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的变迁：英国专业职业知识与国家、大学、工作场所关系

David Scott，Andrew Brown，Ingrid Lunt，Lucy Thorne

专门职业理想意义上的典型模式，包括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该职业工作场所内的劳动分工、准入文凭与职业内部的流动晋升以及能够发放文凭的教育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基于高等教育机构（Etzioni，1969；Freidson，2001；Millerson，1964；Saks，1995）。此外，在决定专门的知识体系、从业者获取知识的方式这些方面，专门职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力。Whitty 将这种独立于国家的自治描述为“专业授权”，这是专门职业与国家间的协议，决定了专门职业的独立与自治程度（Whitty，2001）。这涉及与社会的“特殊关系”（Skrtic，1991：87），其本质是：

这些专门职业比其他社会团体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们）设立自己的标准……与艺术、贸易或商业相比，它们受到更少的限制。作为回报，这些职业被期望为服务公众，并执行一套高标准的行为与规范准则。

这种“专业授权”或“特殊关系”受到三种不同方式的塑造：第一，专门职业与国家之间协商达成的自治程度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重新谈判；第二，专门职业的主体可能会分裂，一个职业发展出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多种替代形式，进而与国家形成不同的关系（Whitty，2001）；第三，该专业的思想基础可能发生变化。正如Hanlon 所指出的那样，专门职业拥有善行理念（ideal of beneficence）的特征，在这种理念中，人们相信专家会为客户机构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一种“商业化了的专业主义”所取代，对收益率的追求意味着一些客户比其他客户更受优待（Hanlon，1998）。

然而，学术研究并没有深入讨论专业主义的流行，也没有深入讨论某些特定的职业（occupation）进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种种尝试（Whitty，2001），在此过程中，这些职业（occupation）寻求的是专业的（professional）地位与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报。因此，专业化可以被理解为职业（occupations）内的成员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其目的在于拓展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支持他们特定的实践认识论，并确保他们得以持续存在的手段。这些策略之一就是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大学对成就的认可，既是对个体学习的承认，也向个体所属的专业赋予地位，其目的是为劳动的职业分化建立更强的区隔。然而，这意味着专门职业受到了外部机构（大学）某种形式的控制，而外部机构反过来又受到国家的管控。

本章将重点关注教育与工程这两个职业领域在博士层次上的专业学习。本章的资料证据源于英国的两个专业博士项目EdD（教育学博士）与EngD（工程学博士）。本章将讨论与专业博士学位相关的知识生产场所（研究、教学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展示在每个场所回应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过程中，知识如何得以重构。本章也将特别关注这些冲突的解决又如何影响着该职业专门知识体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专门知识的生产这一概念指的是隐含在知识体系中的内容、技能发展、获取手段以及身份认同建构，这套知识与其他专门知识体系相对隔绝。

不唯英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提供专业博士学位；事实上，第一个教育学博士（EdD）项目是1921 年由哈佛大学创建的。在美国，获取专业博士学位通常发生于就职前，而非工作过程中。在澳大利亚，自20 世纪80 年代设立专业博士学位以来，已经经历了两代（Maxwell，2003）。第一代符合课程加论文的模式，以学术兴趣为主导。第二代的特征在于知识生产场所和性质的定位都有所转变（Seddon，2000），因此学术兴趣和对工作场所的关注是并存的。虽然本章的重点是英国的两种专业博士学位以及它们与各自工作场所和国家的关系，但这些问题与世界其他地区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也有着共通之处。(www.xing528.com)

最近，英国及其他地方已经采取行动，为博士学位的完成制定国家标准和正式程序（Quality Assurance Agency，1999），这给学位提供者带来了提高完成率的压力，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正如Cowan 所指出的，其结果是“博士项目的科层化日益增强，并且在教学顺序、教学关系中都出现了这种趋势；科层化是通过备忘录的形式进行的；知识的科层化也进入训练方法之中”（Cowan，1997：196）。除了这种日益增强的科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从大学向国家的转移，人们也愈发关注工具型知识的创造，并希望博士项目和博士学位的完成情况与感知到的经济需求，特别是专业实践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受到了多重力量的驱动：首先是处于市场中的大学，大学需要争夺数量有限的潜在生源（在博士生教育中增加有助于工作业务的（vocational）要素，扩大潜在申请者的数量）。其次是专门职业希望提高其专业发展形式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其从业许可的门槛，而这些需要大学的文凭授予。最后，政府决定在学科形式的知识和经济生产力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些驱动力量使得博士学习更具多样性，也导致准政府机构对程序（如果不是产出的话）施加了更为严密的控制。

然而，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博士学习的发展仅仅融入了专业博士学位的创造之中，那就会产生误导。伴随博士学习新形式的快速发展，哲学博士也进行了再创造和重构（Allen 等，2002）。事实上，哲学博士学习现在已开始融入重要的教学元素（例如，新型哲学博士，the New Route Ph.D.），因而它在教学形式上与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相似性。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区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它们二者在学生修习一系列需要评估的课程方面存在不同的要求，而这些课程构成了学习项目。专业博士学位既关注研究技能的培养，也关注他们真实感兴趣的领域。学生随后提交的论文比哲学博士论文要求的短一些，平均长度为5 万个单词。

本研究采用了多场所的案例研究设计，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对不同大学里的12 个专业博士项目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以收集有关教职人员和学生经历的素材。除了第一阶段对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访谈外，第二阶段还挑选了一些学生和毕业生，以探讨专业博士项目与他们的专业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阶段也对学生、毕业生的雇主及同事进行了访谈，以了解他们对项目的看法，了解他们如何看待项目对专业实践的贡献。接下来，本章将使用这些访谈摘录作为证据，来展示每个项目的构成方式、每个项目的影响及其对每个职业群体（occupational group）内部专门知识体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的目的是记录各院校为什么并且又以何种方式发展其专业博士学位（以便能够了解其特点），以及探究这些项目与专业实践和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的看法是，知识发展以及不同场所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化的（Bernstein，1997），这表明，在不同的职业中（occupation），不同类型的知识正在发展；此外，在不同的职业（occupation）中，专业授权（professional mandate）的运作方式也有所不同。

Freidson 指出了专门训练的三种类型：手艺人、技术人员与专业人士（Freidson，2001）。专业博士学位属于最后一类，他认为，这种专业的协同运作必然发生在专门化的学校或大学院系中。他接着论述道，作为专门职业的一部分，大学的院系，不仅仅招生、训练和为学生颁发文凭。在教学之外，大学院系在专门职业主张的管辖范围内，致力于其知识与技能体系的系统化、精细化以及扩展，这赋予了大学院系及其所属的专门职业具有保存甚至扩张其管辖范围的能力。（Freidson，2001：96）

这种在专门学校或大学院系中进行的高级专业训练的模式，对专业博士学位来说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已经提到，在专业博士学位课程上发展的知识类型，对不同的职业来说是不同的。此外，通过控制向更高级别的专门职业供应人才，学院围绕着专业博士学位建立劳动市场屏障的能力，在本章讨论的两个领域中均受到了限制。高级的专业学位（例如专业博士学位），为晋升和地位带来的益处颇为复杂，而且不同的专业群体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在英国像临床心理学这样的专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类型的心理学专业）需要持有专业博士证书才能进入，对于已经获得专业博士学位的资深从业者来说，其收益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在教育学领域，获得更高的专业学位，如EdD，几乎很少能带来直接的晋升和地位收益。事实上，对某些专门职业，政府已设法绕过大学授予的专业认证资格，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认证体系。在英国，学校校长就是例证，现在，他们被要求取得一个在大学之外被认可的资格证明。最后，专业培训既可以是职前培训，也可以是在职培训。虽然Freidson 的模式更适合前者而不是后者，但如果认为这意味着大学要为该专门职业做出相应的安排，那仍然是一种误解。当然，大学里的博士生学者必定有其自身的议题，这些议题不能被简单纳入专门职业所声称的管辖范围内。

本章提出了三个相互依赖的知识构建场所：知识最初得以开发的研究场所；该专门职业的成员获取知识的教学场所；以及这些知识得以应用的工作场所，虽然知识的开发、获取和应用并不仅仅在这些场所内进行。这些场所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工作场所的知识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特定的教学形式被使用，工作场所的知识对这些教学形式可能是什么产生影响，转而反馈到研究场所之中。同样，教学场所与研究场所之间也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研究场所总是随着新知识的发展，或新教学形式的发展，或新工作场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然而，国家对这三个场所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干预，这决定了该专门职业的自治程度。此外，由于这些场所在不同的专业或职业中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所以将知识发展理解为区域性的是合理的。这种理解表明知识的不同形式，这些知识在它们影响工作场所的过程中也得到发展，这种理解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