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风潮：华侨与绅商共同参与保路运动

粤汉铁路收回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合兴公司勒索的“赎款”，一时筹措不及，不得不向英国汇丰银行暂借，接受聘用英国工程师和准许英国日后有贷款的优先权等条件。这样，又给外国资本的再次渗透打开了缺口。所以事过不久，英、德、日等国就向张之洞提出，愿意为修筑粤汉铁路提供贷款。1909年3月，张之洞与德华银行订立了三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不久，英国和法国加入，组成了由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参加的三国银行团，6月与张之洞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即湖广铁路借款），共计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美国也在1910年5月加入这项借款，三国银行团变成了四国银行团，决定对湖广铁路贷款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各出四分之一，并要求清政府迅速予以批准，签订正式合同。

名为借款筑路，实则出卖路权。所以，自从张之洞酝酿借款开始，两湖绅民议论纷纷，一致反对。1909年6月，湖南留日学生集会商议拒款方策，决定创刊《湘路警钟》杂志，以“专拟救济路权，监督路权，以达完全商办”为宗旨，旅居外省的湖南人先后致电军机处、邮传部、湖广总督和湘路公司，力拒借款。在上海和南京的湖南绅商，还分别组织“湘路保存会”和“保路协会”。湖南咨议局初选议员八百二十人也致函张之洞、邮传部和宪政编查馆，坚决表示反对铁路借款，决不承认。同时，为了证明湖南人能够自筑铁路，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长沙路段于8月26日正式开工。

湖北人民拒借外债也非常激烈。湖北留日学生写信给湖北谘议局和汉口商会，要他们一定坚持商办，并派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国，进行广泛联络。11月，湖北铁路协会成立以后，多次召开讲演会，并派遣代表张伯烈、刘心源、宓昌墀等晋京请愿，在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宅一连数日，不饮不食，终于迫使邮传部在1910年3月24日正式批准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牵动人心的路事问题

英、法、德、美为了掠取中国的路权，蛮横地阻止清政府将粤汉与川汉铁路准归商办。1910年11月26日，四国公使照会清朝外务部，催促将借款事宜“从速了结”。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即颁发谕旨，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从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⁵⁾5月18日，清政府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将这两条干路“收归国有”。两天之后，就同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满足了四国的各项要求。

清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绅民的极大义愤。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散发传单，指出粤汉铁路是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湖南人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部操在外国侵略者手中，若不全力收回，后患不堪设想。第二天，各界在长沙教育总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实力进行，并决定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5月16日，株洲到长沙一带的万余名铁路工人停工进城，“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⁶⁾杨文鼎为了摆脱困境，勉为上奏，遭到清廷严旨申斥。全省绅民更加愤激，从6月16日起，数十所学校一律罢课。官府令各校监督召集上课，并派军警侦探日夜巡逻，也无济于事。咨议局推派左学谦和周广询为代表，再次赴京请愿，恰遇四川省的请愿代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押解回籍。蒲殿俊对左学谦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⁷⁾左学谦回到湖南，传达耳闻目睹的情况，各界便暗中增组机关，革命活动也在秘密进行。(www.xing528.com)

5月11日，湖北咨议局刊发传单，在四官殿铁路公司召集军商学界开会，讨论拒款问题，到会者一千多人。议员演说路政损失的利害，听者无不悲愤交集。留日学生江元吉争路异常坚决，有一次在演讲台上竟用快刀割下自己左膀上的一块肉，在一块白布上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⁸⁾十六个大字。它被制成铜版，在全国各报登载。在湖北各界为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入京拒款争路饯别时，有人公然提出：“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不如推翻腐败政府。”⁽⁹⁾听者为之热烈鼓掌。尽管湖广总督瑞澂严禁集会，仍常有人发表关于路政国债的言辞激烈的演说。革命党人詹大悲和何海鸣分别在《大江报》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与《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为保路斗争呐喊助威。瑞澂阅后大怒，立即下令把詹、何两人拘捕，《大江报》被封闭。据当时的《时报》记载，川汉铁路宜昌地区股东由于索回原交股本，与该处公司发生冲突。宜昌知府派兵镇压，股东们便召集农民二千多人执械抗拒，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全属商股经办，股东又以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占多数，所以参加保路运动的不仅有广东的绅商，而且有许多爱国华侨。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定万众一心，保持商办的局面。两广总督张鸣岐胆战心惊，急忙致电清廷，要赶快解决收股办法。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起来了。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约有两千余人参加的大会，决定组织“保路同志会”，设参事会，由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伦为副会长。大会发表宣言，揭露借款合同出卖路权的实质，号召人们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据死力争。会后，还派人到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不到十天，会员就超过十万人，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市民纷纷投入运动，连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加入了斗争行列。清政府嫌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软弱无力，急忙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到成都接署四川总督，命令他对保路运动严行弹压，又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四川人民对此更是怒不可遏。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保路同志会决定罢市、罢课。成都全城首先响应，几天之内，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府县乡镇，一律闭户。从9月1日开始，全省出现了一系列的抗捐抗税和抗粮斗争，提出不纳丁粮、不交捐税。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有人甚至说：“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一窝蜂。一家有事，百家齐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快，砍不完七千万人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¹⁰⁾同盟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陈孔白等看到这种情况，认为革命时机已到来了。8月4日，就邀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重义、孙泽沛、张达三等人在资州罗家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从而使四川的保路运动发生了很大转折。

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这是因为，在川路的股本里，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是租股，征收的对象不仅有地主，而且有自耕农和佃农，所以川路的得失，与全省七千万人民息息相关。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同盟会员又利用保路斗争做了不少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四川的保路运动不断向武装反清的方向发展，已势不可挡了。