户私有的情况广泛存在于吸收“龙仔”的“合亩”中，“龙仔”绝大多数是因生活所迫前来投靠“龙公”的，因此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类耕地属于“私有田”。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历史上番茅村黄采柏（化名）家族的耕地属于本家族自己开垦的情况：

有钱的地主他们就买田了，穷人没钱就自己开发地，能开水田就开水田，不能种水田就上山砍山，刀耕火种就是这样。砍山、用火烧、把种子播下去，像“刹、刹”这样子，就点下去种子，下雨了（种子）就自己生，这个我们这里就叫做山栏。

在山上砍山就种山栏，在地下开荒一点点就种水田。有钱的大地主就买人家的田，雇人家来种。过去有牛的就用牛犁田，没有牛的就用人挖。我们家族山栏和水田都自己开，还给人家打工的。有牛的会用牛来踩田，踩烂烂的时候就插秧，没有牛就人来挖。

同属番茅村的黄洪昌（化名）家族的山地是租来的，水田由本“合亩”组织耕作：

我们这边都是租人家的山地来种，代价是一缸山栏酒、一头猪。我们家族主要是水田多，山地我们就只有一小块，其他山地都是红雅村的，我们种山栏稻都是去租人家的地。比如说一块地，山栏我们已经砍空了，不能种了，我们就种豆角、玉米，都在山地上种。水田只能种稻谷，因为那时候收成不是很多。水田和山栏的生长期都是一样，都是3个月。

牛只是“合亩”时期仅次于耕地的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合亩”制地区，牛只不仅用于劳作，而且是财富的标志和交换的媒介。牛一般分为耕牛和非耕牛。耕牛一般以水牛为主，黄牛除少数用作耕田外，绝大部分当作家庭或合亩的财富。每逢婚丧活动和“作鬼”仪式，黎民多杀水牛来祭鬼，在节日喜庆时间多杀黄牛，因此牛的消耗量很大。牛只（包括耕牛和非耕牛）的占有也分“合亩”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形式。在亲属组织的“合亩”中，耕牛是祖先留下的，为兄弟共有，一般不分。混合组织的“合亩”牛的私有比较普遍。

除了耕牛之外，“合亩”成员从事“合亩”的集体生产时，都使用自己的工具，归一家一户私有，损坏后也由自己负责修补和添置。

（四）“合亩”的具体运作

明确了“合亩”内部的人群构成、生产资料所有的形式等情况后，接下来需要了解的是“合亩”如何组织黎民的生产和生活。本书前面已经简略提到，每一个“合亩”有一个亩头，负责“合亩”的生产、生活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杞方言黎族将亩头称为“俄布笼”（go2），亩众之间都互称为“通英翁”（tho：）。^[14]

亩头都是由有能力的长辈担任。在纯血缘组成的或是以亲属关系为主体的合亩中，亩头是按辈分、长幼轮次的，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而在混合组织的合亩中，亩头一般是大家公认有能力的人。对当地黎民来说，作为亩头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已婚，同时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懂得领导和指挥生产，能够执行生产前后的宗教仪式。这是因为黎族农业生产上的很多禁忌需要亩头来完成。例如，按照耕作习惯，在犁田开始的前一天黎明时，要由亩头到田里来回犁两次，随后亩众才能出动。亩头的妻子在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方面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她与丈夫一起执行生产方面的各种仪式，同时也是亩内妇女劳动生产的带头人，如拔秧、插秧、割稻、捻稻等都由亩头妻子领头，妇女们才跟着下田劳动。

在以亩头为家长或领导者的具体农业生产中，十分强调性别分工。男人从事粗重劳动，如犁田、耙田、挑担、砍山栏、戳山栏穴等，女人负责较轻的农活，如拔秧、插秧、割禾、下山栏种等，以及承担日常家务劳动，如舂米、挑水、煮饭、饲养家禽牲畜和照顾小孩。在一些“合亩”制地区将这种自然分工视为不当，因此，在耕作中，黎族男女的工作彼此不相混合，极少互相帮助。只有当妇女从事田间劳动时，日常家务才由男子承担。老幼则各按其体力条件承担不同的工作。年幼的大多放牛、帮忙家务，年老的大多赶稻田的麻雀、引水灌溉水田、照管小孩等。因此，每一“合亩”内部的耕作严格依照这种分工进行，男女各干自己的“工”。

“合亩”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情况相适应，也是多种形式的。对于全亩共耕的产品，由亩头主持平均分配。按黎族传统习惯，在全部产品中，要扣除几项稻谷：种子、“稻公稻母”、“留新禾”、“酿酒粮”、“公家粮”。其中，“稻公稻母”是一种“合亩”制地区黎族的生产习俗。黎语称“vui tsang”，意为“五谷的灵魂”，据说是只有亩头一家人可以吃，否则对来年生产不利，同时不能出卖、转让或赠送，但可以拿来救济亩内的困难户。^[15]对于“合亩”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或几户伙同进行生产所得的产品，如种植薯类、瓜菜，养殖家禽家畜所得产品，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和牛租等其他收入，均归该户或几户所得，不归“合亩”分配。

笔者在番茅村调查期间，听黄进香（化名）讲述到祖辈“合亩”时期的分配情况：

收割回来，那时候不是靠收割机而是用手直接割稻穗，然后就回来把麦穗绑起来，晒干，大家就分了，各家拿回去自己存放。我们搞一种竹墙，然后把麦穗往上面一垒一垒地放。一把一把地晒干，不像现在这样用机器打成粒。我们山栏和水稻都是这样做的。

番茅村有些村民也回忆说，当时每个“合亩”都会有粮仓，“有时候也不分配，仓库就在那，反正谁没饭吃谁就拿大桶来装米，就可以拿回家了”。

除“合亩”内部的互助合作关系之外，“合亩”之间在农业生产上也是可以互助的。在对乐东县番阳乡的“合亩”情况调查中我们看到，空透村张亚文父亲合亩与张亚空父亲合亩，张亚空父亲合亩与张仔竟父亲合亩，万板村徐柏磊合亩与徐阿湛合亩都有过互助捻稻或开垦坡地的情况。这种“合亩”之间的互助不计工资，被助“合亩”在农事完毕后往往杀猪或牛请酒作为酬谢。此外，“合亩”之间也有劳动力调节情况。例如，抱隆村王佰比合亩缺劳动力，经与王老万合亩商量，征得王成弹同意，把王成弹调来参加王佰比合亩，万板村徐柏磊合亩与徐阿湛合亩之间也有过同样情况。^[16]

“合亩”除了作为黎民农业生产的组织单位，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发挥着彼此互助、解决生活难题的作用。调查材料显示，在“合亩”内，亲兄弟间有人缺粮或遇到婚、丧、病等大事，其余兄弟一定主动帮助，以后有就还，没有也可以不还。除亲兄弟外，一般是有借必还，但一律不限期，不计息。有亲友来访时，原则上由各户各自招待，但“亩”内各户有时也轮流邀请，款待酒饭。如亩头有亲友来访，在亩头杀猪待客时，各亩众每人要带一些酒来共饮。以后各户又轮流邀请客人到家中，以猪、鸡肉招待客人，而亩头和其余亩众也带酒去共饮。^[17]同时，在亩头或亩众修建私人房屋时，全“合亩”的人都会主动帮忙，不要酬劳，只是在新屋落成后，屋主会在新房入住当天杀猪备酒款待大家一餐，这种互助习惯至今在黎民建房时仍能看到。

此外，打猎也是传统黎民的生计来源之一，村民经常以“合亩”为单位集体上山打猎，打猎得来的山猪、山鹿等常由全“合亩”或全村的人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