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殷
魏晋至隋唐是士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1]，社会的各个面向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士人群体构筑中古社会底色的背景下，士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也得到学界关注[2]。如何理解居地空间变迁的原因并进一步挖掘士人居所折射的政治内涵[3]？首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一书已经对杜氏家族的族源、诸郡望的发展变迁、家学、族产、居所变动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对杜牧居所问题也有涉及[4]。笔者在此基础上尝试以中古世家大族京兆杜氏的代表人物杜牧为中心进行更加细化的考察[5]，观察士族代表个体杜牧如何扮演官僚、士人、家庭成员等多重社会角色，以及如何应对长安、樊川、宦游各地不同生活空间的转换；探讨代表性的士族个体其人生经历所呈现的居住诸形态，沿着“政治”与“家族”两条线索进行深入挖掘，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借用双家形态理论[6]，分析居所背后隐藏的家国情怀与中古政治、社会结构变迁之关系。
一、聚焦安仁
《元和姓纂》京兆杜氏条言：“汉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阳，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7]京兆杜陵的郡望书写开启了汉唐间几个世纪的士族延续，更为杜氏家族所标榜。宋人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这样描述杜、韦氏家族在隋唐社会的地位：“隋唐都京兆，杜氏、韦氏，皆以衣冠名位显，故当时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二家各名其乡，谓之杜曲、韦曲。自汉至唐，未尝不为大族。”[8]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杜佑家族有如下的概述，对我们认识杜牧的成长背景似有帮助：
约计佑历事六朝，仕宦五十年，出入将相，屡遇戎寇……幼则生长阀阅之门，老则目睹昆弟诸子并登显位，且著述擅名，传至今千余年，部帙如新，裒然为册府之弁冕。孙牧又以才称，能世其家学。如佑，诚可云全福，自古文人，罕见其比！[9]
作为中古时代贵族之家的代表，拥有着如此显赫出身的杜牧，会有怎样一番居住情景呢？杜牧在大中四年（850）所作《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对自己早年经历这样描写：
某启。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庇，归死延福私庙，支拄欹坏而处之。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所记者，凡三周岁，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10]
我们将视角首先着眼于“安仁旧第”。长安的居住格局为东贵西富，南虚北实，而安仁坊位于朱雀街东第一街从北往南第三排，从地理方位而言，安仁里正应了唐人的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次关注居住人群，《长安志》中言：“安仁门，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万春公主宅。玄宗第二十五女，初降杨朏，又嫁杨锜。户部尚书、兼殿中监章仇兼琼宅。”[11]《两京城坊考》对居住在安仁里的人物进行了增补：“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太子宾客、燕国公于頔宅、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宅、太保致仕、岐国公杜佑宅。”[12]安仁里的主人均是王族显贵与高等士族，物化的寄托与显赫的地位互相定义，共同成就了安仁里的政治空间。“时父作镇扬州，家财钜万，甲第在安仁里”[13]。荣新江考证杜佑任淮南节度使而坐镇扬州是在贞元六年（790）至十九年（803）间，并认为京兆杜氏的这所甲第并不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而是坐镇扬州时发了财，得以在安仁坊这样好的地方置办了一所甲第[14]。对于投身官场的士族而言，能够在京城长安拥有属于自己的宅第，将会在未来给自己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长安不仅仅是郡望所在“私”的情感宣泄，更是渗透着维系家族政治地位、施展政治才华体现“公”的象征意味。
杜牧作于开成五年（840）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中言：“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15]在门第、郡望凸显的中古社会，京兆杜氏拥有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杜牧所作《唐故复州司马杜君墓志铭并序》载：“岐公外殿内辅，凡十四年，贵富繁大，孙儿二十余人，晨昏起居，同堂环侍。”[16]此为杜佑在世期间，京兆杜佑房聚族而居、集体生活的热闹景象[17]。不仅如此，安仁里还杂居着杜氏同族的不同支系。如《唐故尚食奉御杜偁墓铭》略云：“朝散大夫守殿中省尚食奉御上柱国京兆杜公讳偁，字正卿，户部郎中赠刑部侍郎良辅孙，丹王傅赠尚书右仆射縯长子，年六十七，大和元年十月九日终于安仁里第，有子七人。”《杜偁妻崔氏墓志》载：“其元和十五年五月廿六日殁于安仁里杜氏私第，长庆元年二月五日葬于少陵原，从杜氏之先茔也。”[18]京兆杜良辅、杜縯、杜偁一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元和姓纂》皆不载。尽管出土文献提示的信息在传世文献中无法佐证，但是记载墓主人亡故时间与地望应讹误较少，据此可以推断出杜偁一家至迟在元和十五年（820）已经居住在“安仁里”了。杜氏家族作为唐代中后期仍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名门望族，在依托首都长安实现“中央化”与“城市化”的同时，不忘延续“杜氏大族，枝蔓蝉联”同宗不同支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聚族而居”这种生活形态不仅体现在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杜佑家族，《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同样描绘了杜曲附近杜氏其他家族成员聚居的情形：
每出国门，未尝公服，导从辈悉令简省，刍荛者莫止唐突。及栖弊陋，时会亲宾，野老衰宗，啬夫游徼。亦同列坐，或与衔杯，由是尽得欢心，庶将洽比乡党。其城曲墟落，缁黄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19]
杜曲有南杜、北杜之分，南杜又名杜固，位于潏水南岸，南倚神禾原；北杜即杜曲，在潏水北岸，北依少陵原，隔河相望，均为诸杜居所[20]。杜佑一族因其煊赫的政治地位，紧紧依托政治中心的长安，而那些没有成为官宦的其他杜氏成员，则继续生活在长安城南的杜曲等地，维系士族的根基，代代书写着杜陵的郡望。杜佑作为京兆杜氏盛极一时的代表，与生活在城郊之南的“野老衰宗”依然往来密切。虽然杜佑家族居所在长安的安仁里，但是他仍旧想方设法地维护其家族肇兴之地。杜佑在世期间，杜氏家族保持了祖孙三代、同宗不同支系聚族而居的特点，并且较为有效地维持了“城内安仁、城外樊川”的双家形态。
杜牧在安仁甲第的荣耀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少多疾病，终驾部员外郎任上”[21]。杜牧的父亲杜从郁在杜牧十来岁的时候去世。“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庇，归死延福私庙，支拄欹坏而处之”[22]。杜牧在安仁里的住宅，应是继承祖父杜佑所得。至于缘何酬偿息钱为他人所有，以笔者目前所见文献不得而知。尽管杜牧将其继承的宅地转与他人，安仁里的住宅依然保存在杜氏家族手中。依据西安新出土唐《杜式方墓志》与杜式方妻《李氏墓志》记载：“李氏卒于以大和七年（833）四月二十五日弃孝养于京师安仁里。”[23]我们发现，在杜牧离开“安仁里三十间屋”后，杜佑家族杜式方一房依然在安仁里居住，维系着往日的荣光[24]。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折射出杜牧早年的生活经历。“八年中”应为从元和末年（820）杜牧转卖祖宅到进士及第的大和二年（828），其中一个“徙”字精妙地表达了杜牧在祖父、父亲去世后的生活状态。在这八年中，杜牧具体住在何处？笔者认为这段时期杜牧并没有任官，借住与租借的可能性最大。贞元长庆年间在京城租房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则是由于举子、选人、官员、商客等流动频繁，再则是由于租房便宜而买房贵[25]。如唐贞元十九年（803），时任校书郎的白居易租住在常乐里，他在《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首中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26]而诗人张籍在《赠令狐博士》一诗中言：“头白新年六十余，近闻生计转空虚。久为博士谁能识，自到长安赁舍居。”[27]在杜牧留下的诗文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这段时间租房的实际证据，“十徙”的次数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我们仍旧可以窥探杜牧早年生活的漂泊不定与寄人篱下的无助之感。值得留意的是，“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即使离开安仁甲第，迁居他地，杜牧依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奴婢，他还在苦苦维持一种大族的姿态，在落魄中依稀渴求维护往日的尊严。此后的生活与祖父、父亲在世时期，每日居住在安仁甲第无法同日而语，想必杜牧心中定会有很大落差。
关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的“延福私庙”[28]，表明杜牧在离开长安甲第后，曾经在“延福私庙”居住过。《增订两京城坊考》增补了居住其中的人群，“宗正卿右翊卫大将军淮安靖王李寿、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王承业、潞州黎城县令孔硅、朔方军节度副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光禄卿上柱国五原公燕王慕容曦皓、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东京副留守濮阳郡开国公杜府君、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发”[29]。由此可见，延福坊的居住群体与之前的安仁里“皇亲外家”相较，似乎稍有逊色，但是作为祭祀先祖的家庙：“在唐代，家有庙在长安，象征一种高尚的社会地位。”[30]《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又据《石林燕语》载：“文潞公知长安，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一堂四室，旁为两翼。”[31]杜佑家族拥有两处家庙，而“延福私庙”很有可能是废弃不用之地，才有作者笔下“支拄欹坏而处之”的描写[32]。搬离安仁里甲第后，杜牧早期生活并无固定居所，杜氏宗族之旧庙成了一个临时住地。“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所记者，凡三周岁”。杜牧所在支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没落，直系亲属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系。
宅第与居所是考量个人和家族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物化寄托却代表了一种身份象征。杜牧早期的居住地点，以祖父、父亲在世时期聚居在甲第安仁里为分水岭。前期的童年生活，“安仁甲第，京城美之”彰显了杜氏家族显赫的政治声望，而后期暂住私庙延福坊，迁徙各地。早年的漂泊不定，更使得杜牧自身对安仁里有着无限的向往，这份历史记忆贯穿在杜牧的一生之中，究其缘由则是安仁里第折射出的政治象征与权力的辐射作用。
二、仕宦各地
大和二年（828）杜牧进士及第，因政治空间的不断转换而徙居各地。通过其自撰墓志铭可以了解杜牧的仕宦经历：
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周岁，拜中书舍人。[33]
唐代中叶以后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便是科举出身特别是进士科出身的人物[34]。宪宗朝以后，门阀通过科举有显著的增长[35]。杜牧凭借科举入仕，是门阀士族维持旧有荣光新的时代表现，这不同于京兆杜氏其他家族成员。依据正史与碑志记载杜佑三子皆门荫入仕，而杜佑孙辈中杜铨、杜悰同样依靠门第仕宦，唯有杜牧与其胞弟杜顗登进士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士族子弟在拥有政治特权的同时，也在不断调试自身以期适应时代转型的政治需要。梳理杜牧早期在长安的为官经历，先后担任“弘文馆校书郎，左武卫兵曹参军”。这期间杜牧均生活在长安，而据《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36]与《上宰相求杭州启》“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37]，可知杜牧早年在长安似乎没有固定居所，最大的可能是在任职期间居住在官署或者馆驿。文献所记载的旅社分布于兴道、务本、开化、长兴、永乐、靖安、通义等诸坊，集中于朱雀大街两旁，离皇城比较近，是入京铨选、公干人员出入比较方便之处[38]。
将视野转移到杜牧的外仕经历，早期在洪州、宣州的沈传师幕中，随后又入扬州、润州的牛僧孺幕中。他在《上刑部崔尚书状》中自言“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薄书宴游间”[39]，“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40]。江南宜人的美丽景色、开放洒脱的世风民俗，杜牧唯以宴游为事。随后，“拜真监察，分司东都”。《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中载：“赐第成官舍，佣居起客亭。自注云：‘某六代祖国初赐宅在洛阳仁和里，寻已属官舍，今于履道坊赁宅居止。’”[41]《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云：“益州长史南阳公杜行敏宅。”[42]据王力平考证此处，“杜行敏即杜牧的六代祖，其在贞观年间曾因平定齐王之乱有功，受赐洛阳仁和里住宅”[43]。杜氏家族的复兴从“赐宅”开始，我们可以借此体会居所背后的政治内涵，居所因为地理位置与居住人群的特殊构成，成为权力结构、社会地位的象征。唐后期，皇帝不再东幸洛阳，分司官除东都御史台外基本都成了闲职，这时的分司官员在选择住宅时，便可以只从生活方便与个人爱好的角度考虑了[44]。白居易曾经在《池上篇》中言：“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45]白居易笔下的履道里宁静祥和又充满乐趣，远离了长安的政治喧嚣，士人可以在洛阳追寻一方乐土。虽然杜牧笔下并无过多词语描述，但从社会生活角度着眼，这里的居所生活应是恬静而怡然自得的。
洛阳仕途并没有持续很久，中年以后杜牧担任黄州、池州、睦州三州刺史，乃是“三守僻左，七换星霜”[46]。其在大中五年（851）所作《祭周相公文》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生活：
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岗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西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牧拾冤沉，诛破罪恶。牧于此际，更迁桐庐，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喑逼塞，行少卧多。逐者纷纷，归轸相接，唯牧远弃，其道益艰。[47]
杜牧还曾经单独描述过在睦州仕宦的经历：“某朴樕之才，粪朽之贱，遭逢盛业，三带郡符，自审事宜，实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过，不敢率然请告，唯念满岁，得保生还。”[48]而在大中二年（848）所作的《上吏部高尚书状》中更是将僻守小郡的生活做了总结：“人惟朴樕，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丘，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49]杜牧在担任三州刺史时，无限思念长安，感叹因官职的转变而带来的侨居之苦。不断的“易仕”经历，使得杜牧更加向往“渔钓一壑，栖迟一丘”的田园生活。挖掘其中深层原因，这种叹息更源自杜牧僻守小郡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难以发挥一己之才，才将这些失意情感转化在对居住地的评价上。不仅如此，杜牧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赡养家族成员的责任。作于大中二年（848）的《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载：
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50]。某前任刺史七年，给弟妹衣食，有余兼及长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处安活。[51]
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言：
伏以病弟孀妹，因缘事故，寓居淮南，京中无业，今者不复西归，遂于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强近，救接庇借，岁供衣，月供食，日问其所欠阙，尚犹戚戚多感，无乐生意。[52]
值得注意的是，从“病弟孀妹，百口之家”可以表明杜牧在外仕期间，虽然离开家族聚居地“安仁里”，但是杜氏家族的不同支系依然保持着这种聚族而居的特点，杜牧仍然希望可以保持其祖父在世时期的家庭结构，以自身经济力量维系家族支系生活。王力平认为杜牧时期大家族已有小房独立爨居，但这种分居并不彻底，传统大家族的观念仍在起作用[53]。累世同居在古代中国早有来自，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54]。累世同居使得家族的精英子弟聚集一堂，互相援引支撑，更能提升家族的整体影响力，进而辐射到长安的政治舞台中，虽然杜氏家族出现没落趋势，杜牧自身并没有放弃贵族之家的生存形态，依然百般维持。
杜牧作于大中三年（849）的《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中载：“他年雪中桌，阳羡访吾庐。于义兴县，近有水榭。”[55]杜牧任官期间，曾经在阳羡居住，此地不止一次出现在杜牧的诗句中，又如“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欲与明公操履杖，愿闻休去是何年”[56]。再如《正初奉酬》中：“一壑风烟阳羡里，解龟休去路非赊。”[57]留意其中“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与“解龟休去路非赊”句，终南山因其独特地望与人文景观汇聚了众多文人雅士。王静对此有精辟的阐述：“官僚权贵与士人来此的目的和心境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炫耀游春，后者是暂时的隐退，经历隐居的体验。”[58]杜牧将终南山与阳羡放在同一位置比对，可知其中意义，杜牧的祖父杜佑在长安城南拥有樊川别墅，之所以会选择水榭楼台的别业，一则可以解释无法施展政治才能的无奈，转换居住地可以相对释放压抑的心情；二则表明杜牧对于长安、樊川的情感寄托。年幼时期的杜牧曾经徜徉于樊川，在安仁里与樊川见证了杜氏家族的辉煌与荣耀。而今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安仁里三十间房屋也早已归他人所有，或许在寓居之地购买景色宜人的别业把之想象为樊川，在异地接着维系这种双家形态，更能实现对长安的政治诉求。
随后杜牧又有短暂的京官经历，《上宰相求杭州启》云“自去年八月，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言于鄙诚，已满素志”[59]。值得注意的是，杜牧在长安任职期间，竟然迅速地请求外仕。既然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地，为何又要请求调离？“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谋于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满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为如何？’”[60]供养家族的沉重负担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德宗两税法颁布之后，刺史的俸禄多少得益于所在治所的户口数量。杜牧对长安的依恋之深，却做出请求外放的举动，是现实生活的落魄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京城之职位已不能满足这一落魄家族的生活要求。经济来源的匮乏是这时期家族衰落的重要缘由之一，这里的忍痛割爱，更反映杜牧所在支系家族落寞的程度之深。
在《上宰相求杭州启》无果后，杜牧以“以弟病，乞守湖州”为缘由，连上三则求湖州启，最终实现，并在赴任之前留下了《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其中“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鱼归”[61]，杜牧希望在任期间可以有一番作为，获得朝廷的认可。一个“归”字，更表露了杜牧心系长安、心系故里的愿望。杜牧继承了祖父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希望通过自己践行这些思想，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重新振兴杜氏家族的门风，回到昔日荣耀的安仁甲第，回到象征权力中心的长安。
由于转卖了安仁里三十间房屋，即使杜牧在长安任职，他的仕宦经历也只能以居住官署或者借住、租住作为判断。分司东都选择洛阳的履道坊是杜牧早期为官时的文人雅致，而僻守三州小郡的情感宣泄，皆离不开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抗议，之后购买阳羡水榭，更衬托出杜牧对于樊川、长安的精神寄托。由于现实原因，在短暂的仕宦京城后，杜牧乞守湖州，然而实现家族复兴的内心诉求却始终如一。
三、终归樊川
杜牧在担任湖州刺史不久，即调回京师长安，并终于中书舍人任上。那么杜牧晚年的居住地又在何处，这样的选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权德舆在《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中载：
公之华宗，自汉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几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见积厚流泽，此焉往复。且公之心无町畦，寿若冈陵，昭融煊赫，未始有极。德舆谬陪众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间弦晦，以众美之不可以不纪也。承命遽书，刻于岩石云。[62]
长安城南是杜氏家族肇兴之地，杜佑更是在长安城南置办了樊川别墅[63]：“朱坡樊川，颇治亭观林芿，凿山股泉，与宾客置酒为乐。”[64]《王处士凿山引瀑记》云：“岐公有林园亭沼，在国南朱陂之阳，地名樊川，乡接杜曲。却倚峻阜，旧多细泉，萦树石而散流，沥沙壤而潜耗，注未成瀑，浮不胜杯。……曩滴沥以珠堕，今潺湲而练垂，又何以助清澜于荷池，滋杂芳于药囿。不易旧所，别成新趣。岐公乘间留玩，毕景忘疲，优游宴适，更异他日矣。王生之灵襟巧思，不其至欤？”[65]城南杜氏郊居因其历史渊源成为不可更替的物化象征，杜佑本人在兴建樊川别业时更强调了这种作用：
其城曲墟落，缁黄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群情既用，光荣老夫，唯增祗惧？[66]
杜牧笔下更是留下了樊川的诸多印象，贯穿在他的一生中。如杜牧在大和四年（830）由宣州入京时所作的《望故园赋》：“余固秦人兮故园秦地，念归途之几里。”[67]而《晚晴赋并序》：“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园。”[68]作者自比为樊川子，已然把自己与樊川融为一体。会昌四年（844）远在池州的杜牧，遥想樊川，心中顿生惆怅，写下“秦岭望樊川，只得回头别”[69]。杜牧无论身处何方，心中仍然对长安的安仁里与樊川有着无限的怀念。两处居住地的意义代表了杜氏家族曾经的兴盛，以杜佑为中心的杜氏家族曾是左右中枢权力的重要一脉，杜牧渴望自己可以延续家族荣耀，更是对长安政治中心这种象征意义的追寻。
杜牧不仅在外仕期间无比思念樊川，晚年更是“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70]。王力平最早关注到这一问题[71]。由此可见求湖州三启意味深长，《湖州刺史厅壁记》云：“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72]湖州大郡，杜牧在此任官，俸禄自然丰厚。《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中载：“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寿考自期，今更得钱三百万，资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无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73]“在唐代中晚期以后，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74]由此可见，资弟妹衣食只是其中原因之一，乞守湖州积累财富，修缮樊川别墅，同时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寄托。《樊川文集》序言的作者——杜牧的外甥裴延翰，记载了杜牧晚年在酒席间与他的一段话：“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实禄，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作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来未随此磨灭邪。”[75]已近暮年的杜牧将所有的精神寄托全部放在京兆杜陵的樊川别业，实质是对昔日繁盛的政治家族的追思。
杜牧作于大中六年（852）的《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一诗更是将自己晚年的生活情境绘制了一番：“邀侣以官解，泛然成独游。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竹疏还密，岩泉咽复流。杜村连潏水，晚步见垂钩。”[76]虽无友人陪伴，稍显寂寥，但是这样的闲适生活给杜牧的晚年带来了轻松与自由。杜牧早在大和八年（834）所作的《上知己文章启》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心愿：“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当以耒耜笔砚归其间。”[77]中年的向往终于在杜牧的晚年得以实现，樊川别墅成为杜牧的一方乐土。京官加别业曾为唐代官员的理想模式[78]，虽然难以再次拥有安仁甲第，但退而求其次，在城南拥有别墅也是一种心灵寄托。杜牧在这里守护着家族的最后一丝荣耀，双家形态的维护只能偏离一处。
值得一提的是，杜牧晚年在自撰墓志铭有这样的一句书写：“某年某日，终于安仁里。”依据上文的思考，既然杜牧在长安已经没有宅地了，为何要将自己的去世地点选在“安仁里”？分析其中原因，这是杜牧自己对安仁里、对长安的情感寄托。自撰墓志铭这种书写体裁，是杜牧自己对其人生的终极评价，对安仁里的政治诉求终于在墓志铭中得以显现。安仁甲第是长安政治权力的象征，作为活跃在中古历史舞台的京兆杜氏，曾经的辉煌似乎因杜佑的离世而失色不少。杜牧所在支系也最终没有进入核心统治阶层，杜牧自己却有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79]的政治抱负，为《孙子》做注，写下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等结合唐代军事形势又颇具建设性的传世篇章。遗憾的是，杜牧始终没有得到上层决策者的采纳与重用，重振京兆杜氏的决心与行动只能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品评，内心的苦闷与不得志充斥着杜牧的心灵。当临近作古之时，便将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宣泄出来，落脚在“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的安仁里，是杜牧精神世界的深层诉求与重振家族的最终呐喊。
四、结 语
本文以杜牧为中心探讨了其人生迁转各地的居所生活实态，发现杜牧终其一生，都在尽力维持从祖父继承所得的安仁里与家族肇兴之地樊川。但是随着唐后期社会形势的急剧转型，杜佑子孙在实现中央化的同时，大家族的生活状态也在不断演化。在这其中出现了个别士族的百般维持，如杜牧、杜慥兄弟。当士族的政治影响力被逐渐剥夺后，生存成为首要问题，维系大家庭的生活结构日益困难，士族子弟在积极与政权靠拢、苦苦维系家族枝繁叶茂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向小家庭过渡的过程。杜悰虽位极人臣，承杜佑之后，却早已移居别馆；杜铨则远离家乡，以躬耕为业。纵使杜牧毕生为双家形态的维护努力殆尽，也终归逃脱不了士族逐步衰落的历史图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注释】
[1]毛汉光：《中古家族的变动》及《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4～65页，第234～333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移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67页。前者指出士族的官僚化与中央化对中古士族变动迁移的影响，韩昇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士族的迁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既有向中央的集中，也有向地方的迁移，总的来说，是从乡村向城市的移动。
[2]相关研究成果可参看：［日］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庄》，《中国都市の历史的性格》，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VI集，1988年，第135页；甘怀真：《唐代官人的宦游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中心》，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第39～60页；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9～168页；黄正建：《官员日常生活的个案比较——张说与元稹的场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第四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1～433页；荣新江：《高楼对阡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第1～39页。
[3]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9卷，第85～128页；王静：《靖恭杨家——唐中后期长安官僚家族之个案研究》，《唐研究》第11卷，第389～422页；韩香：《唐代长安的旅社》，《唐研究》第15卷，第51～73页；马建红：《隋唐京兆韦氏居所考》，《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161页。
[4]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5]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缪钺：《杜牧传》与《杜牧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吴在庆：《杜牧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张金海：《杜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陈尚君：《杜佑以妻为妾之真相》，《文史》2012年第3期，第267～276页；胡可先：《“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第81～88页；王其祎、周晓薇：《望高天下：隋唐京兆杜氏再考察——以长安新出唐杜式方夫妇墓志为案例》，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7辑，2014年，第206～233页。
[6]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曾经描述过缙绅家族典型的“双家形态”：一个缙绅家族通常有一个乡村家和一个城市家。乡村家即家族田产所在，那里居住一部分族人，管理经营其财产，如向佃农收租等，乡村家是家庭经济的支持骨干。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Brill，1965，pp.44-45.
[7]（唐）林宝著，岑仲勉注：《元和姓纂》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11页。
[8]（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杜佑作通典”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16、817页。
[10]（唐）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9～1011页。
[1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页。
[12]（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7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式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4页。
[14]荣新江：《高楼对阡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象征意义》，第23页。
[15]《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162页。
[16]《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63页。
[17]王力平对这一聚族而居的现象已有揭示。详见《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第160页。
[18]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一五九《杜偁妻崔氏墓志》、一六七《唐故尚食奉御杜偁墓铭》，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9、512页。(www.xing528.com)
[19]（清）董诰：《全唐文》卷四七七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60页。
[20]吕卓民：《长安韦杜家族》，西安出版社，2005年，第196～198页。
[21]《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从郁传》，第3984页。
[22]《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09～1011页。
[23]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091页、1138页。
[24]相关唐宋家庭析产研究可参看邢铁：《唐宋分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5]黄正建：《韩愈的日常生活》，《唐研究》第4卷，第262页。
[26]（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7页。
[27]（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八五张籍《赠令狐博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34页。
[28]对于杜氏家族家庙问题的研究，详见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第155页。
[29]（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30]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3页。
[31]《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92页。
[32]甘怀真认为家庙原本是私家之庙，不同于宋元以后的祠堂，入祀者限于宗子一系，与祀者多是大宗子的大功亲之内，与宗族的关系较为疏远，所以家庙与家人实际生活密不可分。参氏著：《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3页。
[33]《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2页。
[3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章《论唐代的变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89页。
[35]［日］渡边孝：《中唐における “门阀”贵族官僚の动向》，《中国の传统社会と家族·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21～50页。
[36]《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09～1011页。
[37]《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3页。
[38]韩香：《唐代长安的旅舍》，《唐研究》第15卷，第62页。
[39]《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63页。
[40]《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12页。
[41]《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397页。
[42]《唐两京城坊考》卷二，第156页。
[43]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6页。
[44]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39页。
[45]《白居易诗集校注》，第2845、2846页。
[46]《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89页。
[47]《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09页。
[48]《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81页。
[49]《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89页。
[50]《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63页。
[51]《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19页。
[52]《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15页、1016页。
[53]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第165页。
[54]［日］守屋美都雄：《累世同居起源考》，《东亚经济研究》第26卷第3期，1958年，第82～95页。
[55]《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86页。
[56]《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55页。
[57]《杜牧集系年校注》，第595页。
[58]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第129～168页。
[59]《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21页。
[60]《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21页。
[61]《杜牧集系年校注》，第407页。
[62]（唐）权德舆：《权载之诗文集》卷三一《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2页。
[63]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中第四章“家族产业与樊川‘杜城郊居’”一节对此问题有详细论述，第153页。
[6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90页。
[65]《全唐文》卷四七七武少仪《王处士凿山引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87页。
[66]《全唐文》卷四七七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第2160页。
[67]《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7页。
[68]《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9页。
[69]《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30页。
[70]《杜牧集系年校注》，第3页。
[71]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第153页。
[72]《全唐书》卷五二九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第5372页。
[73]《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015、1016页。
[74]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73页。
[75]《杜牧集系年校注》，第3页。
[76]《杜牧集系年校注》，第210页。
[77]《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98、999页。
[78]［日］日野开三郎：《唐代先进地带的庄园》，自家版，1986年，第37～53页。
[79]《杜牧集系年校注》，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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