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社会的变迁，《曲靖史话》中的土司制度

曲靖是古僰人的故乡，古夜郎国和古滇国交汇的地方，她的发展历史是伴随着汉民族的迁入而展开。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在云南推行边郡制，在设郡置县的同时，实行羁縻政策，授予滇王金印，确立了其政治文化中的“以夷治夷”特征。但随着王朝势力的衰微，最后南来的汉民族“变服从俗”“以夏变夷”，变成“夷化”的汉人，而当地土著的夷人则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有一部分成为“汉化”的夷人。

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扶持夷化的大姓和汉化的渠帅治理南中，促成爨氏崛起。五百年间，爨氏雄霸南中，“开门节度，闭门天子”^[70]，依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直到隋唐时期的边州制，是“以夷治夷”政策在南中地区的成功实践。

唐天宝战争以后，南诏、大理国建立，云南出现长达500年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独立自治的局面。南诏血腥的民族大迁徙，彻底改变了曲靖夷汉杂居的社会结构，促成了滇东以乌蛮为主体的三十七部的崛起。曲靖当时被称为石城郡，是滇东三十七部的中心。一个个民风剽悍、骁勇善战的部族，既是行政区划，也是一支支能战能耕能牧的地方武装。几百年间，“大凡云南境内的兵事，三十七部往往起着重要作用”^[71]。虽然三十七部与南诏和大理国之间有盟誓与背叛、反抗与征战，三十七部之间也有兼并与重组、掠夺与蚕食，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使曲靖迎来了继爨氏统治南中之后第二个五百年的稳定时期，形成了曲靖以乌蛮为主体的民族部落文化，为元代土官的设置、土司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和天然的实践场所。

蒙元军队于公元1253年南下灭大理国，结束了自唐代天宝战争以来云南500多年相对独立的局面。元朝统一云南后，汲取唐宋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云南的统治，保卫边疆的稳定。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立云南行中书省”^[72]，行省之下设置路、府、州、县，任命流官进行统治；在“蛮夷”聚居区，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土知州等，任命当地的农奴主和奴隶主担任“管土管民”的土官，并准许世袭，开启了云南土司制度的先河。

至元十三年（1276），改中路总管府为曲靖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改曲靖路总管府为曲靖路宣抚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改曲靖路宣抚司为曲靖路宣慰司管军民万户府，任用土官，在曲靖实行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特点，一是土官由臣服于封建王朝的少数民族（或土著）中的上层贵族担任，一旦受任命，则可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可世袭，具有一定独立性；二是土官隶属于同区域内高一级的流官，或同级的流官；三是土司除向所在地区交纳赋税及派差役外，每年还得向朝廷入贡土特产；四是土司管理下的土兵，平时保境安民，有大战事，服从朝廷征调，出征打仗。

1382年，明朝统一云南后，继续实行土司制度，先后在曲靖设置的土司分别有东川土府（驻会泽），禄氏世袭土司；沾益土州（驻宣威），安氏世袭土知州；平夷卫（驻富源）龙氏世袭土官；陆良州资氏世袭土官；马龙州安氏世袭土官；罗雄州普氏世袭土官；越州海氏世袭土官等。

土司制度实行之初，土司酋长管理其地方较易为本民族接受，有利于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方面，由于一切耕地、水源山林都为土司所有，农奴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土司，在经济上受到严重剥削，阻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土司制度带有浓厚的割据性，对中央政权构成较大的威胁。

明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消除封建农奴制经济和清除土司的割据势力，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一是废除土官，设立流官；二是增设流官保留土官；三是土流兼治，即由土官掌印，流官佐职。曲靖由于元梁王长期割据滇东，致使土司权势较大，奴隶制根深蒂固。所以曲靖府在明初“改土归流”时设了流官，但所属各县（州）则大多数并没有“归流”，还是土官掌权。如越州知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增派了流官，但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才正式废除土官；明初就设立流官的亦佐县（今富源），到明宣德二年（1427）才改设流官知县；沾益州（宣威县）宣德二年（1427）改设流官知州；师宗州成化十二年（1476）改设流官知州；马龙州弘治七年（1494）改设流官知州。流官进入，但土官并没有被废除，实行的是土流并治的格局。(www.xing528.com)

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遭到了封建农奴主的顽强抵制，虽一度强制推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后来明王朝“顺夷情，以续绝世”政策的实行，导致封建农奴制的重新抬头。曲靖府所属各州县的土司也乘时进行割据，改土归流政策流产。

康熙三十八年（1699），“禄氏献土”^[73]，清王朝开始在东川（会泽）土知府设流官。康熙三十九年（1700），东川土知府病故，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在雍正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清政府将隶属于四川管辖342年的东川府划归云南管辖，并清理丈量土地，按则定赋，实行了东川府田赋的正规化，并在东川府的巧家营置会泽县。鄂尔泰逮捕沾益土知州安于藩，迁置于江南，另行委派流官管理沾益。雍正五年（1727），裁撤沾益土知州，改设宣威州与沾益州分隶。原土司安于藩所属各营火地自高坡顶以南归沾益，以北属宣威。雍正六年（1728），将会泽县治所由巧家迁东川，实行府、县同城。

雍正八年（1730），鲁甸土官禄氏发动叛乱，会泽土府响应，继之而起，近城十三村，六营长及九伙目皆反。云贵总督鄂尔泰派兵进驻东川，尽革东川六营土目，参与反叛的土目一网打尽，其妻室子女，解往京城发落，田产变卖归公。常为土目从事文书的矿工及其主要头目49人，被解往省城，于雍正九年（1731）四月二十一日在南校场处决。土府势力被彻底打垮，曲靖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才得于实施。

元代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设云南诸路儒学提举司，在各路府州县建立孔子庙，设置学舍，每年春秋祭礼孔子，汉文化落地生根，汉族落籍云南，改变了元以前“以夏变夷”“变服从俗”的局面，推动了云南文化与中原的一体化。

从分封土司到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的深刻变革。明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成为“改土归流”的前驱，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局面。流官制的确立，完成了对曲靖、云南“以夷治夷”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

清代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伴随着汛塘制度的实施，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曲靖，“把那些原来属于土司夷酋的模糊领地，逐渐变成由国家管理的清晰行政建制、朝廷命官统领的稳定社会区域”^[74]，使曲靖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都归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极大地推动了曲靖社会变革和经济的发展。

土司制度始于元，完善于明清，于民国消亡。由于土司制度沿续了千余年，影响深远，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土司文化”。

元明清三代，云南土司一百五十家，滇东北最为久远、最为剽悍、最为盘根错节。今天，依然屹立在滇东大地上的亦佐县衙衙署；陆良板桥旧州土司城，陆良小堡子蒙古王子城、陆良大莫古资氏土司衙府旧址；麒麟三宝南城村龙海、阿资父子越州土城遗址，越州水城村海土司衙门遗址、海寨林场海土司城遗址，越州潦浒村海土司曲靖、陆良、马龙、沾益四县联防司令部旧址；沾益州州治河东营土官衙署遗址、沾益菱角卜嘎安殿臣土司墓等土司城堡遗址、土司府（俗称土司衙门）、土司墓等，是曲靖土司制度的重要遗存，也是曲靖土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