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https://www.xing528.com)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M．S．Bates）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的，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
贝茨、斯迈思（Dr．Lewis、S．C．Smythe）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惨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到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捕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到集体屠杀，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万二千这个小数目。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十五日为止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所发生的惨状这样说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内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
记者德丁说，在南京市的南部和西南部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战斗人员被杀，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华门入城的第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进行扫荡战所造成的悲惨结果。
第六师团的行动区域是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面至城墙，北面至安全区。但谷师团长却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由于中华门附近已成为激战地区，在被告的部队入城时，居民已逃到别处避难。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师团就在空房子里住宿。所以没有一个居民遭受我官兵的迫害”。其证词是说，在他所负责的地区内几乎看不到受迫害的对象——居民。就是说，在那里的市民生活中，没有混入“便衣兵”，因而自然不会搜捕残兵败卒了。
然而，在松平鹰史编写第六师团所属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却这样写道：“该部队在占领南京时，以四眼井高地为中心，用主力部队彻底扫荡了穿便衣的残兵败卒”。在熊木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中也这样说，从十二日到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上的战斗中，据说同四千名中国兵作战，对方死伤了一千五百名。这次战斗，包括了城内的“扫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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