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空期间，人员禁止出行。而商店也受空袭影响，人员为躲避空袭白天几乎全部关闭，往往在傍晚时才开业，因而对旅客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旅客要求服务员替自己购买食物会遭到拒绝。“‘那么，你给我到外头买些点心回来吧。’ 我这么样对他说。他也决然地回答我道：‘那也没有呀，先生！人都往城外躲飞机去了，商店都不开门哪！’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来时所见一切店户，都是关闭着门了。我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往门外走去。我未到西安之前，已微闻西安马路上有许多防空壕，有些可通出城外的。我的下意识，是上马路找防空壕去。刚跨出门，被警察厉声喝住：‘不准走！往里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西安一拉出第一次警报，马路上就绝对禁止通行。”[30]
1938年3月1日，端木蕻良、萧红和聂绀弩随丁玲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演出，在排练过程中，3月13日和14日，日寇飞机侵袭了西安，并在14日的西安西郊投弹。当时西北战地服务团居住在城北梁府街一带，西安梁府街一带民众“跑警报”的方向是北城墙，北城墙上挖有洞，可以防空袭。有地下防空洞的，就下地下防空洞。塞克回忆：“空袭警报来了就下防空洞，解除警报就出来还排戏，演员拿着剧本下防空洞里背台词。”[31]
1938年11月23日，日机20架次轰炸西安城关，时恰值穆斯林开斋节日。“轰然一声，屋瓦纷飞，梁栋倾圮，血肉模糊，呻吟哀楚，而我若干忠实穆民遂作敌机炸弹下之牺牲者矣。经调查，伤亡百余人，尤以化觉寺寄居之义民为最，千里流亡，遽遭厄运，惨死他乡，明月秋风，谁人凭吊，矣可哀已。”[32]
在西安市旅行途中，游客喻血轮所乘小汽车受到日军飞机的追逐，情况十分危险。“距城仅二十里，十分钟可达，方公因急欲归，遂开车行，将入东关外大街，敌机数架掩至，瞬息即在顶上，似方追击吾人汽车，司机急开足马力，驶入城门楼下，敌机机枪声与城头高射炮声响成一片。”[33]
日军轰炸对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商铺白天和上午不敢开门营业。“路上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店门上一律贴着，‘下午五时开市’或‘下午五时照常营业’ 等字条。沿马路随处看到塌倒了的、焚毁了的店铺，有些已经挖掘了，有些还没有挖掘，一片瓦砾颓垣，堆在那里。那种萧条悲惨的景象，森森然使自己寒心。”[34]
日军轰炸对西安市的一些景观也造成破坏。“十二月六日，星期六，晴。早七时半，又发警报，敌机四架，侵入西安郊外，在乡间投弹后逸去。下午无警报，余以独居无聊，乃步至莲湖公园游览。公园在城西北隅大莲花池街，原为明季秦藩王妃放生池，引通济渠水注之，中植莲花甚茂，嗣以年久失修，渠塞水涸。清康熙七年，巡抚贾汉复濬渠池，植以莲花，遂名莲花池。池旁有莲花庵，元庆寺，莲花寺，为清雍正元年重修，民元辟园之东北部为体育场，为群众集会之所，旋废，民十重加修葺，渐复旧观。冯玉祥督陕时，毁寺改为公园，二十年又加整顿，引水植木，积土为邱，更名为莲湖公园，茅亭水榭，颇饶花木之胜，每夕阳西下时，游人甚众。但抗战后，情景稍衰，园内建筑，尝遭敌机扫射，墙壁上弹痕累累焉。西安城内，尚有一建国公园，凿池筑榭，略具规模，另有一革命公园，占地甚广，然除阵亡将士墓及纪念碑外，荒芜不堪。”[35](www.xing528.com)
从以上材料来看，日军的空袭不仅给西安市民造成重大的牺牲和财产损失，也对西安的旅游业造成巨大影响。
（四）轰炸造成的疏散与大学内迁旅行
由于我方防空力量落后，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反击日机的狂轰滥炸，防空疏散成了减少敌机轰炸伤亡和损失的最有效措施。疏散对象包括居民、机关、学校、商铺和厂矿企业。自日机轰炸陕西之始，陕西防空管理机构即号召城镇居民向农村疏散。1938年3月，日机对陕西城市的狂炸，更加迫使其疏散。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秋起，陕西省教育厅即命令市区所有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中学、师范学校师生，一律迁至外县偏远安全地点上课，小学在必要时可以停办。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西安非常时期疏散建设委员会”成立，统筹部署防空疏散工作。因此，西安临时大学被迫迁往陕西城固，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生经宝鸡至汉中，翻越秦岭，成为中国抗战大学内迁中的一道风景。
“过秦岭时，适值雨，尚未放晴，道路泥泞，行路艰难，乃觅取捷径，努力攀登，但翻过一岭又逢一岭，重峦叠嶂，层出不穷，是以秦岭，伟大磅礴，沿途翠峰披雪，白石枕流，景致幽美，随山旋转，随时变换而云雾间迷，人如行于雾上。雾随人移，距离稍远，即时隐时现。酒奠梁较众岭为低，而道路难行过之。公路修筑，较秦岭盘旋尤多，汽车迂回公路，似不若人行小道之捷，故同行中有与当时所遇汽车争先者，汽车与人，旋合旋离，互呼互应，历若干次而后已。此次行军全程，自宝鸡至汉中，共二百五十五公里，费时约十二天，同行职教员学生，除极少数因公或疾病搭乘汽车或大车外，其余始终步旅行，至堪纪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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