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都兽性化了。
当时,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 Japanese conflict.Shanghai,1937 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0.1%,或0.5%,至多1%。即使承认1%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10万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么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1%,即有4000~5000人。如果有5000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甚。”(《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〇〇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的日本兵,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〇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https://www.xing528.com)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五味川纯平[6]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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