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海洋史研究推陈出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跨国或区域性的海上联系。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肇始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侵略，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法国殖民扩张，正为中越两国的官方和民间海上联系带来深刻变化。19世纪后期牵动朝野和国际关系的中法战争及法国占领广州湾租借地之举，其实也溯源自法国在东亚的多年殖民扩张。本文聚焦法国殖民扩张如何改变粤西南地区[2]与越南之间既有的海上联系，以打击海盗、发展轮船航线和殖民管治等手段推动新的海上联系。
清中期以后多股海盗出没在广东沿海，尤以雷州半岛一带的广州湾、硇洲岛和涠洲岛为巢穴，清军追剿海盗不仅是平定地方的内政问题，更不可避免地牵涉越南王朝和英法殖民者。关于清代华南海盗的研究，学界已多有论述，穆黛安[3]（Dian H.Murry）和安乐博[4]（Robert J.Antony）两位学者的作品可作为代表，他们指出18、19世纪之交，中越海盗的滋生得益于粤西南地区的贸易活动。有着相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深入探讨海盗团体的组织、活动和日常生活，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并非只着眼于官方话语下的“剿”与“降”。另一方面，他们提出不以“陆地”为中心，而以海洋及其周边沿海地区为焦点，超越地缘的界限和现代国家疆域的限制，从而更好地研究南海地区的互相联系。以雷州半岛和北部湾为例，亢东昌尝试具体的区域研究。[5]该文依次讨论雷州半岛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雷州海盗（以乌石二为主）的活动，以及官方对海盗的应对。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活动在粤西的海盗与越南西山集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下文亦将进一步剖析。
海上贸易是联系不同区域的重要途径，贸易不仅在港口之间进行，亦会对经济腹地带来多重影响。湛江本地学者陈国威和何杰[6]着眼文献、文物、民俗、华侨和海盗等方面的文化遗存，揭示雷州半岛与越南存在时段颇长、渊源深厚的历史联系。17世纪鄚玖和陈上川等华侨领袖率领民众定居并开拓越南南部的史迹，当时处于朝代变革的动荡之时，反映雷州半岛与越南素有民间海上联系。李塔娜指出，越南、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的海岸有着长期且深层的联系。这一区域的粮食运输和人口贩运、疫病传播以及文化亲缘，都指明中越“天然联系”的存在，这片水域更应该被认为是“乡村通道”，而非国际水域。[7]与之相应，葛兆光强调历史地理研究不应囿于当代的国家边界，应回到历史环境考察。[8](www.xing528.com)
正如李塔娜将19世纪末法国租借地广州湾与北部湾水域数百年来的历史往来相联系，研究者应该重视西方殖民扩张所带来的转变。陈钰祥将海盗问题置于与西方殖民国家的关系之下进行讨论，其认为鸦片战争前英国人积极吸收海盗作为内应，而战争后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则致力剿灭，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打击南海海域的海盗，亦使西方国家加强了在这一区域的殖民扩张。[9]Bert Becker关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北部湾（外文称为“东京湾”）的法国势力，尤其是法国航运公司Marty et d'Abbadie（称“孖地公司”）经营的东京湾航线。在多国公司激烈竞争的市况下，孖地公司依靠法属印度支那政府的财政补贴经营香港—广州湾—海防的航线，运输军事物资和人员。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商业手段，孖地公司的航线起到拓展法国势力范围的作用。[10]
综上所述，本文将着眼雷州半岛和北部湾海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补充若干外文材料和田野调查，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越两国海域之间海盗行为、经济联系和殖民管治三方面的海上活动。讨论中国政府、越南政府和西方殖民帝国等不同势力的介入，如何与地方社会争夺或协调利益，共同作用于近代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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