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的影响与反映

西安事变爆发后，“兵谏”行动不可避免地对陕西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其影响的具体情况以及陕西社会的反映一直以来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陕西邮政管理局的档案记载了西安事变爆发后陕西社会的实际状况，兹以西安事变前后陕西邮政储金汇兑业务为例：

表2　存折储蓄交易统计表（单位：元）

续表2

资料来源：《陕西邮政月报》（1936年9月、11月，1937年1月、3月、5月），陕西邮政管理局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通过西安事变前后陕西邮政月报的数据分析，从当年9月到次年5月陕西邮政储蓄业务总体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月底结余均在六十万七千余元到六十五万九千余元之间。如果具体到事变爆发的当月，变化就比较明显了。西安事变当月，陕西邮政存取款总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月均水平，说明事变在短期内引起了陕西社会一定程度的紧张。1937年1月储蓄结余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尽管有农历春节即将来临的部分影响^[30]，但主要还是陕西社会对西安事变后能否实现稳定的担忧，事变对社会局面和经济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陕西邮政月报除开数据统计外，还有英文的文字分析。兹抄录1936年12月的月报如下：

Monthly Report for December，1936

A:Surprising Inspections of Savings Pass Books.

(vide attached list)

B:Comments on Tables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e transactions in remittances and savings show a general drop after the 12th December，1936，owing to difficulties in movement of funds.Business is carried on with restriction to small amounts.

C:General.

The situations are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dark and gloomy and may last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从1936年12月的月报内容来看，12月12号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市面资金流动困难，邮政储蓄和汇款出现了普遍的下降，业务也因此持续限制到了很小的规模”。当月的月报还记载：“很多人认为局势将会不太乐观，并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31]这是邮政月报中首次对西安事变进行介绍的内容，由于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后局势仍很复杂，陕西邮政管理局对西安事变的描述也极为简略，全文未出现“事变”“政变”等英文单词，对当月内容的介绍也十分隐晦。陕西邮政月报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反映出陕西社会对事变的爆发和和平解决后的善后工作仍充满忧虑。(www.xing528.com)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事变带来的冲击仍然存在。兹抄录1937年1月的邮政月报如下：

Monthly Report for February，1937

A:Surprising Inspections of Savings Pass Books.

(vide attached list)

B:Comments on Tables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e tables show a general increase in receipts as compered with the last month as the transactions return to the normal scale after the period of coup in this province.

C:General.

The Lung Hai railway traffice resumed on the 8th February then the revival of trades followed.The financial results of this month include but 20 days in normal conditions at the Head Office and 10 days at the sub-ordinate establishments.Better results are expected in the coming months.

1937年1月的陕西邮政月报记载：“由于政变导致的局势紧张，邮政服务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否则在阳历和农历新年之际，往年都会带来良好的收入。”结合邮政储金汇兑业务来看，当月确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少。尽管西安事变后，陕西政治局势出现了紧张的情况，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社会经济，但“这样的货币和交易服务的业绩仍然是类似局势动荡期间的最高纪录了。铁路、航空、公里和银行管理部门全部停工，只有邮政业务还在继续”。^[32]邮政月报的历史记载，也客观反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局势虽仍然很紧张，但民众日常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的冲击到1937年2月基本结束，陕西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当月的月报记载：“2月8日陇海铁路恢复通车，贸易开始恢复。本月邮政总局的财务业绩有20天恢复了正常，各地分局的财务业绩也有10～15天恢复了正常”。当月的统计表格也显示西安事变之后，2月的邮政交易就回复到了正常水平，“同上月相比业务收入也普遍增加”。^[33]陕西邮政管理局还乐观地认为，接下来的3月情况会更好。实际上3月的邮政月报情况确实有了明显好转，“对比二月份的报告，随着这个省局势的改善，带来包裹和汇款业务的显著增长，存款业务也回复到了正常”。与1937年2月相比，3月陕西邮政局的收入增长了大约40%，分局和邮政所的收入增长了大约80%，“全月发出的所有汇票的总额累计达到了1335658.23元，相比之下上个月累计是932211.96元，同时去年同期仅有766820.90元。邮政储蓄的异地取款总计9899.42元，儿童储蓄收入大约是上个月数字的三倍”。^[34]透过邮政业务的增长水平，从一个侧面说明到1937年3月陕西商业经济基本恢复到了西安事变之前，市场也在持续增长。正因为这是一场反映国内时局变化和民众意愿的爱国“兵谏”，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之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它对陕西社会经济虽然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但时间比较短暂。

西安事变的善后比事变本身更为复杂，陕西邮政管理局档案对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也有记载。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就将事变定性为“背叛党国”，此后不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蒋介石本人对事变的定性于此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既然是“毁法荡纪”^[35]，政治上的惩戒和军事上的讨伐就不可避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不仅很快拒绝释放张学良，“绝对不能让张学良回陕甘造成半独立局面”^[36]，也无法接受西安方面此时一再宣布的将中央军全部撤出西北，即实际要求张、杨主导陕甘的政治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际只明确解决了蒋介石的扣、放问题，并不代表发动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能全身而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制随即而来。一般认为，蒋介石在回南京后曾一度考虑政治解决事变问题，并释放张学良，直到12月29日，蒋介石才在日记中下定决心不放张学良回西安，“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但从陕西邮政管理局文献来看，早在事变和平解决之际，蒋介石军事解决西安方面，并将中央军主力向陕甘的调动就已开始筹划。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邮政管理局因邮件大量积压，遂向河南铁路部门询问复运时间，12月28日河南铁路部门复函告知：“军运浩繁，该路现有一百四十五列兵车待运。”^[37]尽管当时估计陇海线一二日内即可通车，但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计划大规模调往陕甘地区，车辆之缺乏即可想见，积压的邮件仍无法及时转运。如此庞大且提前的军运准备，说明蒋介石于事变后抓住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和时机，在1937年1月5日正式宣布“陕甘人事任免军队换防的整理办法”^[38]之前，已准备调动中央军主力进入陕甘地区，西安方面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在蒋介石已经筹划军事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问题的背景下，尽管他也曾考虑将张学良“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西安事变在善后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除采取直接军事进驻陕甘的办法外，还通过分散调离的方式削弱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陕西邮政管理局在5月份的月报中提及：“政变之后这个省的政治局势在变化，东北军将被调往河南、江苏和安徽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最终被扣留管束。二二事变后，虽然东北军出现了严重的内乱，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南京国民政府为彻底解决参与“兵谏”的东北军力量，1937年3月开始将其拆散调往豫皖等省，由此导致陕西邮政业务出现了明显变化。陕西邮政管理局5月份月报记载，东北军“家属或者前往北平，或者留在这里。因此导致陕西邮政汇款减少，兑款增加”。^[39]随着东北军主力陆续调遣，东北军家属不得不在邮局兑款以备所需。

陕西邮政管理局有关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事变后陕西社会紧张的政治空气，以及“兵谏”对陕西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局势走向仍不明朗，能否“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40]，还有赖于复杂的善后工作和政治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