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唐代开始卷入东西海上贸易之中，但这种卷入还是有限的，海南海外贸易的更大发展是在宋代，即借由香料、牛只的商贸往来，海南卷入广州至阿拉伯的长程贸易体系和北部湾贸易网络之中，[46]并对岛内经济文化产生影响。
（一）岛内航线的发达与港口的兴起
入宋以后，海南与内陆贸易主要有三条航线。[47]一是雷州到海南，从徐闻县递角场出发，“一帆济海，半日可到”。[48]二是广州到海南。据朱初平奏章上说，广州是“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49]《宋史·张鉴传》中载有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之”。[50]三是泉州到海南。古代海南不仅仅与广州通航方便，随着泉州港兴起，两地商船往来也较为方便，如宋时泉舶“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51]由此可见，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海上航线为海南岛参与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代时，澄迈的石攫港已成为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它既是海南与大陆的进出海港之一，同时也是东西往来海舶中途避风和候风的良好港湾，因而成为海舶荟萃的寄泊处。[52]据《太平寰宇记》载，商船从琼州经崖山、新会县而至广州，“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舡本州岛石攫水口驻泊处，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53]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有记载：“海口有汉两伏波庙，路博德、，马援祠也，过海者必祷于是，得环珓之吉而后敢济。属邑五：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名包头，下等名疍船。”[54]这表明宋代时岛内已有多处供贸易往来停泊的港口，为海南海上贸易活动的活跃创造了条件。
（二）香料贸易的兴盛
《诸蕃志》为记载宋代海南的风土物产、文教风俗的重要史料，其中尤其关注到海南香料，“海南土产，诸蕃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笺沉等香，味清且长，瓊出诸番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55]
事实上，海南香料的质优早已引起朝廷和商人的关注。苏轼在《沉香山子赋》中称赞海南香：“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顾占城之枯朽，宜鬓釜而燎蚊。”[56]《岭外问答》卷7《香门》中也有记载：海南上等沉香“价与白金等……唯登流眉者可相颉颃”。因此，每年难以数计的商舶往来琼岛，将香料贩往大陆及海外各国，极大地刺激了岛内的香料生产。
丁谓（966—1037年）本为宋真宗时代权臣，在仁宗即位后被贬谪海南，谙熟香料。丁氏记录道：
大中祥符初，奉诏充天书扶持使。道场科醮无虚日，永昼达夕，宝香不绝，乘舆粟谒则五上为礼（真宗每至玉皇真圣祖位前，皆五上香也）。馥烈之异，非世所闻。大约以沉水、乳香为末，龙香和剂之。[57]
除了史载中香料满足宋代宫廷“道场科醮无虚日，永昼达夕，宝香不绝”的需要外，香料还有重要的财政意义。据林天蔚考证，宋太宗、宋真宗两朝，香药每年收入约五十万贯，时全国总收入在一千六百余万贯至二千六百余万贯。在宋代三百年中，各国来朝贡香药以真宗时最多，共达四十二次。[58]
丁谓《天香传》中记录了海南黎峒之人采香与贸香的情况：
上圣即政之六月，授诏罢相，分务西洛，巡遣海南。忧患之中，一无尘虑，越惟永昼晴天，长霄垂象，炉香之趣，益增其勤。素问海；南出香至多，始命市之于间里间，十无一有。假版官裴鹗者，唐宰相晋公中令公之裔孙也，土地所宜悉究本末。且曰：“琼管之地，黎母山酋之，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此山，甲于天下。然取之时，售之有主，盖黎人皆力耕治业，不以采香专利。闽越海贾，惟以余杭船即市香。每岁冬季，黎峒俟此船，方入山寻采，州人徙而贾贩，尽归船商，故非时不有也。”[59]
这段史料表明，虽然当时海南盛产香料，但黎人仍以农耕为主，“非时不采”，只在闽浙商人来购买香料时，才“入山寻采”，故香料“非时不有”。(www.xing528.com)
但到了南宋时期，如林天蔚分析，香料价格昂贵，加之渡江之后，版图日蹙，收入减少，香药的收入占朝廷财政收入的1/20～1/10。[60]香料在财政中所占比重高于北宋时期，因此在南宋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中，贸香已成为黎入主要的生计来源之一：
（海南）环拱黎母山，黎獠盘踞其中，有生黎、熟黎之别。地多荒田，所种杭稌，不足于食，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61]
这同时说明，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香药、宝货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使用刺激了对香药的消费需求，海南沉香等物运至杭州可获十倍之利，在厚利驱使下，很多人放弃稻作，成为香药种植专业户，[62]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南岛内的经济结构。
总体而言，海南在宋代已被纳入更为广阔的岭南区域经济交流版图之中，其中，岛内的香料贸易成为广州至阿拉伯长程贸易路线中的重要内容，并将黎峒社会与朝廷的财政体系紧密连接起来。值得关注的是，贸香活动对五指山腹地黎区的影响虽不及对琼岛外围东部、南部地区的影响大，但黎民同样参与到商贸活动之中，日常生活也受到这一贸易往来的影响，其交换活动主要在岛内与省民交易，即“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63]“每遇寅酉出城贸易”，[64]黎人以沉香、缦布、麻皮等特产换取省民的盐、铁、鱼等，从闽浙湖广而来的岛外商人则从省民手中购买香药等物。因此，可以说，宋代时期海南岛中部的黎民也间接参与到海南的海上商贸体系之中。
（三）牛只贸易往来
除香料外，牛只也成为宋代岛内的重要商品。《宋史·食货志》中记载：“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商船）自高化来者，唯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65]这表明，在当时海南的牛和米是岛内稀缺的，且主要由高州、化州运入。
牛只作为商品输入海南岛，不仅极大地变革了海南的农业生产方式，同时对岛内黎族地方社会风俗的形成与延续也有着深远影响。“屠牛治病”的黎族风俗在北宋苏轼贬谪海南时所著的《书柳子厚牛赋后》中有完整的描述：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后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者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谕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十五日记。[66]
此文显示，海南的牛主要从高州、化州输入，由于当地“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风俗，海南对牛有一定需求量。而这一风俗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五指山中部黎人的“做鬼”等仪式中仍对牛有一定消耗。同时，苏轼也提到了“香”与“牛”的关系，沉香用以“供佛燎帝求福”，“香必以牛易之黎”，即高、化商人向黎人购买沉香，并以牛作为交换，而黎人将牛用于祭祀。高、化二州位于高雷半岛，高雷半岛面临北部湾，因此，这种香与牛的交换表明了宋代时海南已参与到北部湾的贸易网络之中。
贺喜曾以历史上朱初平在“上海南税事疏”重新制定商船征税规则的记载，论证了历史上高州、化州的商人活动与海南岛日常生计息息相关。[67]朱氏曰：
海南收税定舟船之丈尺量纳，谓之格纳。其法分为三等，假如五丈三尺为第二等，则是五丈二尺遂为第三等，所减才一尺，而纳钱多少相去十倍。加之客人所来州郡物货贵贱不同，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不过一二百贯。其不等如此。而用丈尺概收税，甚非理也。以故泉、福客人多方规利，而高、化客人不至，以此海南少有牛米之类。今欲立法，使客船须得就泊琼、崖、儋、万泗州水口，不用丈尺，止据货物收税讫，官中出与公凭，方得于管下出卖。其偷税之人并不就海口收税者，许人告，并以船货充赏。[68]
从朱初平文中可见，在宋代海南活跃着两群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从泉、福、两浙、湖广而来的商人和从高、化二州而来的商人。前者从事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交易，从事贸香的商人也包括其中；后者为从事牛米交易的高、化商人。而正是这两类商贸活动，将宋代海南卷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对岛内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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